必修4 第四单元备课人：李老师
备课资料
一、后人写苏武的诗 1.
苏 武
李 白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 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 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2.
苏武庙
温庭筠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二、关于苏武的气节问题
苏武牧羊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生动故事之一。西汉前期，匈奴族且鞮侯单于，主动送回被扣在漠北的汉朝使臣，以示和好。汉武帝遂派中郎将苏武率团出使匈奴。当苏武完成使命即将返回时，祸起萧墙：缑王乘单于出猎之机，密谋杀害重臣卫律，劫持单于之母附汉，结果事败。苏武因其副手参与此事而受牵连。单于命卫律刑讯苏武一行。苏武担心属下贪生怕死，愧对家国，便慷慨陈词，激励众人：“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然后拔出佩刀自刎，以明心志。卫律见状大惊，速召巫医救治，后又以高官厚禄诱降。苏武对卫律变节求荣的行径痛加斥责：“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无奈，将苏武的表现如实上报。单于下令押送苏武去北海牧羊，佯称待公羊产下羔羊就放他南归，妄图迫其俯首就范。苏武身在异乡，但心向汉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直到汉昭帝初年，苏武才得以归汉。不辱使命的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以上所举的苏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他们的典型，也是万世流芳的楷模。他们的志节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论中国古代的气节与信念》
三、有关《汉书》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必修4 第四单元备课人：李老师
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亦有类似叙述：“日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视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在前，见而目之。弄儿走且啼曰：“翁怒。”上谓日：“何怒吾儿为？”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
汉武帝视金日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并不因为弄儿受到天子的宠爱而放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金日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代。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也经常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摘自《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