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兴先生有感
辛亥革命是一场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动。而今人纪念辛亥革命，多是纪念孙中山。对其他有功的一批战友，特别是曾和他平起平坐，凡遇大事、每与之联电、联函、被时人并称的黄兴，压得过低，低到只能承担“路线错误”责任，低到历史教科书仅见或不见，低到后来的年轻人甚至不知其为何人的地步。
就在孙中山逝世的1925年，曾留学日本、亲身参与并目击辛亥革命和往后政坛、史坛风云变幻的鲁迅先生不无疑惑地说：“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只有十四年。”
造成上述局面，有多方面因素。最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特别是现实政治原因，个人的“自我包装”也产生了一定的效应。除此之外尚有：
主勋变故。一些开国元勋，或英年早逝，如黄兴、蔡锷、邹容、陈天华、赵声„„或惨遭毒手，如宋教仁、秋瑾、杨衢云、吴禄贞、陶成章、张振武„„或秉“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清高超然态度，作了进绵山中的介子推，如谭人凤、李燮和„„而某些人因不必或很少亲临战阵，硕果幸存，致使打天下与坐天下部分分离。
后继者打扮历史。在上者：以衣钵真传自命，虔诚门徒自诩，排斥异己，放逐功臣，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在下者：扭曲的政治氛围长期使一些历史学家不敢秉笔直书；有的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有的思想僵化，以讹传讹„„
由此可见，要把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把当时的一切人和事，都放到理性的思辩台前，在充分发掘、比较、考证各种史料真伪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
孙中山的《有志竟成》一文，主要追述了他自个从1885年起30余年来的人生历程，“以励来者”。
文章开宗明义说自己是个“先知先觉者”，为了证实，乃“追求革命原起”，自称：“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他何时开始“立志”呢？文中是这么说的：“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为什么偌大中国，从1885年到1905年的20来年间，“几为”他“一人之革命”？细察，孙写作此文时已是1918年，党内“造神”已成气候，孙也身不由己地“自我包装”起来。本来他不太知历史，这也难怪。他10岁入塾读书，12岁（1878年）即随母亲去了檀香山，从此读的是洋书，学的是医学。这段时间出现的以百计、千计的民族先烈、民族英豪如谭嗣同、朱红灯、唐才常、黄兴、宋教仁、严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朱执信、廖仲凯等一大批叱咤历史舞台人物，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在“造神”运动的推动下，也就自然忽视了1894年他参与创建、起初由杨衢云担任领袖的兴中会和会中同仁；也自然忽视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会、支那亡国纪念会、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
为了适应“造神”要求，孙把“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立志”“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时间定在1885年，似乎有点欠思考。因为，如果是这样，他自此之后的许多事情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兴中会的誓词：“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现在已普遍认断，在1894年创立时并没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概念，而是在“稍晚些才形成”并见诸文字的。更别说此前10 年多以前的所谓“立志”的事体了。又假如我们承认孙自己所说的，早在1885年就有“倾覆”、“创建”之大志，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10年后的1894年，他为什么还要仆仆风尘北上，找门路，通关节，上书拜求李鸿章，“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
所以我认为黄兴先生是一位辛亥革命时期不可多得的实干家. 国贸1005 31 钟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