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中的悲剧人物
摘要
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坛闯将，曾以描写血性和暴力见长，他的先锋小说也曾经被看作是当代中国最生动地体现了“世纪末精神”的作品。余华的小说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手法直面描写生活中最丑陋而远离理性的区域，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且对当代文学共鸣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本文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小说为例，来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悲剧人物以及深刻的个人、文化、社会原因的影响。 关键词 余华、小说、悲剧人物
无论是第一次还是已读过余华的作品的人，第一印象就是：作者余华本人可能是一个思想消极阴暗，有着对社会愤世嫉俗的心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人。他喜好揭露人类的劣根性的一面，喜欢把人类的那种愚昧、无知、野蛮、粗鲁以及肮脏的一面淋于纸上，并且喜欢把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的结局都要安排成一种悲剧或带上悲剧的色彩，源引一位作家的话说：“余华在用文字制造疼痛”。
一、余华小说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即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
余华小说的悲剧意识则主要表现在：
1、对人性的探索。其中体现在对“恶”饿极度渲染和夸张，对人性的深刻揭露。
2、对命运无常和苦难的描写。
3、对死亡的描写。很多伟大的作品很难不触及死亡，大量的死亡事件充斥在余华早期暴力血腥的作品中。
二、余华小说的悲剧人物
（一）、悲剧男性
《活着》，深刻的勾画出富贵的生活随着家庭、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余华曾说：福贵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于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年轻时的福贵承袭了其父的恶劣遗风，败尽万贯家财。苦难和兄弟一样紧随着他。气死了父亲，病死了母亲，接着儿子有庆在医院因抽血过多而丧命，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而死，再是妻子家珍积劳成疾，女婿二喜遇难横死，小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一个个亲人离他而去，而他却活着。或许他身边的这三个女人成了他活着的支柱。
《兄弟》，以少年视角展示了*中人性的扭曲。宋凡平在文本中是道德完美的化身，有着善良及正义的品德，独立及尊严的人格。即使是罹难时的痛楚与绝望，对李兰的爱让他成为负载完美人性最光华的人物，衬托出*时期人性的肮脏与邪恶。宋钢，善良孝顺却简单狭隘，为了妻子能做出一切即使是撕掉男人的尊严做丰胸手术卖丰乳霜。是一种缺乏独立理性的爱，显得脆弱苍白。与兄弟断绝情谊，将自己的生存意志交给林红支配，因为林红的背叛，出于一份挚爱，选择卧轨自杀。小人物的生活，铺开了*时期暴虐的客观事实，突出了人物和时代残暴的极端性。
《许三观卖血记》不仅是一个“为自己，为儿女，承担着庄严生活的小人物构成的历史”，更是一个包含余华精神历程的隐喻。文本中主线当然是许三观卖血，但文辞中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卖血的苦难——“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许三观更可贵的却是他客观的态度。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艰辛的人，被生活折腾了近一生，始终笼罩着一丝悲凉的色彩。吃炒猪肝喝黄酒成了他最幸福的时刻。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却是一个家的的顶梁柱。把自己的一切给了许玉兰和一乐，他的悲凉是我们这些没有感受过大风大浪的人所不能体会到的。但是他却自己一人撑起了所有的一切，他用他的血养起了整个家。
（二）女性形象 《活着》中的家珍和《兄弟》中的李兰，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更为隐秘：在福贵眼中家珍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温顺听话、忍辱负重、勤劳能干、守身如玉（直到死从没人对她飞长流短），她完全符合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也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规范的要求；李兰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与志同道合、高大英俊的宋凡平组成美满的家庭。然而在宋凡平为了她付出生命之后，她为了丈夫七年没有洗过头，这样的行为正暗合了封建社会女性为夫守节的传统要求。对爱情忠贞，为丈夫守节正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和最大希望，作者让李兰用这样的举动来彰显她对爱情的忠诚和对爱人的怀念，正是余华对女性的想象与要求，是余华内心需要的直接反映。
家珍和李兰是小说的叙述者和作者合谋制造的女性镜像，她们在被男性从男性视角进行人为叙述和书写的同时，已经成为男性理想的投射物和象征体，她们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就在男性叙述者和作者共同赠予的“好女人”的牌坊下，被干净地涂抹去，而她们在这个“美丽的标签”下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苦难反而有了些许心安理得。
除此之外，富贵的女儿凤霞因难产而死；大胆表露爱意追求幸福的林红，却背叛了宋钢成了丈夫兄弟的情人，在宋刚死后抛弃情爱，最终成了红灯区老板。
余华笔下的女性，多数都是为身边的男性付出无意义的牺牲和无价值的毁灭，是一种女性化的爱。既是女性弱势群体自身的一种文化选择，更是男性强势文化对女性心理的一种硬性灌输和强迫塑造。迎合了男权意识和男性心理，让女性无限的承担苦难和不幸，从而减轻男人生存压力和生活痛苦，送给女性“好女人”的奖章，让他们在男权社会中心甘情愿得俯首称臣，被遗忘。
三、悲剧人物形成的原因
凡是出现和产生，肯定有一定的时代或是自身的原因，作家的写作也不例外，余华作品中浓郁的悲剧意识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其成长经历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童年生活以及成长中的经历
余华1960年4月出生于浙江杭州，在他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海盐，便度过了人生三十多年的时光。余华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童年的他因为父母上班没时间照看便经常把他和哥哥锁在家里。他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窗外石板铺成的大街和远处的田野里耕作的农民。从小在医院长大的缘故，见惯了医院里血肉模糊的情景与病人在面对亲人死亡哀嚎痛哭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难免刻下印迹，或许也左右了他以后在文学写作道路上的思想。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
①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余华童年时，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常常在炎热的夏天独自一人跑进里面乘凉。那时的余华几乎听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哭声，时间长了，面对亡者亲属的哭声，他渐渐失去了常人的恐惧与震撼，以至于竟然“觉得那已经不是哭泣了，它们是那么的漫长持久，那么的感动人心，哭声里充
②满了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另外余华在从事写作以前是一名国家医院的牙医，见惯了各种痛苦的人。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对痛苦与灾难的习以为常成就了他作品中悲剧意识的自然流露，无须任何的雕饰与做作，总是水到渠成。
（二）性格潜在的悲剧意识与时代背景
如果说童年的生活经历是对余华创作无法避免的客观因素，性格潜在的悲剧意识与时代背景对于余华创作的影响则是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的结合。 余华是真实的经历过*，虽然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只会听从哥哥指挥的小孩，可是对于*的印象却依然记忆犹新，据余华回忆那段经历时说：“*开始后，他玩耍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可是这草棚搭起来没多久就被他和哥哥的一次消防队救火上午游戏中烧掉了。”
在“*”中成长起来的余华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语言暴力，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可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生活中的信任破灭。这或许就使余华产生了一种认识，即暴力是惟一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暴力便与悲剧是息息相关。
（三）阅读及其他作家的影响
当然，童年经历和儿时记忆决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迷恋悲剧小说的全部原因。余华的创作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他作家，还与他的阅读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余华主要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在这些外国作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国作家中，则只有鲁迅一人。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力叙述的慢镜头特写和鲁迅的冷峻笔法使余华在进入血腥的暴力世界时，能够不动声色游刃有余。
余华在阅读了无数的书籍后从作家和作品中吸取了精华丰富了他的思想和写作思路，感受到了生活与人生中的悲剧，写出了许多悲剧性很强的作品，同时他也被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影响着不得不去感受自己用文字制造的痛疼，感受疼痛又超越疼痛。
余华笔下的人物就像是一群皮影人偶，黑暗与光明的舞台成了时代的象征，以不同的姿态默默行进。而余华作品较高的文学价值在于不断营构具有独特意义的写作空间，就悲剧这个角度，在不同时期，作家在内容上的书写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当代文坛有关悲剧性的探索中，余华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书目：
1、①、②余华《医院里的童年》 http://blog.sina.com.cn/yuhua
2、《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兄弟》，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4、《活着》，余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