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传媒变局与深度报道构成的互动关系，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并进而探讨中国深度报道及传媒发展的未来空间。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认为新闻观念的质变是引发传媒变局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传媒变局、深度报道、观念。
当今传媒面临着进入市场、重新“洗牌”的新形势。面对如此剧烈的传媒变局，新闻报道如果只是在单向度的传统思维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细化，如在新闻主题的提炼、文体的创新、表达的新颖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传媒变局的“战略思考”带来的思维转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为多个层面：它既有对新闻媒介生存法则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媒介功能的新的诠释，当然还涉及到新闻媒介如何反映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等操作性问题。后者尽管在传媒视野中属于战术性问题，但“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传媒赖以立足的新闻报道本身缺乏影响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洗牌”、竞争中全盘皆输。
喻国明教授在谈及“未来我国传播领域受众需求的三大趋势”时指出：“媒体，尤其是试图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或特定领域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诀就在于‘随动’——伴随这一主流社会人群的转移而转移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定位，力争成为服务于现阶段社会或某一特定领域内主流人群的传播媒介，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①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传媒业发展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事实也是如此，主流媒体的制胜“法宝”恰恰在于媒体在与目标受众的“随动”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适合于主流人群的资讯和观念，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这一切，从报道模式看，传统的客观报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资讯，已不足以满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资讯诉求，而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一代报道模式，恰恰与现代思维方式之变化构成一种深度契合和互动，满足了目标受众之需，从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主流新闻”。
一、我国传媒业观念形态的嬗变
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化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②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对2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变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对于上述传媒变局，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我看来，推动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关键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迁。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③新闻媒介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双“无形之手”的影响。
二是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双向制约，但同时也可能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分离的，新闻媒介也出现了传播“偏向”，因此受众因素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的新闻受众无法从新闻媒介获知信息，而只能转而从其他渠道寻找资讯和思想来源。这种传、受之间的断裂，必然使新闻媒介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难以担当起舆论“公器”的职责。表层地看，从90年代初开始，新闻传媒逐渐找回“受众”意识，并在结构与选择内容的标准上首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移，而究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介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压力，并且调整了传播关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两端的平衡点。尽管在实现过程中“失衡”现象经常存在，也难免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
三是新闻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国情和特点，许多现象往往不是经典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新闻媒介的嬗变也能印证这个判断。自然，人们不能否认理论对具有实践的指导乃至引领作用，但就我国新闻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时，而某种现象却已经有了，或者说新闻实践走在前面了，从而引起新闻观念和理论的探索和更新，最终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认新闻实践所蕴涵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是我国传媒变局的整体轨迹，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与深度报道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这里仅着眼于“观念”形态，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
首先，扩展了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诉求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报道作为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不仅赋予新闻报道以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而且还以启思性的透视功能、监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给人以多方面满足。譬如有些记者就认为：“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种认识，表明深度报道带来的是记者撇开了多年形成的线性思维，而渐渐趋向对新闻的多种功能的整合认识。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认识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扩展为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其次，回归新闻的本质。新闻具有宣传的社会属性，但宣传毕竟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不是唯一属性。以往的新闻只强调单向度的宣传，忽视新闻之所以成其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深度报道的目标诉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实现“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就从本真意义上重新阐释了新闻的含义，纠正了庸俗化宣传隐含的单一属性认知。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社会品格，即“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④从这一个性设定中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对于新闻媒介确立以新闻为本位，摒弃宣传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引入传播领域。新闻与市场结缘，其前提是新闻的品牌节目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并由此凸现新闻的经济属性，进而扩大为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延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度报道节目和作品作为媒介的“第一卖点”，吸引过受众的眼球，也赢得了“市场效应”。众所周知，传播市场是建立在社会注意力资源基础上的，而深度报道在各种新闻中最大程度上吸纳了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进一步裂变、释放出能量，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注意力的占有。某种程度上讲，传媒的产业性质最终确立，也不能忽略深度报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期待视野中的传媒功能变革
传媒业态的嬗变，归根结底是缘于传媒业对传媒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意识形态掌管者惯常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仅仅看作是宣传教化的工具，而且在这个精神空间，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的代名词，而“凡夫俗子”的个人则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的另一种命名。它还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思维模式。
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新闻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扩大，但在表达思想言论方面仍多有“禁
区”——它与同时代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文学领域中的报告文学揭露和批判现实阴暗面的“社会共振”和引起的时代激荡相比较，新闻媒介在直面时代主题、反映现实问题、触及时弊痼疾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科学。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由此引发了报纸新闻中深度报道的崛起，特别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的开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报刊的创办，显著地标志着新闻开始直面现实问题，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并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能。这些新闻类节目或栏目提示人们，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已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认识媒介功能在我国是一个艰难进程，但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是一个 “老话题”。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
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把整个社会比拟成生物有机体，提出传播活动对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三大功能。它们是：
1、监视环境功能；
2、协调关系功能；
3、传承文化功能。就监视环境而言，深度报道以其全面的生态环境扫描、社会环境报道和舆论环境反映，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形成整体印象和思考；就协调关系而论，深度报道通过提供详实的资讯和社会各方面意见，使问题的讨论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沟通，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识。
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表现，或许有助于认识问题：2003年1月，一场沸沸扬扬的“非典”事件使广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见的社会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当地有颇多传媒在既有的宣传管理惯性思维控制下，在广大读者最需要新闻事实和舆论导向的关口，始则装聋作哑，再则隐约其词，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空前畅通，不实的流言也盛行一时，促发了广泛的社会混乱。直至2月11日、12日两天，广州各大报纸纷纷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该事件，一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铺天盖地而来。新闻媒介的大规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抢购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与此同时，民间和网上的有关“非典”流言也逐渐趋于平静。从前、后对照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介“装聋作哑”，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监视和协调的基本职能，其结果只能使视听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起到了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媒介联系社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协调一致的目的。⑤
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诠释其实并非新鲜之见，也基本上为我国新闻媒介管理者所认识，但在现实中履行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以近年来新闻媒介中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为例，为什么媒介经常会显得如此尴尬？个中原因值得总结：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样就必然扼杀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再次，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媒体现状中特别是深度报道令人担忧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学者着眼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大方向，不断思索着中国媒体发展的未来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媒体应该有什么健康的环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⑦他还举例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国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这些见解相当深刻，足以启示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所有媒介报道。
三、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
传媒变局带来新闻业态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业界的连锁反应。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词来形容80年代以来传媒界的变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人们注意到，发生在传媒界的这次“革命”，诱发的因素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探讨，但不可否认，深度报道在媒体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以新闻立足，新闻观念的质变，必然引起媒介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传播手段、资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剧变。那么在这场传媒变局中，深度报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传媒业态的嬗变看，深度报道凸现了社会“注意力”因素，由此构成了媒体力量的重新配备和整合。深度报道是讲大事的，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构成社会强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重大时事，如伊拉克战争报道、非典事件报道；也可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某种观念形态，如对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认识或重要政策；还可能是某一重大问题的综合剖析，如西部地区贫困探源等。它凸现焦点、热点，以社会注意力为中心（ “受众中心论”），着力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使新闻更具有可看、可听和可读性。
社会注意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变动不居，弥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闻传媒依据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有效地捕捉时代的社会公共性事件、问题或话题，通过必要的策划和智力投入，使本来弥漫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期、时段的“问题”上，构成新闻的“看点”。一般来说，客观报道由于孤立、就事论事地对待事件和问题，所以受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报道因其深入性、关联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众探索的目光，使之关注某个特定的“焦点”。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媒介就不能像对待客观报道那样处理事实，而需要足够的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报道、分析、评说事件或问题，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世界各国为深度报道战争进程，媒介投注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是传统业态的媒介所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传媒的功能变革看，深度报道强化了新闻的“社会守望”职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会职能，逐渐构建起一种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这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如果演化为媒介自身的职责，可以看做是“社会守望”的职志是否实现。以“新闻调查”为例，它的“调查”对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还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空间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权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一般是被道德观念、认识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就要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实回归常识或真理。
深度报道应关注国计民生，张扬人文情怀，应为净化社会空气尽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实施舆论监督等，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本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已日益上升为人们对媒介品格的一种认定，或一种身份符号。以《南
方周末》为例，它的彰显爱心，关注民生，维护正义，平民视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弘扬理性等特征，已构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读者在给《南方周末》的来信中写的：一个禁锢思维的民族不会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国脉与民瘼，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思维的空间。
再次，从传媒经济发展看，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已直接成为媒介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并成为媒介经济的标识或品牌。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等。那么，这种所谓“出售”受众的行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对此，麦克鲁汉的回答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业，是以社会注意力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经济产业。媒介的注意力经济品质，是一种固有属性，其构成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取决于媒介的内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现实中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需求，几乎所有媒介的深度报道都已成为看点和关注点，这些节目或栏目一般都已具备“品牌效应”，直接影响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指数，这无疑有助于传媒经济链的不断延伸，并且其影响将是十分宽广、持久的。
注释：
①、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第20页、第6—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新闻记者》2003年3期。
⑥、⑦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国媒体：责任与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