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本 科 课 程 论 文
课程名称：《新时期广东新闻业务创新研究》 课程主讲人：程道才课程开设单位：文学系
论文题目：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系别：公共管理学系专业：公共关系学姓名：梁均霆学号091052059指导老师：
二〇一一年 十一月
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摘要：全国省级报纸中，综合性报纸数量不多，但发行量大，社会影响力更大。在这些综合性省级报纸中，《羊城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可算佼佼者。因之，《羊城晚报》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总体来看，《羊城晚报》改版后收到了良好效果。用《羊城晚报》自己的话说是实现了“双赢”。 当然，“百尺竿头”总有“更进一步”的余地，笔者作为新闻工作的研究人员，又承蒙《羊城晚报》新闻研究所的信任，不揣冒昧，以诚恳而不无挑剔的眼光，谈一谈《羊城晚报》犹可改进之处，供报社同仁参考。
为了将建议落在实处，笔者选看了2006年2月17-23日一个星期的报纸，尤其仔细地阅读了七个头版，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正文：
一、出发点：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
《羊城晚报》改版后，虽然在拓宽报道广度与加大报道深度方面颇见成效，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似乎仍嫌不够。
首先，报纸改革的关键在于“凸现新闻”。报纸的英文直译就是“新闻纸”，它应以报道消息为主。新闻不同于理论阐述，不同于思想宣传，不同于文艺创作。把新闻当成红头文件，当成经验总结，甚至当成领导人的起居注，都是对新闻的误解。倘若报纸上缺乏鲜活的新闻，就难以称为真正的报纸。 报纸办得好不好？这个问题要由读者回答。新闻价值是针对受众而言的，只有传者的意愿，没有受者的认可的新闻，通常没有新闻价值。读者买报，目的是想知道昨天、今天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新闻，是我们当前报纸致命的问题。 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第一个要义，就是增加新闻，而且增加新闻一倍半！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的改版社论说：“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今年是2006年，这段50年前的话，今天依然是如此亲切而一语中的，依然是报纸改版应该遵循的原则。在这里，“关注人民生活”、“抓住新鲜事物”是关键，即报纸应该抓住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与其生活相关的、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的新闻。但是，目前状况多少还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看《羊城晚报》七天的头版头条吧：
17日的《创新型建设 广东再领跑》，是一则没有“讯头”的工作总结。 《人民日报》2月16日发了头版头条《广东：新征途上再领跑》，广东没有必要再说一遍。
18日的《“上帝”被“环保”撞脑》，也是一篇没有“讯头”的文章，其副标题明确表示：“知名跨国企业„„引发消费思考”，文章既然落于“思考”二字，也就谈不上什么时效性了。
19日《贫困生用手机：必需品？奢侈品？》相对较好，有“本报讯”，是一则有新闻由头的非事件性新闻。 不过，这则新闻的标题实在不像消息标题，反倒像评论标题。
20日《肇庆，追求新突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综合性报道，没有“讯头”。文章分“心态突破”、“资本突破”、“人才突破”三个小标题，叙述一个“面儿”上的事，交流经验，铺陈成绩，畅谈感想。 21日《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开幕》、22日《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23日《张德江：让发展成果惠及老百姓》则是连续三天的会议新闻。
如上所示，七则头版头条中，一条非事件性新闻，三条会议新闻（可被看作是事件性新闻，但未必是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三条不是真正的新闻。可见，《羊城晚报》在增加时效性强的事件性新闻方面确实还有提高的余地。像《肇庆，追求新突破》这样的典型报道，本身缺乏新闻性事实，放在新闻纸的头版头条，终归是不太合适的。列宁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 ——这正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次，即便增加了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还要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三贴近”。大众传播媒体为“大众”而存在，它首先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问题，而要达到“最理想的传播效果”，媒体就应该以受众服务者的身份出现，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自居，更不能把媒体变成政府的红头文件或领导人的“起居注”。
中央要求新闻传媒“三贴近”，当然不是拍拍脑袋随便想出来的，而是针对现在的普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传媒存在着“三脱离”的倾向。这当然不仅仅是《羊城晚报》的问题，各大报纸都有这样的问题。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给部门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门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道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里我们做了着重表示）
很多报纸的重要版面常常是领导人的讲话或行动。不是说这样的消息不能要或不重要，但切不可过多、过滥，更不可只有领导的身影而无群众的踪迹。《羊城晚报》2月23日头版刊登了《张德江陈绍基观看粤剧〈双枪陆文龙〉》的消息，这算得上是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了。可惜这则“本报讯”和《广州日报》同天刊登的头版消息《省领导观看〈双枪陆文龙〉》几乎分毫不差。两则消息几乎用完全一样的词句写了如下导语：“为庆祝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的成立，昨晚，湛江粤剧团在友谊剧院隆重上演粤剧古装长剧《双枪陆文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副省长雷于蓝，省政协副主席韩大健、周天鸿、陈蔚文观看了演出。”——领导人的名衔占了一半以上篇幅，而对于这次活动的真正主题——粤剧的发展状况却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关注本次演出最辛苦的剧团演员，也没有关注粤剧发展的目的——满足广大普通观众的需求。不能不说，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写给领导看而不是写给市民看的。 再以2月23日《羊城晚报》的整个头版为例，“脱离市民生活”的失衡情况就更明显了。该版一共刊登了十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特写），其中报道领导人行动或转述领导人言论（提案）的竟达七篇之多。 其余三篇中，《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属于自说自话。真正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只剩两篇而已——两篇中还有一篇《业主委员会协会找不到“娘”》毫无时效性可言。
上述分析，可能有些残酷——我们也许应该把领导们的发言与提案理解为对市民生活的
关注与反映吧！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然而，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工作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普通人，其值得报道的事情真是难以数计，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和表现他们而已！更何况，广东是充满着无限活力与生机的省份！可是现在，在领导的身后，有大批记者追逐，而在群众的身后，却鲜有记者的身影。领导在媒体亮相已经习以为常，而老百姓的偶然一次上报，对任何人及其亲友都是一件大事！让人民群众成为新闻的主角，人民群众就会对市、对省、乃至对国家更关心，更上心，更贴心，在工作生活中更加发奋努力。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可以做，也是应当做到的事！
综上所述，“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和“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可以作为两个层面的标尺来衡量新闻报道的水平。只有不断增多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新闻，《羊城晚报》才会切实地更上层楼。
二、操作层：新闻报道应更有深度
前面谈到《羊城晚报》“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这个建议落实到操作层面，方法之一就是加强深度报道。
先看一例。《羊城晚报》22日头版刊登《“的士报废”不应损害司机利益》一文，说广州最新规定“的士”行驶50万公里就必须报废，意味着“的士”报废期从8年缩减为5年。在这篇篇幅不短的新闻报道中，记者下了不少力气，采访了多位省人大代表，文章写道： 甲代表说：“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应该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预见性。”乙代表说：“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受到保障。”丙代表说：“‘供车’司机的利益如果受到间接损害，应该出台配套措施适当予以保护。”——这篇报道分别引证了三位代表的话，说完了报道也就完了。试问，如果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读了这样的报道会作何感想？将心比心，颇有“隔靴搔痒”之感。阅读此报的广大“的士”司机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心急如焚。因为《羊城晚报》的报道没能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没有对未来事态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预测。平心而论，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奢求省人大代表能在很短的采访中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因此他们说一些空话、套话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记者的报道停留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而不再继续深入调查，那报道的价值肯定打折扣。
相比之下，《广州日报》同一主题的新闻报道就深入了不少。 《广州日报》明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譬如，文章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出租车应该单独执行8年报废的标准，而不应执行50万公里的报废标准——这就给的士司机以很大的希望。文章还指出，让出租车在达到报废标准前提前转入二手车市场也是一条解决之道，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深度采访所获得的建议，毕竟让人有了一个方向，起到了一定“解惑”的作用。
深度报道的理论是西方新闻界提出的。实践证明，目前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传播手段以其时效性强和形象鲜活而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报纸的深度报道则是其在传播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绝招。 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因果关系与其深刻背景，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向，分析事件的意义。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深度报道方面似乎还大有可为。
深度报道问题，既可以说是个形式问题（譬如要多采访一些新闻源而不宜采用孤证等），也可以说是个理念问题。这个理念就是：记者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独立、能动的思考状态。为什么《羊城晚报》的记者停滞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呢？因为记者的思维封闭了，他们没有能动地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其思想深处，他们天然地认为肯定有人已经替他们考虑过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各种角度当中，受众的角度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就回到了本节、甚至本篇文章的起点——记者是否能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若能落到实处，恐怕新闻报道的深度自然就有了。群众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明白的，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倾听者。《羊城晚报》17日发表消息《珠江新城地下将走胶轮车》，18日又发表《珠江新城“胶轮车”也似地铁走“道
轨”》一文，文中说：“本报昨天报道了„„胶轮车，许多市民希望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从这条不长的科技新闻中，就可见端倪：正是群众们“欲知”的要求，促使新闻报道必须走向深入，走向理性。
诚然，上述所探讨的深度报道的理念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它和我国过去新闻报道的传统思维方式息息相关。而传统思维方式则可以归纳为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因果单一的思维方式，今必胜昔的思维方式，证实不证伪的思维方式，等等。 几十年下来，积重难返，也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解决的。
报纸的自我表扬报道不符合职业规范
关于“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还有一条可操作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对报纸自身的报道，把版面“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操作问题，也是新闻职业规范的问题。自己报道自己做的好事或获得的成绩，还特别占用宝贵的头版位置，这对于媒介来说是一种职业耻辱，可是我们现在普遍对此麻木。让其他媒体报道自己，自己不宜自夸，则是新闻业的无形规则。否则，这假媒体会被人看不起。
也可能是凑巧，笔者选取的7天报纸中，竟然有3天的报纸——都在头版对自己做了报道！19日刊登《本报业集团12件作品获奖》，20日刊登《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23日刊登《羊城晚报改版双赢》。其中，《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尤其扎眼，文章写道：“‘王选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他的一生中有十个梦想，其中有五个都在羊城晚报得以成功体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总经理林志东今天撰文回忆当年往事，讲述王选在羊城晚报实现的五个梦。”
《羊城晚报》对自身曾经的荣耀有自豪感，这完全合乎情理，但这样的报道应尽量减少。因为，报纸应该是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是大家对报纸的心理预设。一旦“旁观者”成了“参与者”，“报道者”成了“被报道者”，自己报道自己，自己夸奖自己，那“客观”与“公正”就会受到怀疑，报纸的“信誉度”也很可能在无形中被降低。譬如《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借2006年上海新春推介会的由头，讲《羊城晚报》如何得到读者的赞许，文中写读者“普遍认为当天新闻多了，内容更丰富了，观点更独到了„„”报道的情况也许确是实情，但这么报道的效果恐未必佳。
国外一本经典的新闻写作教材曾经转引一位写作教练的话说：“太多的报道没有回答读者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试问，《羊城晚报改版双赢》这则新闻跟读者有什么关系呢？读者需要么？这种“自吹”的作风也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王选先生的五个梦想都在《羊城晚报》得以实现，以此作为对王选先生的纪念也无可非议，是否可以把文章放到后面的版上去呢？王选先生刚刚过世，《羊城晚报》便立刻将人家的“悲痛”化为自己的“力量”了！
由此深入地思考下去，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报道作风上确实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报道内容应该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由媒介策划并促成其发生的“事件”。坦率地讲，虽然上述三篇文章并不是典型的新闻学界所坚决声讨的“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的新闻，但《羊城晚报》却实在有向这个方向靠近的趋势。譬如，20日消息《用手机就像出门穿衣服》开门见山地说：“本版昨日头版头条推出相关报道后，读者热议之中„„”注意，这可不是评论，而是一篇有“消息头”的消息！其意思是，正因为《羊城晚报》做了“昨天”的报道，才促成了“今天”事实的发生。这种报道作风不宜提倡，至少在消息的写作中不宜提倡。
三、细节处：新闻标题用语应更考究
《羊城晚报》的少量新闻标题在用词用句上还存在着不够精准的情况。譬如：17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18日《“上帝”被“环保”撞脑》、18日《珠江新城“胶轮车”
也似地铁走“道轨”》、21日《冷空气又来，阴天雨湿湿》等。
这些标题有些是词义晦涩，有些是句义晦涩。诸如“撞脑”、“道轨”等词汇，笔者生平第一次遇见；而“阴天雨湿湿”一句，除了让笔者联想到杜甫《兵车行》中“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句子外，实在是没觉出什么美感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一题则让人迷惑不解。
广东报纸的标题很可能采用一些本地语言或特殊用法，这本无可厚非，笔者在此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但笔者还是认为，作为一份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对开大报，作为一份与《北京晚报》、《新民晚报》齐名的著名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的“样板”，《羊城晚报》似乎应在新闻标题上再下些功夫。2月16日《羊城晚报》赫然将“呵呵”两个字写到了头版头条的副标题中去！头版头条标题，真乃寸土寸金之地，怎容得下“呵呵”这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词儿呢？活泼也要有个限度。
此外，新闻标题切忌“以辞害义”，没有必要为了对仗、对偶去硬凑那几个字。真正好的标题首先在于它对新闻事实的准确揭示，其次才考虑它的生动形式。标题的风格要和报纸的总体定位相一致。
总之，媒体应该如法律和医学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方式和规则，这种运行方式和规则中的关键是：务必时刻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如果《羊城晚报》能始终实事求是地服务市民、反映社会，那么，《羊城晚报》改版是否成功，人民自会心中有数。说到底，报纸的荣誉，绝不能是“传者”自封的，而只能是人民给予的。相信《羊城晚报》在这次改革中提定能够真正把党中央要求的“三贴近”落实到笔触间和版面上，收获得多的群众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