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
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只有张国焘一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拒不承认。但由于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其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应予以否定。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党的“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