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孙中山农业机械化思想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张蓝水
众所周知，孙中山(1866?1925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但孙中山也是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有着非常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只是社会上对此介绍甚少。学习和领会孙中山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些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对当今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本文在浩如烟海的孙中山著作中，仅就3篇文章涉及农业机械化的论述作一简单介绍，与同仁和朋友共勉。
1894年当时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孙中山，向清廷李鸿章上书，提出了他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4项改革纲领。在属于其早期著作的这篇《上李鸿章书》的“地能尽其利”部分，孙中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农业机械化理论。这段精彩的文字，可以单列成篇。真可以说是这位伟人的?篇非常精辟的《农业机械化论》。“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灌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 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这篇文字，分三层递进。第一层，是解题。提出“地能尽其利”的3个内容：要有农政管理、农业知识、农业机器。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系统。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往往说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管理现代化、农业科技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3个方面。实际上，并未超出1lo年前孙中山提出的范围。可以说，在那时，孙中山就提出了完整的农业现代化思想。
第二层，是核心。从“农官既设”到“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又分3个层次。首先，孙中山用斩钉截铁的语言提出了农器的重要性。其中的“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用十分精辟的哲理诗一样的语言，指明了农业机械化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一个世纪以来，论及农业机械化作用、地位的文章与言论，恐怕也没有出现可以与之相比的文字。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农业机械化工作者的座右铭。其次，孙中山从历史角度，对耕地、灌溉、收获、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几个方面，具体地分析了农机“以一当百”的显著功效和“非机无以济其事”、“有器易以收其功”的独特功能。现在我们经常说，人工可以做的农业作业，用农机可以替代劳动力，达到省工、省力；而有些农业作业是人工无法承担的，只有用农机才能实施。这些说法都不及110年前孙中山的论述更严谨。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理论的奠基者。110年以来，在理论方面，我们没有多少新进展。最后，孙中山概括地说“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用我们现在通俗的话就是：机器对于农业的作用太大了，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技术成果， 发展自己的农机工业。
第三层，是结论。从“故农政有官”到“以收其地利也”。孙中山在指出三者皆备产生的社会效果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国应当学习世界的先进经验，建农政、立农务，实行农业机械化，最终使“地能尽其利”，充分发挥我国农业资源的优势。孙中山在谈“物能尽其用”时，向那位中堂大人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意思是，若为国家谋富强，难道能不讲求机器的作用和使用吗?把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提到富国的国策高度。
这篇上书于1894年初定稿，6月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李对此未加理睬。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这篇-卜书成为研究近代 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宝贵历史文献。在以后的许多著作和演讲中，孙中山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农业机械化思想。《建国方略》是一部宏篇巨挚，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规划的20世纪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在这部文献中，孙中山展现了他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提出了“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的农业机械化方略。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还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这恐怕是我们农机行业见到“农用车”一词最早的出处。
《建国方略》(1917?1919年)是孙中山寓居上海期间所作。该书由3大部分组成，即：《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建国方略之?二 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在这部分的“篇首”中，孙中山提出：“固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公共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在中国各经济领域，包括农业、采矿、工厂、运输，以及一切公共事业“废手工采机器”，乃是20世纪初必须进行的?场革命。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孙中山把农业要用机器放到各经济领域的首位，提出：“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孙中山把农业机械化列入“建国方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第五计划”提出：“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暇之富源也。”第五计划包括：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行动工业、印刷工业等5个部分。在“粮食工业”中，孙中山分别论述了食物的生产、贮：藏及运输、制造及保存、分配及输出。在“食物之生产”中，孙中山提出：“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孙中山提出， 即使中国有“巨大之人工”，为了使中国富裕，“无沦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之。对农业来说，即使不增加土地面积，只要使用现代机器和采用科学的农艺，就可以提高总产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提高土地生产率。可以说，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轫之初，当时的倡导者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重大作用。这使我们感受到，在欧美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农业机械化思想起点很高。在“第五计划”的“行动工业”中，孙中山提出：“自动车为近时所发明，乃急速行动所必要。”“所造之车当合于各种用途，为农用车、工用车、商用车、旅行用车、运输用车等。此一切车以大规模制造，实可较今更廉，欲用者皆可得之。”“除供给廉价车之外，尚须供给廉价燃料，否则人民不能用之。故于发展自动车之后，即须开发中国所有之煤、油矿”。一般很难想到，孙巾山给我们提出丁“农用车”概念。百年来的发展史给人以启示，人是骑在轮子上走向现代化的。孙中山所说的“行动工业”是指人的出行和物的运送。步行和肩挑是最原始的用最简单工具的行动，与现代化不相干。为了“行动”现代化，人类发明了自动车，此乃“急速行动所必要”。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要造“合于各种用途”的车，首先提出的就是“农用车”。那是1917?1919间，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就提出了“农用车”的概念。60年后的1977?1979年，我们在摸索中才找到了为农村、农民、农业使用的“农用车”的概念。这是我们对历史一知半解的无奈。孙中山还提出了“自动车”产业的基本方针：要造各种类车，要大规模制造，要用者买得起，要人民用得起，要开发中国油矿等。
当前“农用车”市场上，买车费用高，用油价格高，真正出现了一些农民买不起、用不起的局面。“农用车”产业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令一些人忧心忡忡。重温近90年前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蓝图的《建国方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当前的农业机械化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孙中山丰富的农业机械化思想，贯穿在他的众多著作，包括他的演讲中。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生主义第三讲《吃饭问题》的演讲，宣示了他对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基本观点。孙中山提出，“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接着，他说“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这7个方法，用现在常用的说法，就是农机、肥料、种子、植保、农产品加工、运输、水利排灌等。在每一个方法的讲解中，孙中山还有针对性地谈到机器的作用。
农业生产是农民操作农具，以加工劳动对象的工作过程。其中耕地、农具是可多次使用的固定资产，农具是劳动手段。其他的物质技术要素如种子、肥料、淡水、农药等是一次性消耗的生产资料。整地、播种、施肥、泵水、喷药、收割等，每个农业环节都是人操作农机具的劳动行为。在耕地确定的前提下，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保证良种、肥料、淡水、农药、农机等这5个物质技术要素的完备和合理投入。
近代、现代、当代，我们看到过很多述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内涵的文献、文章和演讲，很少有如孙中山如此全面地提到农业生产的那5个物质技术条件，特别是把农业机器问题提到第一位。孙中山说：“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养八万万人。”讲到肥料问题时，孙中山谈到化肥，即“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并提到“利用机器，更用电力制造肥料”。他讲的换种问题，是交换种子，防止退化，实际是良种问题。他讲除害问题，谈到“一是植物的害，一是动物的害”，即我们常说的病虫害和植物保护问题。他讲的制造问题，是农产品收获后的制作、贮存，即现在人们说的农产品加工问题。他讲的运送问题，是用轮船、火车、自动车(即现在的汽车)代替肩挑，运输农产品。他讲的防灾问题，谈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里实际上讲到了兴修水利和排灌问题。
这7个方法，除了运输与加工属于产后处理之外，其余5项均属产中的物质技术因素。孙中山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这5个增产方法作了不同侧重面的分析。80多年前，作为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对当时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有如此高明而深刻的分析，特别是如此全面地提出体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5个物质技术因素，令人敬佩。更令人鼓舞的是，孙中山把农业机器问题放到这5个因素中的第一位，极大地突出了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蒸汽机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18世纪末期的欧洲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实质上是?场机器革命。机器推动欧美发生的巨大高生产率，震惊了有机会到欧美的中国有识之士。人类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生产工具发展史。当时仍然是手工农业的中国急需一个走向机器农业的变革。这也许是孙中山“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孙中山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这些论述，有相见甚晚之感。这对于深刻认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保证作用，具有非常尖锐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