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感动叫“师德”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品德和素养是教师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教师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更是莘莘学子们的道德基因的转接者。因此，师德，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深厚的知识内涵和文化品位的体现！所谓师德，是教师应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是全社会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青少年学生道德修养的楷模之一。从实践的角度看，具有高尚情操、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的教师，会对其学生产生一辈子的影响。本期特选几位教育家的点滴故事，从他们身上感受“师德”的魅力，品味“师德”的崇高。
蔡元培：称新生为“先生”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地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地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那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到，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京（北平）做官的人的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
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做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李敷仁：最后一个过河
我国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很强调“为人师表”、“以身作则”。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６日，李敷仁带领延安大学师生住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这时，蒋胡（指胡宗南）的军队从三面开来，上级命令沿大河向东转移。但当时木头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敌军迫近，师生情绪紧张，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等待。有人关切地让他先上船，他说：“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学生送过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才乘船过了黄河。
张伯苓：与学生一起戒烟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１９１９年之后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一次，
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并不是生财赚钱的工具。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账目都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诉你，这确实不是大话。他以身作则节约学校的每一个铜板。他每月取于学习的报酬，只是中心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此之上加
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一元。张伯苓常常在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元，都分毫不差交到学校，未有一文入了私囊。
徐特立：以诗育德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当校长时，他在学生由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两块很大的黑板。这两块黑板不贴布告，不写格言，也不报告学校里面的消息，它是专供徐老写诗的。徐老发现学生有优点时，必定写诗加以表扬；发现学生有缺点时，必定写诗加以批评。所以写诗成了徐老每日不可缺少的工作和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手段。
有一次，一个叫单秀霞的学生，因寝室熄了灯，便约了同学偷偷地跑到厕所为她爱人打毛线衣。厕所里的电灯是通宵不熄的。徐老站在门外细声叫喊：“睡呀，睡呀！”单等即时就寝，并以为明天徐老一定会骂他们，但次日她们并没有挨骂，只看见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昨天已经三更天，厕所偷光把衣编。爱人要紧我同意，不爱自己我着急。东边奔跑到西边，不仅打衣还聊天。莫说交谈声细细，夜深亦复扰人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