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仍能对此做些事情”
——简评电影《死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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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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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仍然认为我们进化得比猴子高级吗？”
这是改编自真实事件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的电影《死亡实验》片尾的一句话。 影片开头，主人公特拉维斯刚刚被公司裁员，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决定参与模拟监狱实验。实验中，一批来自不同环境的男人被随机分为“犯人”和“狱警”，在一栋封闭建筑中共处两周。犯人不可侵犯狱警，若有暴力事件发生（监控范围内）或者有人提前退出，实验立刻停止，所有人都拿不到酬劳。特拉维斯被分配为“犯人”，在经历了一系列侮辱、暴力伤害之后，带领所有“犯人”反抗。最终实验只进行了6天，但所有人都拿到了相应的酬劳。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特拉维斯是这样回答上面那个问题的——
“是的。因为我们仍能对此做些事情。”
或许在面对一个将人心之恶勾引出来的制度，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能够在濒临毁灭的时刻选择“对此做些事情”。
一、反转人心的6天
经过一系列测试之后，特拉维斯与其他实验参与者一同抵达实验基地——一所封闭的清空了的监狱。
第一天，参与者被分为“犯人”和“狱警”两类。狱警被告知必须遵守五项规定：囚犯必须吃完餐盘中的食物；囚犯每天可以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囚犯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囚犯只能在被问话时才能说话；囚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侵犯狱警。而每个囚犯被分配了一个号码，并且狱警只会叫编号。如此一来，囚犯的选择权、人身自由、话语权、反抗的权利都被剥夺，甚至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只是数字。在当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一位犯人不小心把篮球砸到一个狱警的脸上，导致所有犯人都受到了小小的惩罚。就这样，所有人开始了进入角色的第一步。
第二天，因为不满意食物的质量，特拉维斯带头将食物扔向狱警。当晚，狱警领导贝瑞斯带领狱警们捉弄犯人，认为这样可以抵偿被扔食物的侮辱，并“揪出”特拉维斯拷在监狱栅栏门上。与此同时，特拉维斯的漫画家狱友本杰明低血糖发作，身体开始变虚弱。
第三天，点名时本杰明缺席，狱警们这时候才知道本杰明的情况。特拉维斯要求让本杰明休息并取来胰岛素医治他，但贝瑞斯坚持命令本杰明应该起床入列，二人为此差点大打出手。贝瑞斯认定特拉维斯就是犯人们的头头，要想控制犯人们，就要“让他们恐惧”。于是，狱警们就在一间仓库里惩罚了特拉维斯，给他剃发、言语恐吓、向他撒尿。至此，狱警对犯人的压制完成了一次“升级”，身体压制、精神压制都更进一步，实验“顺利”地进行。
第四天，本杰明的病症加重，身体异常虚弱，于是特拉维斯用自己的酬劳恳请一位不那么“投入角色”的狱警盗取胰岛素。然而这位狱警的行为被监控拍下，在被其他狱警暴揍一 1
顿之后被贬为犯人。贝瑞斯收缴了胰岛素并交给本杰明，随后又把特拉维斯带到卫生间，逼迫他说出“我是一个犯人”。回到牢房，特拉维斯沉默着哭了。
第五天，贝瑞斯申明遵守规定的重要性，特拉维斯脱下囚服以示抗议，并冲到监控探头前呼喊着要退出实验。在贝瑞斯警告特拉维斯的时候本杰明打了贝瑞斯一拳，结果被一棍打死。特拉维斯被关在一段几近封闭的管道中作为惩罚。压制与冲突再次升级，反抗的冲动在暗处涌动，战争一触即发。
第六天，特拉维斯逃出管道，迅速召集所有犯人开始反抗。贝瑞斯本想维护自己的“权威”，迫于犯人的数量优势，自己也开始害怕。犯人和狱警激烈交锋，最后红灯亮起，大门开启，实验结束。所有人走出监狱，表情茫然。
6天的实验，见证了人心的巨大反转。本来心理健康的一群人，在实验过程中逐渐变得乖戾、暴躁、专制、懦弱、恐惧；本来没有暴力倾向的一群人，在规定的压迫下，最终还是选择了暴力。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还有两个学生中途退出。
规定与暴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扭转的容易以及面对这种压制的不作为。庆幸的是，特拉维斯有所作为。整个过程中他都在反抗，还带领别人反抗，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清醒。他没有沉默，没有隐忍，没有忍气吞声。
“历史终将记住的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这话不错，但在这个实验中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二、特拉维斯和贝瑞斯
德国电影《浪潮》讲述了一个“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高中教师文格尔用独裁方式重新整顿班级，而自己则是首领。这个叫“浪潮”的小集体很快发展强大起来，其中有一个叫蒂姆的学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事态发展愈加严重之时，文格尔宣布浪潮解散。蒂姆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着众人的面，打死一名同学并饮弹自尽。影片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至于蒂姆为何如此狂热，在加入浪潮之前他是一个受尽欺负的窝囊鬼，但是在这个集体中，每个人都会保护他，他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熊培云这样说：“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
在《死亡实验》中，贝瑞斯是个与蒂姆何其相似的角色。实验前，他只是个42岁还跟母亲住在一起的“失败者”。但在实验中，游戏规则赋予他无限的权力，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力量，这使他体验到成功人士的掌控一切的快感，勾引出内心的恶。
这不禁让我想到在集中营中的德国人为何会毫无怜悯地迫害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们只是在服从规定，服从命令，权威让一切罪行变得合理。甚至在战争结束，这些德国人也不认为自己当时做错了什么。在一种恶的体制中，他们只是在完成任务，“尽职尽责”，在这背后，不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更像是一种美德。
为了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拿到酬劳，贝瑞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再看特拉维斯，他意识到自己的人权遭到侵犯，意识到狱警们的无耻行径，意识到自己要反抗，不能坐以待毙，他也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犯人和狱警，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个过程中，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沉浸在博弈游戏中的头脑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 2
认为特拉维斯做得对只是因为我们不是贝瑞斯。
三、做些事情
当今社会是急躁的，戾气弥漫的，每个人都仿佛满怀怨气，有人将这种情况归结到体制身上。我想说，在面对一个将人心之恶勾引出来的制度，我们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能够在濒临毁灭的时刻选择“对此做些事情”。再进一步，我们有能力运用理智解决问题。没必要毁灭什么，却有必要建立什么，或者改造什么。解构不忘建构，驳倒不忘树立，才是进步的应有之义。
“对此做些事情”，参与进去，这就是进步的第一步。要成为特拉维斯，更要成为甘地，这便是第二步。
2015.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