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传统德育故事与对外汉语教学
（2010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胡 恒 ）
一、思 考
文化的功能之一是教育，教育是文化的主要功能。文化的教育有别于技能和经验传授（汉语中“文化”一词既有cultrue,也有literacy的意思，这里指的是cultrue）。文化教育主要是世界观、价值观和自然规律的思维展示，体现在：世界从何而来，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文化教育的民族性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包含了传统道德与信仰禁忌。
中国人习惯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并把这种教育称为“思想品德教育”，简称“德育”，常与智育、美育、体育并称。中国是文明古国，又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可说可写的故事十分丰富，而被挑选出来充当“德育”材料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些故事被称为传统道德故事，在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位臵。传统道德故事集体反映了中国人的主流思想意识，它们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事的信条，也是子孙后代汲取教义的范式，同时，也是中国人最乐意拿来分享或传播出去的优秀思想，似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读懂这些传统道德故事是读懂中国人的必修课之一。
然而，这些故事整体上不具备系统性，内部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它们有的是神话寓言、有的是正史故事，有的是稗官野史，有的是名人轶事；它们或者在某时某地某人的言论中作为论据出现，或者后人引用重新赋予新意，于是这些内容包罗万象，来源林林总总的故事统统被囊括在了一起，总体上芜杂而缺乏理论性。正因为此，作为一个个单独故事来看，难免见仁见智，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借以传播中华文化，由于不同文化的思维差异、知识差异，必将导致对中华文化的异读或误解。
二、起 源
关于这点，我有着亲身体验。在一次对外汉语听力课上，我使用了北大出版社《汉语初级强化教程-听说课本3》，第四十三课听力训练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愚公移山》，在讲解和训练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学习起来十分费劲，理解起来更是
很痛苦。主要问题是：第一，他们之前学习了动词“搬”和“移”的意思是remove，而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移山和搬山等词，他们很难将“搬”和“移”的意思与mountain联系起来；第二，不能理解愚公的行为，有人认为愚公是一个无视规律、挑战自然的疯子，大多数人建议愚公搬家；第三，不能理解神仙为什么要帮助愚公，有人认为愚公行为是对天神的蔑视，应该得到惩罚，也有人信奉“自助者天助之”的思想，认为愚公的错误不值得帮助。最后，当我把这篇故事“挖山不止、代代相传”的本意点明之后，大多数人感到费解，且不能认同。对此，我理解设臵这篇听力课文者的初衷是希望留学生学习巩固汉语中表达处所方位的语法点，例如“门前有座山”，“山后是愚公的家”，同时希望留学生多掌握一个成语和一个成语故事，最后还希望留学生通过学习这个故事受到思想品德教育，最好能认识到自己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要发扬愚公“挖山不止”的奋斗精神，不要轻言放弃。总之，这则故事身兼语言教育、文化教育和品德教育的三重职能，体现出题者“一石三鸟”的良苦用心。然后，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首先，在教授语法上，“搬”和“移”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不与“山”搭配，这里出现的“搬山”和“移山”容易混淆已学知识；其次，故事中大量文化知识需要解读，例如愚公的“公”和智叟的“叟”，太行山和王屋山，中国的神仙等等；第三，故事情节本身不蕴含普世价值，无法赢得共鸣。我认为，要想解释清楚“愚公移山”的内涵，有必要补充大量的背景知识。据我所知，“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长期躺在历朝历代的浩瀚典籍中无人问津，因为一次机遇让中国人熟悉并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道德力量，那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因此，解释“愚公移山”的文化内涵和道德意义，必须联系毛泽东的那段讲话，必须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做一下介绍，解释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就像愚公一样的坚持革命斗争，用一点点的胜利累积获得最终的胜利。通过这样的细数一遍，才能把“愚公移山”这个词的来龙去脉解释完满，才有可能让人理解故事背后“奋斗不止、前赴后继”的意义，才能实现德育的初衷。然而，经过这么一番周折，愚公移山故事本身还有多少人会感兴趣呢？它的文化传播功能还剩多少了呢？并且，仅仅作为听力训练材料中的《愚公移山》，教学安排不允许停留过多时间，因而它的德育目的与效果无法一致，面面俱到的结果往往就
是顾此失彼。
类似的经历，是还有一次在阅读课上讲授补充材料《南辕北辙》。对学生而言，“辕”和“辙”很难搞懂，最好是有一张春秋时期中国马车的示意图。在扫清语言障碍之后，学生的心目中仅仅留下了一个固执的人的印象，学生会问为什么这个驾车的人不听别人劝告，他一定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偏执。学生们对这个驾车人品性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南辕”和“北辙”的兴趣。这两段经历让我感到，无论是《愚公移山》还是《南辕北辙》，从故事本身都无法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教育的初衷，都需要追加大量的历史文化常识知识，最好能补充一些背景材料。这就好比，圣诞节前夜，孩子得到一件包装精美的礼物。他拆开外三层里三层的包装，满头大汗的寻找礼物时，却发现得到的礼物居然是一个烟缸。当他再拆第二个礼物时，兴趣已经减半，结果发现礼物居然又是一个空调遥控器，他会更加失望。当拆第三个礼物时，已经索然无味了。或许就像这样，一些留学生对学习传统道德故事丝毫不感兴趣了。
三、结 论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学语言必须要理解文化。语言材料中负载文化传播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不赞同以讲故事的形式直接将传统道德故事作为语言材料出现。课堂语言学习的动机在于兴趣，过程是以旧代新，传统道德故事民族性强，留学生理解起来障碍丛丛，传统道德故事时代感差，留学生阅读起来相隔几世，读不懂很难激发兴趣，头脑中没有相关储备更不能“代新”。我主张对传统道德故事将以扬弃，保留道德故事背后的文化元素，赋予新的时代内容，这样的内容应该是学生容易理解、感兴趣，话题具有世界性或者生活化的东西。以愚公移山为例，完全可以用澳门围海造田、西部治理沙漠类似的材料来传达中国人“艰苦奋斗、长期坚持”的文化特质。而像是“滥竽充数、百发百中”等成语重点介绍平时口头上的实际用法，成语的起源故事只做补充性说明，目的是帮助理解和记忆。像是“利令智昏、歧路亡羊”等使用率低的成语不作展现。这样的传播顺序，好处是学生可以在感兴趣和理解的基础上，认同中国文化；在学习使用活的语言基础上，掌握中华成语。
综上所述，“讲故事”的文化教育模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并还将延续下去。而作为现代文明熏陶下的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与其在这些断章取义、甚至杜撰出来的的传统道德故事中，寻找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所谓的纯粹的中华文化，不如把视线投向：什么是别人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