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国元勋--国父，中国伟人基督徒之一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着"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
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
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虔诚，祈祷的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孙中山简介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
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满清。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至此，中国国民党不再设立总理这一职务，以纪念和无限缅怀孙中山。
“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逝世，由于孙中山重视国家环境保护，故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纪念孙中山。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
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
孙中山虽并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与新中国的诞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孙中山也可以算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当然更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革命的先行者,实际上在两岸中国民众的心里是永远国父，起到了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感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