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摘抄不难看出，波兹曼认为，童年不同于婴儿期，它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社会产物。而童年的概念，来源于中世纪以来的成人与孩子之间那道“秘密”的墙，如今电视媒体的兴起将这座墙推到了，所以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童年也就逐渐消逝了。作者借用哈罗德•英尼斯的学说，指出历史上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 所以，作者在此所表达的“童年的消逝”应该指的就是儿童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作为90后的我们，就是在电视的环境中成长的，代表的是“电视时代”。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的“电视人”概念就深刻的发映出伴随电视的普及成长的一代人的特点：在相对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下形成的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为薄弱。这与父辈所代表的“文字时代”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确实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我们的很多启蒙教育来自各种影视作品，而非来自传统的父辈的“面授机宜”；
记得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纪录片《请投我一票》中，参与民主选举班长的两个小男孩，竞选时唱的歌竟然是《童话》和《北半球的孤单》，还模仿了电视中歌星一样，走下“台”去，和“歌迷”一一握手。这无不讽刺着现在的儿童成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儿童已经在失去本属于他们的纯真和魅力。周国平说，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是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而且消逝的更为彻底。
其实影响这些“小大人”的不仅仅是电视，然而电视节目却提供了最易模仿的案例。成人的世界，通过这些媒介活动越来越暴露在儿童面前。电视的传播需求是要求我们将“事件典型化”“人物故事化”。对此波兹曼一针见血的指出：“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和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
我们从生活中不难发现，在新闻传播的领域中，对“眼球效应”和形式主义的过度追求，很可能让一个有理想、负责的新闻记者在发现了真相之时，在他企图为观众带去如何的启蒙之时，却发现他制作出来的新闻内容淹没在美女主播、美好时代的电视广告、歌功颂德的晚会等等这些迅速滚动的、处于“12岁儿童的心智”的洪流之中。于是这让务实、负责的新闻工作者沮丧地发现：真相、真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也许有人露出思考的意愿，但立即将被节目结束之后的广告、电视剧拉扯而至娱乐至死的领域。因此消逝的不仅是童年，还有我们被打断的思维，还有我们曾经追求的新闻理念。
不论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还是《童年的消逝》都可以看出，波兹曼对于电视媒介相当排斥，而对于它的批判则显得过于片面和苛责。他把电视称作一种“毫无保留的媒介”，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的媒介。“电视基本上是24个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他在分析媒介对于儿童的影响时似乎夸大了这些媒介本身的作用，忽视了还有新闻传播把关模式和“把关人”的存在。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电视也毫无疑问的具有其应有的积极效应。而且，随着电视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一些更加理性、富有深度的电视节目、专业频道已形成自己稳定的收视群体，电视生态有所改善。当然，波兹曼的分析是基于美国商业广播体制而言的。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媒介体制，相关分析也会产生不小的差异，还需要因时因地而异。不过，“因地制宜”的来看，不知道现在重庆电视台“西红柿”（熙红市）模式，究竟能不能改变“娱乐至死”的局面，能不能给孩子们重新找回“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