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政治哲学性质及其当代意蕴
王作印
[内容提要]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国家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反国家主义。实质上，黑格尔政治哲学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反国家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社群主义；而是辩证的政治哲学。黑格尔政治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及其走向，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
[关键词] 黑格尔；政治哲学；国家主义；反国家主义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国家主义。罗素在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指出，黑格尔政治哲学对内鼓吹国家主义，对外鼓吹殖民主义，“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
○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著名政治学说史家萨拜因也认为，黑格尔学说“对国家加以理想
化，以及对市民社会给予道德上的低评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要导致政治上的独裁
○主义。”这种观点在国内外学界颇具优势。但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充分强调了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制衡和监督，因而是反
○国家主义。这两种观点的存在表明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本身又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因而有必要对黑格尔政治哲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当然这种必要不在于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性质作一个结论，而在于其对当代政治哲学的镜像价值。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他的客观精神理论的一部分，实质上也就是他的一般社会哲学，而这种“一般社会哲学”又集中体现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中。在黑格尔之前，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强调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区分，其基本含义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政治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社会实体。黑格尔则比较明确地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与国家相对立的伦理理念的一个环节。对此，查尔斯·泰勒曾经准确地指出，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它“与国家相对，并部
○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
正是在市民社会——国家的二元结构中，黑格尔展示了其政治哲学的智慧。 本文仅以《法哲学原理》为文本依据，围绕“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国家主义还是反国家主义”这个问题进行辨析。
一、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国家主义吗？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长期以来这已有定论不成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市民社会——国家的二元结构中谈论国家主义的话，那么本文认为，黑格尔虽然推崇国家，但不是国家主义。因为他虽然论证了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有限性领域,由于存在其特殊性的无节制所造成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必须从属、依赖和受制于作为普遍性原则之体现者的国家，但是并未因此贬低、否定市民社会。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一方面意味着他肯定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对家庭伦理的否定具有必然性,因为家庭是体现了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的实体, 在家庭中,人们不是用利益原则,而是用爱的原则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把自己当作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独立的个人, 因而压1234 1
抑、淹没了个人的特性，“在这里个人把他冷酷无情的人格扬弃了，他连同他的意识是处于
○—个整体之中”。但是，儿女长大了，家庭必然要解体。由于家庭作为直接的自然的伦理精
神，是以个人人格的非独立性为特征的，因而，“结合在家庭统一体中的各个环节必须从概
○念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实在性”，这就是家庭的解体。家庭的解体意味着，“家庭自然而
然地和本质地通过人格的原则分成多数家庭，这些家庭一般都以独立的具体的人自居，因而
○相互见外地对待着”。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特殊性同普遍性分离出来获得自身的规定性，这
样体现在家庭中的具有普遍性的伦理精神表面上就丧失了，进人到一个“差别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普遍性只是在作为它的形式的特殊性中假象地映现出来，于是进入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维护其成员的具体的、特殊的利益,并构成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基础，使人们物质上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彰显了人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表明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伦理
○前提，尽管在历史上“它的形成比国家晚”，而黑格尔仍将其看作国家的伦理前提，可见
市民社会对国家的重要。
黑格尔把特殊性原则看作市民社会的首要原则，在“市民社会”一章，黑格尔开宗明义指出：“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
○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作为特殊的人，
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都是独立的和与他人相区别的，只有在与他人的区别中他才成为他自己，也只有在与他人的区别中他们才具有相互补充、相互满足对方需要的性质，才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当罗素、萨拜因以及当代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把黑格尔政治哲学归结为国家主义，把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视为黑格尔的国家乌托邦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法西斯主义的要义之一是“国家至上。与个人的愿望和要求相比，国家的权力和福祉绝对优先。个人的最高义务和最大满足就是服务国家，在必要时刻甚至可以为国
○捐躯。”而在黑格尔那里，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利己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国家只有在特殊
○的、利己的人及其组成的市民社会获得发展时，“才是有生气的”。因此，尽管黑格尔强调
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强调特殊性必须与普遍性达到统一，但是他并不象当前学界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主张压抑个性、压抑个人特殊利益的国家主义者。相反，黑格尔坚决反对那种排斥特殊利益的“义务论”观点，这种观点把特殊利益看成是非本质的，甚至是无价值的环节。他说：“个人无论采取任何方式履行他的义务，他必须同时找到他自己的利益，和他的满足或打算。本于他在国家中的地位，他的权利必然产生，由于这种权利，普遍事物就成为他自己的特殊事物。„„个人从他的义务说是受人制服的，但在履行义务中，他作为公民，其人身和财产得到了保护，他的特殊福利得到了照顾，他的实体性的本质得到了满足，他并且找到了成为这一整体的成员的意识和自尊感；就在这样地完成
○义务以作为对国家的效劳和职务时，他保持了他的生命和生活。”12为此，黑格尔反对柏拉图
的“理想国”用普遍性否定特殊性，用国家否定个人财产、自由和权利的观念，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主观的自由还没有得到承认，它的“理想国理念侵犯人格的权利，它以人格
○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作为普遍原则，”13 “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把特殊性排除出去，但这是
○14徒然的，因为这种办法与解放特殊性的这种理念的无限权利相矛盾。”如果用国家意志压制
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国家就等于是站不住脚的空中楼阁。基于上述观念，黑格尔深刻地指出：“在国家中，一切系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同国家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在现代则相反，我们要求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志和良心。古人没有这些东西——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对他们说来，最终的东西是国家的意志。在亚洲君主专制的统治下，个人在自身中没有内心生活也没有权能，至于在现代国家中人要求他的内心生活受到尊敬。义务与权利的结合具有两个方面：国家所要求于个人的义务，也直接就是个人的权利，因为国家无非就是自由的概念的组织。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客观定在，而且通过国家初56789101
1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国家是达到特殊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15
就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来说，我们很难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归结为无视个人权利的国家主义或独裁主义。如果说独裁主义与黑格尔政治哲学有关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前人撒下了龙种，后人收获的是跳蚤。
二、黑格尔政治哲学是反国家主义吗？
如上所述，黑格尔强调市民社会之与国家的重要性、必要性，那么能否因此将其归结为反国家主义或自由主义呢？本文认为不能做如此归结。因为“即使是黑格尔主义者也很少想到要把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说成是政治上自由主义的明证，而且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末也是
○毫无根据的。”黑格尔虽然肯定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对家庭伦理的否定具有必然性,但并不
认为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具有终极的合理性。由于市民社会本身是一个特殊性的领域，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伦理精神的普遍性，因而必然要依赖并受制于作为普遍性原则之体现者的国家。
在市民社会中,独立的个人之间的联合只是利益联合,这种联合是外在的、工具性的,而不是内在的、自然的,更不是合乎理性的。市民社会中，“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
○没有尺度的。”个人意志的无限张扬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导,就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
人的精神的异化。一方面,不同的特殊利益之间最终将导致对立和冲突,使市民社会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另一方面,当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完全被契约化之后,人们在交往中就只会把他人当作手段加以利用,人的本质伦理精神也就被异化了。这样一来,通过对家庭的自然关系的否定而获得的自由意志的普遍性,最终将重新受制于必然性。
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实体能够为伦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高的现实显现形式？在黑格尔看来，能够使市民社会摆脱外在必然性限制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作为一种伦理精神的体现者以普遍利益为目的，倡导普遍
性原则，使个人在国家生活中获得普遍性意识，从而自觉地认识和追求普遍物，并把普遍物作为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可见黑格尔对国家之重视。所以，把黑格尔政治哲学归结为反国家主义也是不客观的。比较来说，泰勒对黑格尔的理解是深刻的。他以黑格尔的政治历史哲学原则为基础, 在与新自由主义原子论个人主义的论战中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主义价值取向。针对新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强烈挤压，泰勒指出，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市民社会在获得空前的自主性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比以往更多地暴露出了自身的不自足性，犯罪、吸毒、种族、性别、社会不公正等等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和尖锐表现，表明市民社会并不能解决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所有问题，它需要另外的力量比如说国家来加以制约，就此而论，市民社会的黑格尔模式要比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洛克模式更加可取。因为，“黑格尔在他的市民社会概念里，把洛克学派和孟德斯鸠学派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洛克学派指出了有关社会具有非政治相度的观念，那么孟德斯鸠的贡献则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图景，亦即社会是根据其政治组织来界定的”，“ 这些观点的发展，形成了黑格尔派的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并不是自足的领域。不仅作为市民社会—部分的经济过程需要接受调整(这部分地是在市民社会内部进行的)，而且它只有通过与国家这一更高级的统一体一——亦即根据政治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一——相整合，才能避免毁灭” ，如此，“既避免了那种被黑格尔认为必然会导致暴政和恐怖的“共意国家”的无分层
○的同质性，也避免了那种盲目经济力量不受调整且最终会自我毁灭的运作。”当然这里也不
能简单的将黑格尔政治哲学归结为社群主义。毕竟，黑格尔充分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多元化和异质性，彰显了个人权利和个体的自主性。
三、如何看待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基本性质？
如果说黑格尔政治哲学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反国家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16171819○
社群主义；那么是什么呢？其实，对于像黑格尔哲学这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的伟大哲学体系是不能做非此即彼的简单归结的，而必须用辨证的方法去把握。如此，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辨证性质：
○在谈到市民社会两个原则时，一方面强调“特殊和普遍的不可分性”，认为,“在市民
社会中,特殊性和普遍性虽然是分离的,但他们仍然是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的，其中一个所做的虽然看起来是同另一个相对立的,并且以为只有同另一个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存在,但是每
○一个毕竟要以另一个为其条件。”另一方面反对两种片面倾向：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特殊性
而轻视普遍性。他举例说：“大部分人认为纳税损害了他们的特殊性，是同他们敌对的，并且妨害了他们的目的。然而，尽管这看来是真实的，终究没有普遍物，目的的特殊性就不可
○能达到。况且公民不缴纳任何捐税的国家，也不见得由于特殊性的力量加强而显得优越。”
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普遍性而轻视特殊性，甚至以普遍性吞噬特殊性。黑格尔指出，“同样，有人认为如果普遍性把持殊性的力量都吸收过来，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阐述的那样，看来普遍性的景况会好些。但这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只是相互依赖、各为他方而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
○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
在谈到国家时，强调“国家是机体，„„国家必须被理解为机体”, “机体的本性是这
○样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趋于同一，如果其中一部分闹独立，全部必致崩溃”；“国家的目的
○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 “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
○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
在谈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时，强调“国家是自为的神经系统，它自身是有组织的；
○但是它只有在两个环节，即家庭和市民社会，都在它内部获得发展时，才是有生气的”； “现
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但是，目的的普遍性如果没有特殊性自己的知识和意志——特殊性的权利必须予以保持，——就不能向前迈进。所以普遍物必须予以促进，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也必须得到充分而活泼的发展。只有在这两个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
○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
综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所以说，黑格尔政治哲学是辩证的政治哲学。法国学者路易·迪蒙曾经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试图将所有的
○对立面调和成广泛的综合体，并且指出这个综合体存在于现代国家”，这应该说是颇有见
地的。但是与其说是对对立面的理论调和，不如说是对现代国家的客观本质的揭示，这种本质就是，国家作为机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言之，就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统一，国家与社会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并不否认差别与对立，相反，它是以差别与对立的存在为前提的，每一方都以对立方的存在为前提。片面地强调国家、普遍利益与片面地强调社会、特殊利益一样，虽然可以促进对真理认识的深化，但毕竟还不是真理本身，双方必须也必将走向统一，方可逼近真理的全景。这在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及其走向中可以找到回应。
社群主义是在批评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歧见上。自由主义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辩护，社群主义则为与此相适应的公共生活辩护。但是，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是困扰人类社会和政治学家们的一个永恒难题，在任何一个民主的社会，个人权利都具有基础性价值，它涉及政府的合法性；而不同的个人只有联合起来组成形形色色的社群，才能为个人提供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强调都可能导致另一方的缺失。我们只能在二者的共生与张力中寻找出路。所幸的是，在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流变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当“向后看”的社群主义者对共同20212223242526272829
体的衰落表现出乡愁般的哀叹，抱怨我们的社会在包容个人选择和文化多样性上“已经走得太远了”时，也还有另一种社群主义者即“向前看”的社群主义者，开始“承认个人选择和
○文化多元不仅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事实，而且还是有价值的特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趋容。同时，我们也看到自由主义向社群主义的趋容，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就是“旨在借助民族这个独特的现代观念，来联结与亲和具有极不相同的种族起源、
○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因此可被视为一种“向前看”的社群主义。
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趋容，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同时也领略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镜像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要言之，我们不能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国家主义与反国家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只能以二者为资源和镜像，结合我国实际，在国家、普遍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探寻一条新路：
首先，必须承认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必须把承认和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以市场主体独立地、自主地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其中的财产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不仅会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变成一句十足的空话，而且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机制。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公共利益、群体权利同样具有有客观性、真实性、合理性。自由主义者强调，只有个人权利是客观的、真实的，而公共利益、群体权利最终只能落实到个人权利，否则就是虚幻的。这种观念使自由主义者往往忽视了公共利益和群体权利的独立价值。从根本上说，公共利益和群体权利涉及到的是任何个人生活须臾不可脱离的公共条件、公共秩序和公共原则，它们同样是真实的、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特别是当公共利益和群体权利的实现事关民族国家的生死命运和发展前景时，甚至会要求个人为之牺牲自己的个人权利。当然文明、正义的社会会为这种牺牲做出补偿。但这种国家补偿本身就谕示和肯定了公共利益的客观性、真实性、合理性。
其次，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及政治实践的基本任务。良序社会结构是以国家、普遍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个人权利之间的双向合理互动为基础的，它的建立和维系取决于良序规则，也就是必须形成系统的合理的法制规则，用法律形式明确国家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合理界分。个人权利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因此必须予以维护，但为了防止具有为数众多而又互相抵触的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法律必须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同样，公共利益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必须予以维护，但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法律必须能够对政府以公共利益名义实施权力行为进行限制。不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权利都要在法律规制的范围内运作与实现，现代社会必须确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唯此，我们才能在国家、普遍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维持平衡，从而构建符合正义而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释： 3031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9页。 ○
2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9页。 ○
3Fred Dallmaye, “Rethinking the Hegelian State”, 引自David MacGregor, Hegel, ○
Marx, and the English Sta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 1996。第274页。
4○19查尔斯·泰勒:,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
社1998年版第3页，第27页。
5○6○7○8○9○11○12○13○14○15○17○18○20○21○22○23○24○25○26○27○28○29黑格尔《法○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3页，第195页，第195页，第197页，第197页，第265页，第262-263页，第55页，第200页，第263页，第200页，第253页，第198页，第198页，第199页，第199页，第268页，第269页，第261页，第264-265页，第261页。
10安东尼·奎因顿：,安东尼·肯尼 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6年版第333页。
16霍斯特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
学史研究室编《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杜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29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
30○31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00页，第501页。 ○
[作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