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分类
史料按照是否是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者与亲近者的记录可以分为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历史学家一般极重视第一手资料。当然在一手资料找不到或很少的情况下，二手资料便显出其重要性，当然如何甄别二手资料准确性，对于史学家而言也是极重要的事。
史料按照存储的形式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声像史料和数字化史料。
文字史料是最常见的，比如正史、类书、地方志、私人笔记或者日记等。实物史料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碑铭、器物、遗址等几类，一百多年来专家又发现了很多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比如敦煌文书、汉简、甲骨等等，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作用很大，在文字资料中很多以前不清楚的、有疑问的问题搞清楚了，需要实物证明的史料得到了证明。口传史料更多地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没有文字的地区流传，作为保存先人事迹与奋斗历程的手段，许多没有记录在书上的人物、事件和思想得到发掘，扩大了人们对历史与社会的认识。由于影视和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声像史料与数字化史料出现了，它变得更加生动、立体、可感，大大扩展了史学影响的群体和受众，让史学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存在形式。
史料的收集
要获得较全的史料，中国古代史要搜集正史、类书、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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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地方志、私人笔记、敦煌文书、竹简、碑铭、游记、考古发现等。另外诗词也要搜集，因为诗词等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们对社会、人生、情感的观察与思考，利用诗词有时能等到很好的效果，这方面陈寅恪先生做的很好，他的“以诗证史”
中国近现代史要搜集的资料更多，如文书、笔记、日记、报刊、契约、家谱、地方志、遗迹等都要注意，而档案馆、图书馆尤其要去
史料的辑录、校勘、辨伪与考据
文本的资料、考古的资料、口述的资料，有的互相印证，有的互相矛盾，比如尧禅位于舜一事，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是尧看舜品德高尚禅位于他，而《竹书纪年》则说舜是通过斗争获取政权！要从众多非常零碎、片段、残缺和真伪混杂的历史资料中复原历史真实的本来面目，就需要对这些历史资料认真作出辑录、校勘、辨伪、考证，以确定哪些史料可靠、可信，哪些史料部分可靠、可信，有一定史料价值，哪些史料是胡编乱造，没有史料价值。
史料辑录，是研究者围绕准备深入探究的课题，要认真作出综合性的按照子课题分类的史料辑录、摘编。辑佚，就是将已佚古书尚存于他书中的各片段，重新整合成册，以最大可能恢复原书面貌。他通常是从古代经、史、子、集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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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量注疏引文中，从经过分类编次的类书中，从抄辑其他古书而成的资料性著述中，辑出佚书、轶文的部分或大部分文字。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魏晋人著述200余种，其后90％以上原书俱佚。（《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撰。《魏书》30卷，《晋书》15卷，《吴书》20卷，无表志。内容简略，且无志。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作注，作注主要是增补史实，他广搜博采，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于元嘉六年成书，字数为《三国志》的3倍，不仅使《三国志》的史料大为丰富，而且还纠正了正文的某些谬误，故与正文具有同等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后人辑佚的辽史资料，《辽史拾遗》24卷，清厉鄂撰，成书于乾隆八年，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从300余种史籍中摘录有关辽史的史料，对《辽史》的本纪、志和列传分别加以补充，对记载有误的分别作了考证。辑佚之时，对于引用佚书的古代文献要尽可能的选择可靠地版本，将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佚书文字一一录出，凡引用详略不同、文字不一者，应详加考释校正，然后逐一编订。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史料由于年久错简、辗转传抄讹误，或本就记载的失实，故对搜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去粗取精、去伪求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校勘与辨伪。
校勘，校勘又叫校雠，是指用精密的方法、确凿的证据，通过查勘和核对，以校正古书中由于抄写、翻刻、破损、漫漶、错简等原因造成的各种讹误、缺漏。除此之外，广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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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还包括定书名、编目录、辨真伪、辑佚字等。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校正古籍中的错别字和标点，那只能说是一种狭义的校勘，即普通所谓的“校对”。校勘学，也称校雠学，它是研究有关校勘问题，即校勘对象、校勘方法、校勘史等方面内容的一门学科。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种种错误，古谚云：“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遐览篇》）因秦焚书事件，书籍损失很大，存世之书，或出于口传，或出于壁中。西汉初年，朝廷多次下诏搜罗天下图书，并命人整理。武帝时，汉兴近一百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又命陈农到全国各地去访求遗书，并指定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经传、诸子、诗赋；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本书校雠完毕，由刘向总其成。《别录》谓：“校雠：一人读书，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所以校勘工作很早就有了。从汉唐到宋代，记载校勘成果的书籍不断出现。进入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起，书籍校勘大盛，校勘学获得进一步发展，校勘成果也进一步发展。如阮元在《礼记注疏校勘记序》中谓：“此《礼记》七十卷本，出于吴中吴泰来家。乾隆间，惠栋用以校汲古阁本，识之云：讹字四千七百有四，脱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阙文两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异者两千六百二十有五，羡文九百七十有一。”一部《礼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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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讹误共达11662字，占了全书的11.78％。这一方面说明古籍传之后世讹误之多确实惊人，另一方面也足以看出清代学者校勘之勤，收获之丰。乾嘉学者常常给经过自己整理和考证的古籍写校勘记，并总结校勘经验，介绍校勘成果。像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近人陈垣先生以其多年治史经验，并结合前人有关校勘学的成就，在校勘的实践和校勘学理论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像这个《元典章》，自元代雕版印行后600年间无刻本。清代学者沈家本用当时从日本借回的的缮钞本刊刻，人称沈刻本。沈刻本刻写虽精，但错误极多。1925年，陈垣先生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时，在故宫发现一本元刻本《元典章》，于是，从1930年夏起，用了9个月时间，以故宫元刻本及其他四种钞本与沈刻本校勘，得沈刻本谬误一万两千余条，“其间无心之误半，有心之误亦半”。据此撰成《元典章校补》一书。此后，他又将校勘出谬误的十分之一，提炼概括为50例，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书中说明校勘的原则和方法，并总结出“校勘四法”，成为我国校勘学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总结性的科学著作。简单说了中国校勘学的发展，那么校勘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大体说来有四项，即整理错乱、删去衍羡、补上脱漏、改正讹误。1.错乱的产生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在将散乱的简牍穿编成册时前后次序发生错乱，称之为错简；另一类是书籍因年深月久，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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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遭到破坏，叶面有散落，在没有数字表示顺序、装订时粗心大意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页面错乱；还有就是人们在传抄的过程中因体力不济、马虎大意而将前后页码混乱。2.删去衍羡，羡是多余的意思，误增的文字称为“衍文”。古籍在抄写和翻刻过程中，由于粗心大意，或思想走神，容易把不相干的文字误抄上去，造成文意错误，或不可解，因而在校勘古籍时必须将这些误增的文字删去。3.补上脱漏，所谓脱漏，是指古籍在传写、翻刻中脱落得文字。4.改正讹误，古籍在传抄、翻刻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别字、错字、前后两字合成一字，或一字拆为两字等讹误。当然，由于古籍中出现的讹误，涉及范围很广，所以除了对正文内容认真校勘外，对书名、撰者、目录、卷数、篇名、序跋等也要一一进行校勘。做好校勘工作的基本条件：一，尽可能多的收集各种版本。二，要广泛搜集与校勘有关的各种著述。三，校勘者必须具备的条件。首先树立高度责任感，工作时必须细心认真，做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再者，校勘时要有确凿的证据，不可臆测，也不要凭道听途说。还有，要丰富学养，增加对一般历史知识的了解。最后，要认识异体字。校勘古籍的方法（校勘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分别解释一下。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陈垣先生评价这种方法的长短处，“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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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的校此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所以，陈垣先生提出：“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择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在没有别本的情况下，本校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毕竟同一部古籍中文句相同或相似的场合不会很多，且前后翻动过于频繁，也容易发生疏漏，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校勘方法。他校法：就是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陈垣先生认为这种方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但是有的时候唯有用其法才能证明讹误。理校法：顾名思义就是在不依靠别的典籍，而只依靠自身的经验，或以常理或逻辑作判断，来发现和纠正古籍中存在的错误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最高妙，也最危险。乾嘉学者钱大昕、赵翼、王念孙等人学术造诣精湛，都是理校法的大师。他们在读古书时，发现问题，以为某当作某，虽无其他旁证，后来往往得到证实。但是若非造诣高深，最好不要轻易使用此法。古籍经过校勘后，要将其结果写出来，以改正原书的错误，并让读者了解此种错误，其结果处理的形式，一般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定本式，即根据校勘的结果，把底本的误字、衍字、脱字、倒置及书名、篇章等错误，一一予以改正，写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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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并在改正处作校勘符号，于校勘记中说明所改依据。第二种是底本式，即校勘后不改动底本，在疑误处或与别本有歧义处作上校勘符号，然后在校勘记中一一指出别本情况。第三种是混合式，即对校勘的结果，有的地方作定本式处理，有的地方作底本式处理。第四种是札记式，即底本不录全文，只录底本有问题的那句或那段文字，形成札记，然后注明原书页码，再在后面作校勘记。
辨伪，即辨认古书或史料的真伪，对所收集的史料作初步的外在的鉴别。辨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实性。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辨识的范围内。文献学上所讲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任务时认定文献的作者、年代体现其归属感。考古所得史料也需要辨伪，据新华社2002年5月25日报导：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前副理事长藤村新一曾声称自己“发掘”出大批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存，从而将日本历史推进到70万年以前，此举震动了整个日本考古学界。后来经人揭发并通过日本考古协会特别调查证实，这些所谓的“遗迹”和“遗存”，纯属藤村新一造假所致，完全不能凭信。此外，家谱、墓志铭等对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身世具有史料价值，但是大多具有拔高和美化的成分，如某人明明由于贪赃渎职而遭贬黜，往往说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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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官不和，遂挂冠而去”；明明屡试不第，却说成是“淡泊功名，终生不事科举”等等，进行掩饰。而文献作假自古有之，伪书的出现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全伪，内容都是胡编乱造，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一种是真假参半，如梅（臣责）的《古文尚书》。史料价值视情况而定；有的是书名作假，内容真实。如有一本著者为南宋人的《国史通典》，但其内容却是杜佑的《通典》；还有就是窃取他人所撰之书，略作改头换面，以为己作。伪书的出现有其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如三国王肃借孔子之口编造《孔子家语》以攻击郑玄。还有《辫奸录》，就是北宋后期保守派为攻击王安石而假借苏洵之名蓄意炮制。辨伪思想也早已有之，如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伪书自古有之，辨伪也早已有之，被瞿林东教授称为“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在《外篇疑古第三》就就列举了对尧舜时期记载的十点怀疑，比如究竟舜是自己出游病逝于南方，还是被禹流放南方致死。明人胡应麟又有《四部正讹》，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列出了对古书进行辨伪的“十二条公例”。其中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树立辨伪意识，学习如何辨伪。梁启超的辨伪方法系统、详密，可是后来，尤其是70年代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睡虎地秦简等大批地下材料的相继出土，证明了许多“伪书”并不伪，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所以，对于史书的辨伪，还需要结合考古发现和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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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技术来综合判定，不可轻下结论。如对魏收的《魏书》的辨伪就是运用了避讳学知识。魏收撰《魏书》，凡提到广阳王渊名，无论本纪、列传，皆依实记载。可是在该书卷一四《神元平诸弟子孙》、卷一八《太武武王传》中，俱作广阳王深。该“渊”为“深”乃避唐讳所致，魏齐间人不当有此举。原来《魏书》阙失甚多，卷一
四、一八也属于阙失之列，这两卷乃取《北史》补入，《北史》乃唐初人所修，故有是讳。
考证，亦称考据，是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确定其所述内容的可靠程度、精确程度。考证的前提是质疑精神，能质疑方能致思，能思方能究其理。李大钊曾说：“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第一：史学能陶冶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必要怀疑他，批评他，选择他，找他确实的证据；有了确实的证据，然后对于此等事实方能置信；根据这确有证据的事实所编成的纪录，所说明的理法，才算比较的近于真理，比较的可信。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可见李大钊对考据的肯定。考证方法主要是证实、证伪、究人、究事。证实，就是考订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各种记述，以之为基础，伴之以各种旁证，辨明历史事实是否发生及其确凿时间、地点、参与人物、具体过程。我们知道，实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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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后宰相监修，帝王亲观成了制度，实录并非完全实录，已经成为史家的共识。这就导致以实录为依据而撰成的国史的不实。如唐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下旬初，唐太宗即位不久，突厥就大举向长安进犯，突厥颉利可汗统帅的军队直逼渭水便桥而来，形势十分危急，据《旧唐书-太宗纪上》载：“（颉利）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chan),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詔许焉。”历史上这条脍炙人口的记载，表现了唐太宗面对险情，毫无惧色的英雄气概，南宋画家刘松年还据此画了《便桥见虏图》，画出想象中的唐太宗在便桥上斥退颉利可汗的情景。但是据今人考证，却与事实大有出入，原来突厥这次兴师的目的并非为了进据中原，而只是为了“索要物质财富”。执失思力受颉利派遣入朝，不是为探听唐军虚实，而是肩负了谈判的使命，“为双方议和罢兵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唐太宗在明确了突厥的意图以后，才敢于率六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对峙交言，亦即“单独面议”。突厥索要金帛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自动退兵”（参见牛致功《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由此可知，考证史实的确切发生原因、经过是非常有必要的。证伪考异，就是勇于正视各种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历史记载，敢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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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种虽异口同声肯定而而实是作伪而成的历史记录。例如，关于尧禅位于舜，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有：“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舜帝”。而《竹书纪年》里则说的是，尧与丹朱的几位兄弟联手，将丹朱与尧囚禁，接着又将丹朱的几个兄弟打败，成为统治者。究人，代表考证的更高境界，即对史料撰述者进行深入的专门考察。考虑撰述者是否有自私心，偏袒一方，或为局势所迫没能如是记载，或者撰述人能力或角度有问题，导致撰写与事实不符。究世，就是推究史料和史料撰述者所处的时代，包括那时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应对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观念及整个话语系统。在中国，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发达，钱大昕、赵翼等在考证史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成就，总结了考证方法。欧洲19世纪，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将史料考证发挥到极致。考证方法有很多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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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旁证、反证。旁证举个例子，清乾隆皇帝自谓：“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时有所有，朕皆不加指摘。”（《清代文字狱档-胡中藻案》）可是，据他史记载，仅乾隆在位的前四十余年，就出现了近70起文字狱，其中如以博学多才闻名朝野的齐召南，曾深受乾隆的赏识，累官至礼部侍郎，又做过皇子的老师，后因老病乞归乡里。乾隆十五年（1750年），有族人齐周华为吕留良案鸣不平，他因此受到牵连，被“逮诣京师”，最后乾隆虽然格外开恩，“夺职放归，还其家产十三四”，但受尽折磨的齐召南，返家后即病故（《清史稿-齐召南传》。仅此一例就足以戳穿乾隆“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的谎言。而反证，就是与史料所言的意思刚刚相反的证据。如汉文帝时候有一位学问和道德都很好的大臣叫直不疑，有人出于嫉妒，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他“盗嫂”，也就是与他的嫂嫂有不正当关系。后来文帝向他问起此事，直不疑并不多做解释，只回答“我乃无兄”四字，便使真相大白。直不疑在这里使用的就是反证。
顾颉刚先生认为：“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无论是辑录、校勘还是辨伪、考证，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要想做出成绩，毋庸置疑，掌握方法很重要，另外，最最需要的还是一份执着精神，要做得下去冷板凳，要在浮华的环境中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踏踏实实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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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脚印的走下去。
反思: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许多是与真实历史有偏差的，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还只是停在表面，并没有去真正判别其真实性，可靠性，所以要想学好历史，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出题:1.实录是如实记载的吗？又有哪些因素导致实录 未能如实记载？
2.校勘，是校勘文字吗？狭义上与广义上的校勘各是什么？
参考书目： 瞿林东等人撰《史学导论》
三最丛书系列之《史记》， 李文通整理
何忠礼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