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是一个与家庭不能分割的概念。家庭是是个人社会化的开端，是所有人社会化必经的场所。家庭社会化和个体社会化的严重失误。
1、个体社会化的失误
子女往往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缺乏独立意识，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也缺乏家庭和社会责任感。在个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没有“断奶”，没有完成社会化中独立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过程。这与个体接受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主体有关。
2、家庭社会化的偏差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很多父母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的幸福，自己早年没有得到的东西便想让自己的孩子全部拥有。而且，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养身”往往胜过“养心”。许多父母本身便没有让子女“精神成人”的意识，认为“因为独生，所以啃老”。这种观点不尽合理。即使是在多儿多女的家庭里，父母往往会偏袒某些子女，比如老大或者老小，因此这些子女极容易成为“啃老族”。显然，责任在于父母在家庭社会化方面的失误，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态度塑造了这样一批“啃老族”。
3、城市NEET的消费行为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有所提升。人们的物质欲望获得强烈刺激，消费水平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诸如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享乐消费、炫耀消费等成
为青年一代中常见的现象。城市青壮年通常会因为经济生活难以自我满足而“啃老”。
一旦入不敷出，这些人就会转身向父母申请支援。父母则很少能眼睁睁看着子女生活拮据，通常会尽力提供帮助。即使家庭困难，也会先满足孩子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人具有一种独特的面子观。壮年人啃老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他们认为自己岁数不小，与年轻人共同寻找工作，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实际上是心理素质差、安于现状的表现。面对社会的竞争，人到中年的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信心，害怕失败；二是父母的保护。多数父母认为自己的子女已经是成年人，而且年龄也不小了，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因此不能流露出责备的语气，怕伤及子女的自尊，不能不给子女留面子。而事实上，现代社会要求人理性化，人的自立自强，要求客观公正，这种面子观不能适应发展中的社会。传统的面子观在转型社会的现代与传统的轨道的夹缝中生存，不免产生了“啃老”类的社会问题。
面子观的另一个产物就是炫耀性消费。消费能力低下的品牌追求者盲目而不切实际的消费，导致经济生活拮据，转而寻求父母的援助，成为“啃老族”成员。
4、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影响是中国NEET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国向来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家庭观，这种家庭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家庭的强关系。无论个人怎样发展，家庭永远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家庭永远是他的港湾。 “靠父母”是件天经地义的事,
伸手向父母要钱要物、取父母之所有、尽父母之所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传统。子女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投靠父母。父母此时更是欣然接受，因为不管在外面怎么样，父母家的大门永远为子女敞开。即使是那些生活条件不错的子女，父母通常也愿意让他们常回家看看。这就是家庭强关系引发的“啃老”现象。
三、社会转型期过度市场化的压力
“啃老”虽然发生在个体身上，但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化趋势日益增强，国家全能全包的单位制体制弱化，一切事物都由原先固有的从属处推向了市场。由于社会福利体制极不健全，这种变化不仅使大众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感，还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实际困难。探究城市NEET产生的社会原因，有三方面的市场化因素：
第一，房价过高的压力。 “房奴啃老”只是事情的表面，“房价啃老”才是事情的实质。可以说，正是超出收入水平很多倍的不正常房价迫使一些年轻人要“安家落户”不得不向父母求助。
但房价的压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消费心理的因素。没有自己的房子难道就无法生存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房奴”们不顾自己的经济水平，非要买属于自己的房，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消费行为可视为追求时尚与流行
第二，就业压力。其一，造成就业岗位增加与就业人口增长速度的不匹配，从而产生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就业
经历，他们的生存只能依赖家庭和父母。其二，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冗员，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幅度的减员裁员行动一直未曾停止。这些人由于技能年龄等的限制，很难再度就业。仅凭政府给的微薄的下岗津贴或失业保险金难以维系生存――许多人还根本领不到这类津贴。其三，中国的NEET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在岗位要求较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同时又有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寻找工作，他们成为城镇失业青壮年人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无论竞争成功与否，城市青壮年通常总是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有一部分觉得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势，因此干脆回家啃老去了。其四，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已经出现就业难的局面，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当年找到合适的岗位。
第三，社会保障缺失的压力。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经费实行由单位和个人共同担负的政策。如果没有单位，或者单位能力不足以支付部分费用，那么市民的社会保障就有了很大隐患。而城市青壮年当中，那些工作未久的人与从未工作者，以及失业者（多为壮年人，称4050人员）这类人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福利和保障方面通常较低，甚至还不如老人，许多人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而他们的父母中有许多人却拥有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这样一来，年轻一代就有了“啃老”的藉口，有人甚至“啃”父母的生活最低保障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