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的婚恋诗看先民的婚恋观及婚姻制度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诗经》中婚恋诗的解读来分析上古人民的婚恋观以及其时的婚姻制度。认为：先秦的婚恋总体来说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当时已有礼法的存在和约束，但并不像后来那样严重，并且主要正对的是贵族。
【关键词】：《诗经》 婚恋诗 自由 礼法
《诗经》中的婚恋诗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描写婚姻生活的诗，一类是描写恋爱的诗，以及婚姻和爱情兼有的诗，这些我们可以统称为婚恋诗。而从描写主体来说，又分为描写平民的婚恋诗和描写贵族的婚恋诗。婚恋诗是《诗经》中最为动人的部分，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婚恋诗则又反映了先民们的婚恋观，从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先民对婚姻的观念，及其潜在的文化内涵。
一
《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作三百零五篇，虽然周公制礼是在西周早期，但是周礼对时人的影响远没有后人想象得那样强烈。《礼记·曲礼》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侧重给贵族成员预设的道德伦理规范，而对民间则顺乎自然，依照旧俗治理。周代的典籍《周礼·天官·大宰》上云：“以八则治都鄙„„六曰，礼俗以驭其民。”就是说周代统治者制定八条法律来治理国家，其中第六条为依照旧的婚俗来统治百姓。因此，给后世妇女带来深重灾难的礼在《诗经》时代，其影响力，特别是对民间女子是有限的。而《诗经》时代，去古未远，各种原始风俗还大量遗存，再加上还没有受到后世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因此那些来自于田野乡邑、大多收于《国风》中的诗歌，大多歌咏的是我国上古先民们至真至纯的情感，是人类初始阶段的自然之声。透过这些天籁之音，通过对这些诗歌进行重新解读，我们发现，原来远在
二、三千多年前，在《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竟曾经有过那么活泼、那么清新、那么浪漫、那么自由、那么勇敢、那么幽默、那么智慧而又那么美丽的情感和抒情。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之上的性爱抒情，竟出自西周时代。以至千百年来，那动人的旋律不断在人 1 们耳畔萦绕，轻轻地拨动人们善感的心弦，引得无数后人在《关雎》与《蒹葭》那动人的旋律中徜徉，徒生对先民时代真挚美丽爱情生活的向往。
“婚姻”在《诗经》时代已是通用名词。《诗经》婚恋题材的作品,不仅真实而全面地再现了当时的婚恋生活及其文化内涵,而且反映了那个时代最突出的婚姻观念,即以广家族繁子孙为主、求内助促经济为次的婚姻目的和不平等的男女主从关系。《诗经》时代宗法社会已经建立,婚姻虽然表现为男女个体的结合,实质上是两个姓氏的结合,是家族群体的扩展和延续,正如《礼记·昏仪》所讲“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仪礼·士昏礼》也记载,古时新郎出门迎亲,父亲会郑重地叮嘱儿子,“往迎尔相,承我宗事”重申接妇成婚事关宗庙继祠的婚姻主旨。正所谓为族娶妻为重,为己娶妇为轻。所以,继承本族血统、繁衍一家子孙成为《诗经》时代婚姻的重要目的。《诗经》中不少篇目都表达了对多子多孙的向往和赞赏。《小雅·绵》写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用大瓜小瓜连绵不绝比喻周民族子孙繁多,宗族兴旺。《唐风·椒聊》则以花椒多籽起兴,赞美妇女多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小雅·既醉》、《周南·桃夭》等诗篇都表达了同一愿望,可见,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是《诗经》时代人们十分看重的。男人娶妻求内助是《诗经》时代婚姻的另一重要目的,《礼记·祭统》总结为,“既内自尽,又外求助,婚礼是也”。妻子是丈夫的内助,贵族妇女侧重于精神协助,下层妇女侧重于劳动协助。反映西周农奴生活的《豳风·七月》写到:“同我妇子,彼南亩”,妻子把饭做好后送到地头给丈夫做好后勤服务。《卫风·氓》中的弃妇“三岁为妇,靡室劳点。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起早贪黑,任劳任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也是一个典型的辛勤治家的贤内助。《小雅·谷风》、《邶风·谷风》等诗篇也描绘了以勤家睦邻为德的好妻子。《小雅·楚茨》是一首周王祭祀祖先的歌,其中写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可见,贵族妇女不像下层妇女那样辛苦操劳,需要时她只是在厨师做好菜肴后端出来招呼宾客就行了。《小雅·斯干》中还写到对女子长大后的希望,“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治罹”,不要违背长辈和丈夫的意见,不要议论是非,做好家务,不给父母造麻烦,直接表明了《诗经》时代对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职能的定位。
二
先秦的婚制,源于先秦的礼制,是先秦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昏仪》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又说:“男女 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王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仪礼》记载了关于婚礼的准则和仪节,其中在求婚到完婚的过程 中有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所谓纳采,是指男方托媒人带着书信和礼物,到女家说合婚事,如果女方父亲接受了礼物,就叫“纳采”。所谓问名,是指在女方接受了礼物,表示允许的情况下,男方再派人带着礼物到女方探问姑娘的名字、年龄、生辰八字等,然后回来在自家的宗庙里占卜凶吉。所谓纳吉,是指如果占卜结果是吉兆,就又派人带着礼物把佳音告知女方,至此“婚,姻之事于是定”。所谓纳征,是指纳吉之后,男方送给女方正式的聘礼。所谓请期,是指纳征之后,男方再以礼物到女方请订结婚的日期,这时“主人辞,宾许”,女方要再三表示不敢自定,男方便将预先占卜决定的吉日提出来,这叫“请期”。所谓亲迎,是指完婚的吉日定好后,届时新郎奉父母之命亲自到女家迎娶,因亲迎的时间在黄昏,故称为昏礼。
先秦的婚制,首先是针对贵族统治阶级制定的。《诗经》中有不少反映贵族婚姻的诗篇,大都反复强调了具有“三重”特色的婚制准则,并大都具有鲜明的聘娶和媵嫁色彩。具体说来,这些诗篇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排场大。如《卫风·硕人》、《召南·何彼矣》、《大雅·韩奕》等诗都描写了贵族豪华奢侈的媵婚场面。这些使庶民百姓叹为观止的盛大婚礼,表现出了贵族阶级挥霍享乐的本性。二是怨愁多。在婚制礼法下的贵族女子,没有什么婚恋自由可言,更不上什么“爱情”,她们的婚姻往往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贵族婚恋诗中怨愁多的主要原因。此外,礼法规定诸侯之女嫁到别国,只有父母在时才能回娘家省亲,父母死后,则不能再回国,只能派大夫去慰问自己的兄弟。这是贵族婚恋诗中怨愁多的又一重要原因。能够冲破这种礼法禁令的贵族妇女仅为个别,如《风·载驰》中的许穆夫人便是一例。而多数已嫁的贵族女子则只能忍受礼法带给她们的痛苦,如《邶风·泉水》、《卫风·竹竿》都表现了远嫁在外的贵族女子不能返乡探亲的怨愁心情。三是丑闻多。以聘娶和媵嫁为特征的贵族婚制,虽然赋予了男子多妻的特权,但却满足不了他们腐化享乐的欲望;婚制要求女子对自己的丈夫要绝对忠贞,但总有一些 3 女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失去贞操。统治阶级为保证贵族婚姻不出乱子而立婚制,但由于剥削阶级腐朽堕落的本性,致使本阶级内部时有淫乱之事发生。如《邶风·新台》、《风·墙有茨》、《载驱》诸诗,都记载并揭露了贵族荒淫乱伦的丑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揭露统治阶级丑恶的诗篇,都是民间作品,可见人民群众对虚伪丑恶的婚制,对贵族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是十分鄙弃和厌恶的。
三
《诗经》中的民间婚恋诗也反映了民间婚俗和贵族婚制礼法带给它们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就积极影响而言,主要是指那些以高崇拜遗风为基础,以民间婚俗为指导的情歌,这些情歌表现了人们自由、大胆、热烈而又纯洁坚贞的婚恋生活,抒发了人们情爱的和谐欢乐以及种种相思与苦恼的真情实感,这类诗歌在《诗经》婚恋诗中占多数。就消极影响而言,主要是指那些在贵族婚制礼法的影响下,民间青年男女的婚爱遭受压抑,不能自主并由此导致婚后家庭悲剧的诗篇。典型的如《王风·中谷有》、《邶风·谷风》、《卫风·氓》等。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弃妇的悲惨命运和人们对不幸婚姻的控诉、对礼教的揭露和反抗。先秦婚制礼法对民间婚恋的影响和控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诗经》时代前后五六百年,正是统治阶级的婚制礼法逐渐形成发展的时代,也是它对民间婚恋的制约力量逐渐加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婚制礼法必然会与自由恋爱发生冲突,《诗经》中的一些诗篇,也生动地记录和描写了在这种冲突下的人们的婚恋生活和他们婚恋观的变化。典型的如《郑风·将仲子》、《风·柏舟》及《 》。《将仲子》是一种类型,诗中写一女子对自由恋爱心向往之,但要付诸实践时,却又顾忌到“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的压力。以前的人们自由恋爱是合法的而这时却要通过父母之命和社会舆论的认可,但同时她又深爱着自己的恋人,欲拒约会而于心不忍。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她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一再用爱怜、恳求的语气向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希望对方“无逾我里”、“无逾我墙”,“无逾我园”,不要越出礼制的规范。诗歌真实细腻地表达了这个女子的痛苦心情和内心的矛盾冲突。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的实行，在先周时期就应 4 该开始了。《大雅·大明》就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之句，是说周文王“定婚卜卦都吉祥，亲迎却在渭水旁”。其中，“文定”指定婚礼，即六礼中的“纳征”，文王结婚时还实行了“亲迎”礼，亲迎于渭水之滨。据王巍先生介绍，婚嫁中的问名、纳吉、请期等三礼中都有占卜的内容。占卜之后，卦体上没有不吉利的话，男女才可成婚。连民间恋歌的《卫风·氓》都要“尔卜尔筮，体无咎言”，然后才“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作为政治大事的贵族婚姻更要占卜一番。《召风·鹊巢》、《何彼襛矣》、《郑风·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齐风·著》、《小雅·车辖》、《大雅·韩奕》也都反映了“亲迎”的婚俗及贵族女子结婚时的宏大场面。 亲迎之时，礼节特别多：母亲要为女儿“亲结其缡”（《豳风·东山》），父母告戒女儿“无违夫子”，新郎俟新娘于堂（《齐风·著》），赠新娘以佩（《郑风·女曰鸡鸣》），然后才乘车同归（《郑风·有女同车》）。《鹊巢》中的女子出嫁之时，有车“百两御之”；《何彼襛矣》“言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 出嫁场面更是宏大；《女曰鸡鸣》第三章写“亲迎”时新人以佩相赠；《有女同车》与《丰》的后两章也都写亲迎之礼，新郎亲迎后“有女同车”，并“驾予与归”；《著》则写“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的新郎亲迎新娘于女家，并按礼节先俟之于“著”、再俟之于“庭”、最后才来到女方“堂”前；《小雅·车辖》通过亲迎途中的景物描写，烘托了新郎喜悦的心情；《韩奕》中的新郎是韩侯，新娘是“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双方身份高贵，所以场面宏大：“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由此可见，贵族男女的结婚场面与普通百姓的差别。
总之，《诗经》中大量的婚恋诗生动地再现了《诗经》时代青年男女的婚恋生活，凝固了上古先民两性生活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悲哀与欢乐，反映了古代先民的婚姻生活。《诗经》时代，是人们从人类的第一次理性觉醒中暂时获得解放的时代，这时候的人们最容易面对自己本真的情感，并让自己本真的情感略无障碍地自然流露出来，这些诗作是那样地清澈纯净、柔婉舒畅，是那样地无拘无束、直率放达，充满着浓郁的乡土风情和原始气息。而其中少数被打上宗法社会烙印的诗作，则又多了些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意蕴和内涵。受现代生活影响远离了本真的人们不妨把自己置换成诗中的歌者，去发现久违了的心灵深处稚子的心， 5 去延续我们的传统的根。
参考文献：
朱熹集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