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神话的相比照
——中日神话“貌似”下的“神异”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两国自古以来也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往来。在文化上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更是明显。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也就使得在历史、民族、风土以及其它很多方面都有其相似之处。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民族也在相似的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学意识形态与不同民族性。
日本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大量外来文学的影响，对外来文化加予吸收与消化进行融合，古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从最初的模仿到借助中国文字再到吸收中国儒、佛道的文学思想。从上古时期的神话来看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而正是这些相似之处下体现出了两种不同民族的民族性与文化内涵。
神话是在口诵传承的原初阶段产生的，表现了生产力低下时期人类在未开化阶段对天地万物的丰富想象，反映了远古人民的原始观念，是早期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日本神话集中收在《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长被合称为“记.纪神话”。中国上古神话与日本上古神话在内容上有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但是在相似的内容下也有相异的地方。日本比较神话学家松村武雄在《民族与神话》一书中说：“各民族的神话都以其民族性和民族精神为基础，因而各具特色。”①
一 中日神话的比照性
在东方神话中，最常分为的是创世神话与自然神话两大类，下面就以这两类神话来分析中日神话。
首先：创造神话，这类神话对天地、宇宙的形成与人类和自然事物的生成作了解释，也被称为创生神话或起源神话，日本学者大林太良把创造神话界定为“根据远古时代发生的一次性事件，说明和证明特定的自然现象与文化现象的传说故事。”②在上古时期，中日人民在不同的民族背景下产生神话，在同为东方文化的背景下，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文化使得中日神话有了交鞣杂合的地方，也存在不同本质的区别，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传播、改变。由于民族生存地区各不相同，自然与人文状态也有诸多差异，因而不同民族的原
始人民以丰富的具象联想对创造与生成问题给了种种前逻辑和非理性的解释，便有了形态各异的创造神话。
从中日神话的内容来看，创造神话又可以分为神力开辟与巨人化生两大类，神力开辟是创造神在宇宙之初，万物之始，开天辟地，造人造物并且安排宇宙秩序。这一种类型的神话在中日神话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中国的女娲造人，日本《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中关于国土产生的神话。
中国的女娲传说中，女娲黄土造人，据《太平御览》引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在这之后，又有女娲炼石补天，治水救人，据《淮南子天文篇》所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源尘埃归焉。”以至“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翁。” ③当此绝境，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并除害治水，使破坏殆尽的固有宇宙秩序得以重构复原，世人亦由此而得再生。
在日本《记纪神话》中也有记载“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于是天地始分，“神七代”产生，其中男神伊邪那岐命与女神伊邪那美命奉命制造国土，二身拿了神赐的天治矛，搅动海水，形成一岛，二神住居岛上，努力于国土的成长，最终确立了结构。
巨人化生是中日神话中典型的一类，日本的伊邪那岐命兄妹与中国女娲和伏羲兄妹都是典型人物，在中国的化生神话中传说“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其妹即来就兄。”而女娲也一个创造的女神：“娲，古之神女也，化万物者也。”“有神十人，名曰女娲氏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又传说女娲氏“抟黄土做人。”
《古事记》中也记载“伊邪那岐兄妹二神结合，共生岛屿十四，生神三十五，伊邪那岐从黄泉国归来之后，洗左眼时化生的神，名叫天照大神；洗右眼化生了月读命，洗鼻十生建速须佐之男命，这就是日月风三神的产生。
总的来说，从创造神话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两过神话的相同之处，天地之初，同样的混沌状态，又神力创造世界，神创造人类，但是日本神话神为了人的生存而改造世界，却并未有造人的传说，都是处于远古时期的人类对世界没有充分的
认识对自然的无能为力而产生幻想借助神力的产物，如鲁迅所说的：“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无常，期者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其次关于自然神话，由于原始人民对自然现象的无法解释，产生了自然崇拜，把一切现象神化，于是产生关于自然的神话，其中以洪水和太阳为母题的在中日神话中是最常见的。在中国神话中常见洪水神话，有女娲理水或大禹治水，都表现远古人民对洪水灾难的恐惧，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人与自然抗争的肯定，人们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环境，以取得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与此不同的是日本神话中并没有出现洪水神话，这要与中国神话中没有太阳崇拜相结合来看。
日本的国名可以看到他们对太阳的崇拜，由“倭国”改为“日本国”也是把日本称为“日出之国”，在它的创世神中也可以看到统治神所居住的“高天原”是日神—天照大神在统治，也就太阳女神，她处于很高的地位，太阳女神也被提升到信仰的核心，由此衍生为后来的立国神话与对皇族的崇拜，并且日本皇族也自称为太阳神的后代。也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日本并没有洪水神话。日本是岛屿国家，产生洪水与海潮有关，如果日本有洪水神话的话就意味着是祖先对皇族子孙后代的惩罚结果。而《古事记》一书的产生本身就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在《古事记》一书的序言中有“天皇诏之，朕闻，诸家之所责帝记及旧辞，即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矢，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帝记，讨覆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这正说明了《古事记》的目的是为了树立天皇的正统化与权威。日本神话的政治性也决定了它不会存在洪水神话和坚持对太阳的崇拜。《日本书纪》在那样的情况下目的也都差不多。以太阳为母题的神话中，可以看到中日神话的巨大差异，这一点放到后面具体的来看。
二、原始意象的契合与歧异
上古神话中，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化生万物，日月生成，兄妹血婚，违禁受罚等都是神话中常见的类型，中日神话在这些层面上也有极其相似、相通的地方。
前文中列举的化生神话，可以对比出，中日神话在关于天地开辟，宇宙生成的观念上，不管是从文字还是观念可以说都是大体相同的。中国神话与日本神话
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并且有诸多方面都有相同之处，再比如日月生成神话，日本在“记纪神话”中的记载“伊耶那歧从黄泉国回来之后，用水洗左眼，生化为太阳神，名为天照大神，用水洗右眼时生成月亮神，名叫月读尊。在中国上古神话中，“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化日，右眼化月”两者是极为相似的，从创生的盘古与伊耶那歧来看都是创生始祖，从“左眼化日，右眼化月”来看也完全相同，也证明了二国原始意象与生成方式及物化的雷同，这是它们在原始意象上的契合之处。但在这样的契合之下也有其相歧异的一面，盘古神话中，盘古死而化生，“记纪神话”中，伊耶那歧洗澡时化生日月，洗而化生，相比之下，日月，日月化生我国的神付出的代价就大了很多。
在违禁受罚一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日本须左之男命与中国共工，相传共工与天帝争斗，怒气冲天地一头倒在不周山上，结果撑天柱撞折，把系地的绳子撞断，使得大地倾斜，天空倾向西北，大地倾向东南，造成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格局，由此不仅体现了共工的神力，还体现了共工的反抗精神，也可看作是对正统神权的反抗。与此相同的是“记纪神话”中的索须左之男命，敢于反抗父命，被逐出国土，向天照大神辞行，被贬之后在民间成为英雄人物，日本文学史家西乡信刚说：“天照大神和索须左之男命的对立，也可以说是国家思想与英雄的思想，法治思想与诗的思想的对立和冲突。”④他的大闹天庭，也与共工有异曲同工之处，意义都是“以下犯上”，对神权正统的对抗。
以上几个例子都是中日神话在原始意象上的契合，下面来看它们的歧异，在前文中提到过洪水与太阳崇拜的原因，中日神话相歧异的一点就是在太阳崇拜这一点上，日本神话中对太阳崇拜的体现是很明显的，而中国神话中并没有太阳崇拜，只有关于“射日”神话，在中国的射日神话中有以下几点是共同的：
1、天上出现多个太阳
2、太阳祸害人类万物
3、某英雄用弓箭射落太阳
4、宇宙的正常秩序建立。⑤
日本的太阳崇拜的几个共同点是：
1、英雄对太阳胁迫致使太阳的隐匿
2、太阳是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
3、太阳的复出是在被英雄胁迫之后并与鸡鸣有关。从两国太阳神话中可以找出共同点：太阳的隐匿与复出都与英雄的制服或胁迫相关。
由此可见两国的原始崇拜的各异，中国太阳神的形象总是“恶”的象征，日本太阳神则都是善的象征，中国多将“射日者”尊为“英雄神”，日本的太阳是神圣的，是“善”的象征，是绝对性的存在。这也与前文中提到的日本无洪水神话的原因有关。也是日本神话对自然的重视，与之相比中国神话有更重视“人”的不同原始倾向。
中日神话中又一相歧异的地方就在于，关于“神”与“人”的问题上。在中国神话中，神与人是有明显差异的，不管是盘古还是女娲，都是悲天悯人的大神，他们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日本的神却与希腊、北欧神话中的神一样，具有人性，这也是两国神话中歧异较大的地方。
中国神话中的神，几乎没有个人的私欲行为，他们都是“大公无私”的，充分显现因公忘私的精神品质，具有牺牲奉献的精神，比如夸父追日，在渴死之际，仍不忘“弃其仗，化为邓林”为后世乘凉造福。盘古死后化身造物，女娲造人，又有补天救人，又比如愚公率领子孙移山，“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歌颂了他这种契而不舍，坚忍不拔的的精神。大多数的神或者英雄都是完美是没有缺点。
日本《记.纪神话》即使是共创日本国土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这样一对亲密夫妻依然有反目成仇之时，当伊邪那美死后，伊邪那岐看到自己的妻子身上爬满蛆虫、丑陋的姿态，在她死体旁有着恐怖的八神神，害怕的伊邪那岐于是慌张的逃走，伊邪那美感到羞辱，派八大雷神紧紧追赶。再比如，在天照大神得知人世见还有一片跃土，还有其他的神在统治一方时，她认定这是对“神圣”中心的挑战和亵渎，于是便下令平定苇原中国。这些都说明了在日本神话中神是有感情的会猜疑、会害怕、为满足自己无穷的欲望张力，有时会采取一些不光彩的手段，注重人的真实感情，直接宣泄感情的手法，也正是其后日本民族文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日本神话中并没有专门关于人的产生描写，神即是人，人即是神，在“记.纪神话”中人和神的描写并未分开，也并不突出，而中国神话中神与人有着明显的界限，人是神造出来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出世的，有功成身退的特点；日本神话中的神则是入世的，他们统治着整个日本。两国神话相比较，在英雄神
话一类中，日本的英雄们也总是好运相随，比如山幸彦丢失了兄长海幸彦的鱼钩而受到兄长的难,这时有盐椎神在教给他寻找鱼钩的方法,山幸彦按照指示最给不仅找到了鱼钩而且娶了海神的女儿为妻,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好运占了大部分,这与中国神话也是不同的,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注重的是自身的英雄本色,靠的绝不是运气。这些神都是人格化了的，他们通过生育而构成严格的神谱体系，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思想、行为和相互关系。神、人同形同性。
中国的神是神化的，具有一切的美德，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类的保护者，他们是出也的有功成自退的特点，又是大公无私具有牺牲精神的。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神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格调，这就是她歌颂劳动创造世界和牺牲奉献的精神，肯定重义轻利，在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神话中，高扬的是一种自我牺牲、为后人造福的思想。正是这种肯定劳动、肯定牺牲和奉献等精神构成了中国神话的基本格调。而日本的神灵则是相反的，他们被“人”化了，不仅具有与“人”相同的七情六欲，更具有现实的世俗生活，他会疑心，疾恨，也有人性的弱点。这些也都说明了两国的为同，日本肯定了人的尊严，强调了人权与人性，我国神的单一性则中华民族的崇拜英雄思想有关，对后世作品也影响巨大。
三、表象底蕴下的不同民族性
日本比较神话学家松村武雄，在《民族性与神话》一书中说：“各民放的神话都以其民放性民放精神为基础因而各具特色。”中日神话有众多契合之处，日本神话中也明显有着中国神话的影响，但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是两条相对独立的体系，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民放性与不同的精神，下面以下几点来把握一下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心态。
1、文化内含的不同
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也使得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心态，大河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民放内向的文化心态，也正是这种“陆地型神话”的模式，对农耕文明有着认同与归附，使得农业群体意识所特有的内聚力和伦理性使民族神话精神一再淡化，不仅阻断了统一神话体系的形成，也导致神话形象在道德模式的趋同和整一倾向。
而身为岛国的日本，多山、平原挟小，海岸曲折、港湾众多，这种自然环境下产生了“海洋型”神话在海上生活能剌激独立不羁追求自由的精神性的形成，
所以日本人意识到独立和自由的价值，他们没有大陆的羁绊，关心的只有如何适应利用狭窄的国土资源，如何在海上生活下来，海上生活也有利于发展独立不羁的个性和人的主动性意志力创造力。
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神话的庄严与含蓄和日本神话的勇武和外露，也是两个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最初表现，由此也就形成了中日两种不同的倾向，中国是“家族本位”，日本是“集团本位”。
在人类社会初期，刚确立的血族观念常常会受到人类本身自然性的威协。因此，如何看待近亲乱伦的禁制对这一禁忌，持怎样的态度，也是直接关系到该文化的根本倾向。司马云杰指出：“中国古代人虽然也相信神，也产生过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社会文化意识的核心仍是祖宗思想即认祖宗而不信上帝。”中国以家族为本位，进一步具体化则是以“家”为本，讲求血缘关系，加入家族的资格是依据出生或结婚时所规定的在整个亲属体系中的位置。家族完全是家族的自动延长和放大，日本则对血缘的要求不高，只要在同一集团中，即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也能取得较高的地位，也就形成了日本对血缘家族，伦理关系的不看重。
古代日本的婚姻传统中，兄妹可以相爱通婚，传说中创造日本国土和民族的伊耶那歧和伊耶那美就是一对兄妹，在“记.纪神话”中这种血亲通婚的事例更是举不盛举，伦理关系并不被看重。与此不同的，中国神话往往表现为伦理性，过于务实与世俗化，排除了“神”对人类事物的具体干涉。
2、思维方式的不同，线性与多元。
神话是在世界各国的童年时代都曾产生过的，是原始人的自然观，社会观的反映，不同民族神话也就反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也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中日神话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着单一线性与民族多元意识的不同方式。
日本这样一个岛屿国家，虽然曾是远古时候南北诸民族及原日本人混血交融而成，然而到了八世纪《古事记》、《日本书记》成书的年代，民族已趋于单一化，政权交替则渐渐局限在同一家族之内。日本神话在结构上也是顺着时间轴线纵向流动地维系成一体的，成一种单一线性思维方式。神的产生开始，神创造世界，国家的诞生，天孙降临，形成一支庞大的神话体系。“神七代”的产生到伊耶那歧兄妹创造国土；伊耶那歧从黄泉国归来洗身化生了日、月、风三神，接着
“天照大神”统领“高天原”地区，在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命产生的冲突这过程中又产生许多神，最后须佐之男命在出云铲除八俣大蛇，娶妻，生上许多国神，子孙繁荣。天照大神平定日本国，从此日本由天照大神的子孙来统治，神代卷由此结束，由神话架构看到了日本神话按着一条主线发展下来。同一主题的反复和变奏中，指出了神灵故事与天皇、皇太子故事的结构同一性，比如在《古事记》上卷到中卷的部分中，以伊耶那歧连续神话、须佐之男命连续神话，大国主命连续神话、崇神——垂仁——景行连续神话、成务——仲哀—-神功——应神连续话的形式反复出现。
中国在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最早的几次王朝改易，如夏到殷而周，都是在异民族之间进行的。形成了多极的文化，政治格局，对原始初神物崇拜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也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域情况复杂，纵观有中原序列与江南序列的划分，横观有莲莱神话和昆仑神话的区别。这是从地域情况分，从民族情况分的话，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有神话传说，种类更加复杂化。除此而外，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政治与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也影响着神话的意象积淀和主题抉择。中国神话的思维方式也就呈现为一种复合民族的多元意识倾向，与日本神话中的单一民族线性思维有着较大的岐异。
3、两国神话的思想倾向不同
日本大和民族传统神话的一个特点是政治色彩浓厚。《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是日本的两部最早的“国史”日本神话以自己的“国史”作为神话传说的载体，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典籍也保存较为完整的国家，在任何一部史籍中都很少见到神话内容，中国神话也是流传于经史之外的，也正是由于两者编撰的目地不同，也使得两者的思想倾向不同，中国神话表现出的是原始性，而日本神话表现的是政治性。
《古事记》的编撰动机，是由于继承天武天皇的修史计划。它的出现是为了使国民知道建国的由来与皇室的尊严。《日本书记》也与之差不多。“记.纪神话”中所反映的日本神话，虽然仍以远古的神话传说为基础，但却不是古老神话的原始形态，而是按照地上的大和国家模式想象出的一套政治机构式的神话世界。书中的神话主体不是宇宙的创造和造就人类，而贯穿全书的主体是原来居住在天界的祖先神降到地界，征服地界，从天界降到地界并征服地界的正是天皇的
祖先，所以天皇也叫天孙后裔。按时间顺序排列，故事前后成因果关系，由“神代”一直延续到“人代”，前后承续，浑然一体，其主角是神，与皇谱一脉相承，这样神话变成了皇室起源和王权创始的故事，也可以说，神话是天皇家族为了巩固其集权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措施。日本学者松前健在《日本神话》中说：“日本的神原是与皇室无关的地方神，所以这些神话带有朴素的地方色彩，„„是日本各氏族神话的综合形成，但朝廷在吸叫这些地方性传说时，不是原原本本接受，不定要按中央标准加以润色修改，使之成为从属故事。”所以说日本神话具有国家性质和政治色彩。
与日本神话相比较，中国神话的原始性比较浓厚。诸多神话互不关联，这也由于中国神话并不成体系，都是零散的存在与典籍之中，如《山海经》、《淮南子》、《诗经》、《太平御览》、《国语》、《庄子》等典籍之中。中国深化并没有经过专门的机构整理，编撰，因此浪漫色彩更加浓厚，更富于原始性，民众性，在神话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来，如女娲的形象是人头蛇身的，还有西王母的形象《西山经》中描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在中国神话中这样的神的形象是很多的，而在日本神话中大多数的神都是人的形象，并不具这样的原始性。
四 结语
各族神话和传说是其祖先们在各自生息的自然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以及生存竞争的精神产物。自然环境决定人类的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又决定其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自从人类开始在这个地球上生息和繁衍，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种族以及民族和文化。神话创作的时代往往承载着原始初民最初的记忆、生活经验、所信守的道义和理念。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某些日本神话虽然借鉴吸收了中国神话材料，却从未泯灭其独特的民族个性，即使那些渊源和启承十分明显。神话孕育了日本各种文化形态及其派生的文化样式，集合了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诸多原始意象。从中日神话了解到两大原始民族最早的民族意识形态，材料来源基本一致的故事，也决非他民族神话的流变而是意义全新的精神产品，与之相维系的纯然是日本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两过神话的研究帮助了解中日两国远古人类的创生观念和原始信仰有着积极意义，同属于东方文化范畴下
的两个国家在深层心理和文化机制方面有许多的相通之处，讨论他们的契合与歧异则是必要的。总的来说，中日神话在其看似相同的外表下也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表现了两国不同的民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