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他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极端现代主义和独裁主义国家是如何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态的社会工程项目中遭到致命性的挫败，俄国的集体化、巴西利亚的建设、强制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等等一系列以“美好”初衷为表征的运动何以使世界愈发混乱和背离了和谐的发展轨道？作者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它的根源。斯科特说：“对我们和我们环境的真正威胁在自于对认识论知识的普遍主义自负与独裁主义社会工程的组合。在城市规划中，在列宁的革命观点中，在前苏联集体化中和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中都有这种组合在发挥作用。在科学农业的逻辑中隐含了这种组合，并且清晰地体现在其殖民地的实践中。当这类项目越是无视或压制了米提斯和地方的变异，越是接近于实现他们不可能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实践就越可能失败。”
本书反复出现两个关键词汇：极端现代主义和米提斯。哈维认为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现代主义引起的结果是积极的、技术统治的和理性的。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极端现代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对科学的机械化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它科学所界定的简约公式、模式是最纯粹和崇高的真理。而关于米提斯，斯科特指出它“包括了在对不断变动的自然和人类环境做出反应中形成的广泛实践技能和后天获得的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米提斯位于天资灵感与被编纂知识间的巨大的中间地带…它以不易言传和经验为核心特征，背景特点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无法预计和模糊的，这些条件使他们不能被准确地测量、精确地计算或有严格的逻辑。”极端现代主义是控制和规划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工程项目的典型的国家管理制度，而米提斯则是作者崇尚的解决问题之关键，二者相互交融与对比，贯穿本书始终。
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指导，所谓规律，只能谨慎地利用和遵循，同时拒绝忽略与改变。人类的“Naive”中又多出一层暗含的意味：无知，愚昧。想要成为主宰者，最终的结果只是“被宰”而已。有时想，在自然面前，人类如此渺小和无助，那无形的自然之力总在带着些许暧昧和讽刺地观望着我们的自妄，然后不失时机地给予刺激，提醒我们人类本身只是灵长类演进的一个阶段，在宇宙浩淼的时空尺度内是无限接近于零的虚无，可是这些刺激仍然不够强大，因为可怜的我们未曾停止犯错误，于是，我居然开始企盼一种接近毁灭性的灾难，只有经历足够痛苦的浩劫，也许才会有一个重生般崭新的开始，也许才会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良性循环。人的“理智”和本性居然显露出尖锐的矛盾，或者，我们已经在自己垒筑的工业化围城中变得愚钝和麻木不仁，在不断追逐利益和所谓更高质量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属于自然、扎根于土地的本性？我不相信，即使有这样的怀疑，但因为还有希望，那些纯真的孩童还在和着泥土，保留着对自然最原始和纯真的直觉。
也许，适当的时机，人类应当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保持漠视的态度，看看生命的奇迹将如何引导我们，如果这种引导使我们愉悦、松弛和产生安全感，这便是正确的方向。
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管理者欣赏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坚守的完美城市以网格状或呈几何状的定居模式为核心特征，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历史演变自然形成的非规则“杂乱”布局在极端现代主义者眼中毫无美感可言，是完全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因此是不能被容忍存在的。这里谈到逻辑，极端现代主义者的逻辑似乎有强烈的教条主义倾
向，而教条主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看似相仿的个体之间细微的区别，统
一、僵化的培养、孕育模式无疑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自然的魅力正源于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引导人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用不同的手段对待它，前提是尊重，这对于以清晰化、规模生产为前提妄图创造巨额利益的统治者往往是恼人、混乱以及不合逻辑的，而逻辑又是什么？无非是麻痹的程序，机械的工业化时代之产物而已，我们只知人类的逻辑，却忽视更为重要的自然之逻辑，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本能的反应则是坚守前者，无视后者，因为前者的合理性在某些偶然因素作用导致的二者和谐存在的那一刻被无限放大了，更因为它符合我们日渐“成熟”的审美情趣和日益膨胀的自负，这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本能倾向。
从国家的视角，人不再是有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感和需求的个体，而成为为了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在国家认为是最高效、理性的编制程序和运转模式下机械地劳作与生产的零部件。正如作者对于集体化的评论：“集体化的目的在于将最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农场转变为联合的、大的公共农场，它们具有现代化科学的机械和科学的数据，可以为市场大量生产谷物。”“除了列宁高度赞扬的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表象外，国家根本不能实现任何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强大的能力可以使农村的生产者被再农奴化，解除他们自己的制度，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农民以及采取野蛮的方式征收。”然而国家机器施加于人民的强制力就如同施加于弹簧的力，压得越紧，反抗就越强烈。或者说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总体）存在一种使自身回归平衡状态的趋势，“越要求与官方制定的微观秩序内在一致，那么要维持这个神话就需要越多不符合要求的实践。”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非正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极端现代主义造成的损失。本书最后，斯科特深入分析了农业、林业、邻里规划中米提斯的真正科学性。农业种植的多样化可以增强农业系统的抵抗突变不良因素的能力；轮作尽可能少地打扰景观和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模仿植物的共生关系以适应环境的逻辑，体现了生态上的谨慎。农民依据长期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而获得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更适合自然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并非一切简单、明显、概括化的公式都能解释自然，从而被利用来改造自然，任何大型过程或有机系统的运作都是复杂和微妙的，更多的是人类尚未发现和理解的，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智能的界限，而不是掌握了些许的真理就以为掌控了世界。谦虚，尤其在自然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