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谈谈对《水浒传》的悲剧思考
江夏区湖泗小学刘卫东
【内容摘要】：《水浒传》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与故事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作者的观念世界是紧密相联系的，同时作者又是通过宋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介体，将悲剧的实质得以体现的。
【关 键 词】：《水浒传》
历史背景
宋江
施耐庵
悲剧
《水浒传》是一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兴衰史、悲剧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缺乏社会生活文化知识以及缺乏大众娱乐活动的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其它通俗小说往往就是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说话的形式，成为了普通民众仅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其中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上山、以及招安征方腊等故事情节，历来为男女老少所津津乐道，为人们饭前茶后的话题。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书中人物所体现出的重朋友，轻生死，讲侠义，讲正义的特点，便成为了大众用来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
《水浒传》记录的是一部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史，最终却是一场农民运动的悲剧史。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水浒传》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水浒传》中的悲剧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水浒》之所以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关系；歌颂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革命英雄；暴露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官僚、恶霸地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滔天，它对一个长时间统治中国的封建制度提出了质疑，这一点是相当了不起的。《水浒传》中，从宋江及一百零八名英雄因为各种原因纷纷被迫上梁山泊开始，又以梁山泊一百零八英雄被招安灭亡而结束。可以说，《水浒传》一书全程充满着不同的悲剧，真是可歌可泣的一暮又一暮。当然，在这些所有的悲剧中，宋江等被宋朝庭招安情节是悲剧的主题，可以说招安导致了一百零八英雄的悲剧性结局的起因。《水浒传》是一部封建农民起义的传记，招安及招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思想的局限性，统治阶级的凶残，罪恶的本质。通过《水浒传》的描述，作者阐明了一个封建文人对当时封建社会制度的思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所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真实地写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热情洋溢地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同时也阐明了封建农民起义失败必然性的观点。
下面我从《水浒传》形成的历史背景，宋江的形象及作者的观念世界三个方面来论述《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一、《水浒传》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水浒传》形成的历史背景
北宋末年我国历史上的一暮暮悲剧中，也确有宋江起义一事。《水浒传》的故事情节正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发生在宋朝徽宗宣和年间。北宋末年历史上是一个政治日渐腐败的阶段，内忧外患，且奸臣当权，民不潦生，经济一片混乱，农民过着衣不裹腹的生活，统治阶级外不能御敌，内不管民生，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以宋徽宗赵佶为例，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先后重用人称“六贼”的蔡京、王蔽、童贯、梁师成、李彦等人，这六人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们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天天是歌舞升平，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把朝廷上下搅得一塌糊涂，宋徽宗在他们的辅佐下，不问朝事，成天花天酒地，贪念美色，还制礼乐、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无所不为，弄得民不聊生。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在河北起义，声势浩大，义军发展迅速，流动作战，辗转活动于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被宋朝官吏称为“河北剧贼”。义军横行于两河间，所向披靡，几十万宋军闻风丧胆，都不敢近前。许多奸臣得到了惩罚，朝庭束手无策，1119年，朝廷企图招安宋江而未果，次年宋江率义军进入京东地区，后南下沂州向沂州知州蒋园借道，遭到蒋园突袭。义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不久，宋江再次南下到达淮阴军淮南路，这样义军又被宋朝廷称为“淮南盗”。1121年春，宋江在海州附近中了海州知县张叔夜的埋伏。一场大战，义军受创惨重，终受降于张叔夜。宋江等36人接受宋朝廷颁给的官爵后，立即被派出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宋江降宋后，史书未见宋江再有起事的记载。南宋初年，宋江的旧部史斌再次起义，一度曾转战于汉中和关中地区，可时间不长就被宋朝军队镇压下去。
北宋各地的农民起义虽然一一被镇压了，但对于北宋政权，却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政权变得更加衰弱，也更加腐败无能，经济变得更加潇条，国无良将，战无良兵，最终落得“靖康之难”的可悲结局。
北宋亡，赵构建立南宋后，谝安江南。宋高宗赵构也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他贪生怕死，不问朝政，不但没有抗金决心，反而重用投降派秦桧为相，以“莫须有”罪名谋害抗金战将岳飞，讨好金国，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终于1279年被蒙古灭亡而建立了元朝。蒙古的异族统治在中国大地上是更加的黑暗，民族歧视政策更加残酷，元朝残酷地镇压各地汉民族的反抗。而这种统治又于1368年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以农民起义起家统一天下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当初农民起义的路线，采取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统治，一方面恢复生产，发展农业，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一方面又是虐杀功臣，采取“杯酒失兵权”来取得实效，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水浒传》就是施耐庵在元末明初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根据民间流传下来的，有关宋江、杨志、关胜等人物故事的戏剧、小说为依椐，加上自己的一些个人观点，经过加工和虚构，演义而成。南宋时期，水浒故事就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开始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关注。由宋入元的宫廷画家龚开曾为宋江等三十六人画像，还写了《宋江三十六人传赞》，他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应是包括从北宋到明朝初年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现实。
（二）有关于《水浒传》所涉及社会历史背景悲剧性的思考
两宋交际时期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出于求生远害的原始诉求，绍兴元年（ 1131年），南宋御史韩璜曾上书朝廷说：“．．． ．．．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湘赣百姓生存的威胁不仅来自金人，同时还来自南宋官军“所过纵暴”，溃散兵卒劫掠骚扰，及地方官吏的诛求刻剥，横行霸道，残酷剥削，人民群众无法生活，完全没有了出路，在此背景下，老百姓要求生存，必须得拿起刀枪，同朝庭作对，才有望苟全性命于乱世之中。这与《水浒传》中“乱由上作”“官逼民反”的主题构思是一致的。
农民耐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首先是粮食，历史上各种强势力集团对农民进行残剥时。首先是掠夺他们的粮食和土地，苛捐杂税，重重剥削，人民整天劳作，朝出暮归，却食不果腹，衣不裹脚，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梁山泊好汉被逼上梁山，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对阮小七的描写中，更是描写得淋漓尽致。在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描写中，就有多次的写到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要吃饭，要生活，这一点正是反映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乱世民众的本能的需求，同时“人肉馒头”一说也正是饥馑年代生人相食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所以祝家庄戒备森严的根本原因是“只恐他日那些贼人来借粮”、“惟恐梁山泊好汉来借粮，因此全村准备下抵敌他”，而宋江等英雄三次攻打祝家庄也是因“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还有梁山英雄打破曾头市后，同样也得大量“米麦粮食”。不惜动刀动枪，甚至不惜丧失生命。这一切都可看出粮食在当时的重要性，人民生活之窘迫。
乱世饥馑岁月，粮食意味着生命存活与延续。农民起义求生存的目的，决定其残酷性。打破祝家庄后，宋江除向庄户们各“米一石外”，却将绝大部分粮食装载而去。可以想象，大军去后，祝家庄百姓一石粮食可维持几日饥饱，祝家庄百姓除了“悉转为盗”也到处“借粮”外，还有什么生路可言？
《水浒传》作为一部“农民起义史传”流传既久，的确乎有它的存在根据和深远的社会悲剧意义。通过这一部《水浒传》，我们可以模糊地看到：乱世下民众为了生存的本能，挣扎求生活，求生存的悲惨生存状态，竟然不惜自相残杀。还有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从人性的立场倒退，为个体（或群体）生存的目的而自相残杀的现状。这是社会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二、宋江的人物形象及其悲剧
宋江,字公明，绰号呼保义，又号及时雨，人称孝义黑三郎，是整部小说《水浒传》中的第一号人物，在水浒传中，宋江首先被朔造的是一个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鲜明的封建思想，认为“忠孝、仁义”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规范。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泊之前，是山东郓城县一个押司，一个封建统治政权中的刀笔小吏。身材矮小，面目黝黑，讲究孝道，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扶危济困，好结交朋友，为人和善。在民间宋江是一个喜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的热心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人。宋江作为一个封建文人，饱读经书，骨子里深深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严重非常。从他的绰号也可以看出，宋江的思想深受封建毒害，必然也有着封建文人共同的愿望：“忠君孝亲”、“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可以说，早期的宋江，内心深处只有对宋朝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忠心耿耿，始终坚信“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蒙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是一个“忠孝、仁义”之辈。
其次，宋江还是一个有着一定“侠义”精神的封建文人。统治阶级当权者的“非亲不用”使宋江“虽有忠心，始终不能得以进步”，处处碰壁，一事无成。无奈之下宋江开始广泛结交江湖好汉，天下豪杰。“重侠义、讲义气”。宋江因此而名声远扬，梁山好汉纷纷都来与之结交，一来二往，“宋哥哥”也因此成了众英雄心目中“重情讲义、赤胆忠心”的好朋友，“好哥哥”。因为侠义，宋江对梁山也是一片忠心，有过很大的贡献。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让梁山好汉劫了生辰纲，还让犯下弥天大罪的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人能及时逃走。这不能说没有宋江的功劳。晁盖等人都是水浒中最重要的骨干人物，他们上了梁山，拥有了一定的根据地，为今后的梁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及至于有后来，宋江因杀阎婆惜、浔阳楼酒后题反诗、而亡命不得已逃上梁山，受到晁盖等人的热情接待，为上宾，成为众梁山英雄的“恩主”， 晁盖死后，被推举为群雄之首，梁山的“大哥大”。此时的宋江，在梁山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吃有喝，威风无比，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前途一片光明。此时的宋江已经对自己早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水浒传》第三十六回中，宋江对晃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此时可见宋江的思想已由当初的积极进取变得妥协了，由对皇帝的“忠”变得对英雄好汉的“义”了。
宋江还是一个有卓越才能的军事家。当宋江被迫逼上梁山，成为众英雄好汉领袖的宋江，在梁山初创时期，力量小,历尽千辛万苦，先采取守势，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打破了何涛和黄安的进攻，采取避其长而击其短等战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站稳了根据地。为了解决梁山好汉的粮食供应，打退朝廷对义军的围攻，宋江带领梁山众英雄三打祝家庄、破高唐、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进行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战役，主动出击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梁山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浩浩荡荡，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官兵闻风丧胆。此时的宋江，号令三军 ，知人善任，军队纪律严明，劫富济贫，扶危救困，深受老百姓的拥戴和，宋江的军事领导才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正因为宋江集以上各种性格于一身，决定了其悲剧结局的不可避免性。当梁山泊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之时，宋江的思想却越来越陕隘,封建拘限性越来越浓,不但没有随事业的发展向前走，反而回到了上梁山先前的最初阶段。他认为凭借当时梁山的军事实力和浩浩大大的声势，有了向宋朝廷讨价还价的砝码，有了再回到朝廷为官的条件和可能性。于是，宋江便开始积极地寻求招安之路。晃盖一死，宋江掌握了梁山大权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本来是聚众起义，也就是各地英雄好汉,豪杰团结起来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推翻黑暗的昏庸宋朝廷，而忠义则是以忠君为核心，让人们做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奴才。
我们再来看看宋江在梁山泊被推为领袖时的就位誓词：“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宋江在他的诗《满江红》中，就明确地提出“中心愿，平虏保国安民”。在柴进庄上，宋江与武松分别时，宋江也这样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由此可见宋江始终想的是如何为朝廷效力，为皇帝尽忠。宋江的“忠义”尽现。也可见宋江表现出的忠义思想和投降主义路线，表现出的是一副甘为人臣，甘为奴才嘴脸。
在宋江骨子里面，深刻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皇帝即是自己忠心耿耿报答的对象，“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之人都是皇帝的奴才。在他的意识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的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了，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本质。宋江的这种思想是与当时中国农民阶级本身的认识局限分不开的，历史的发展还不能让宋江，以及其他起义者从根本上反对皇权，反对封建统治者，反对封建剥削阶级的社会制度。
在后来的征辽战争中，梁山义军奋勇杀敌，身经百战，拼死立下赫赫战功。但由于太慰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谗言，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失望而归。只有宋江、卢俊义两人得到“随班朝贺”。朝贺回来，宋江心中愁闷，面带忧容，吴用问故，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骞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兄弟无功，因此愁闷。”在这里朝廷因为谗言没有垄络众好汉，好好地嘉奖这些有功之臣，反而处处加以焦难，排除异己。我们同时可以看出，宋江虽对朝廷的冷漠感到忧心忡忡，失望非常。但始终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忠君”思想，皇帝在宋江的心目中始终是至圣至明的，自己及众英雄的不顺是自己的原因所致。表现出的始终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宋江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后抗意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江、卢俊义等人虽受朝廷封官，但最终亦未逃脱遭逼迫、陷害致死的悲惨厄运。《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写了宋江、卢俊义被奸臣毒害，宋江即将饮朝廷御赐的毒酒，预感到自己死到临头，心里还恐怕李逵再反叛朝廷，毁了梁山泊义军替天行道的“忠义”清名，坏了他的名声，亦将跟他亲如兄弟的李逵毒死。这不能不说明宋江的忠君思想已经到了愚忠的地步，如此的愚忠，这本身就是一种惨不忍睹的悲剧真实写照。
正因为有了宋江对“赵官家政权”的“愚忠”，才有了宋江率领梁山英雄被朝廷招安、利用、然后致死。“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是一种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核心内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其实就是表现在儒家文化上，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儒家文化的总老大地位几乎使所有文化都向它靠拢。封建文人的儒家思想根深谛固，深受其害。作为封建文人的宋江必然也不会例外。
潇洒、风光一时的宋江的结局是悲惨的，惨不忍睹。一杯毒酒，那是御赐的，深入五腹，攻心而亡。难道就是这杯毒酒毒害了这么个原本还算辉煌的生命？真正给他这杯毒酒的不是皇帝，而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愚忠思想。
人生识字忧患始！奈何? 奈何?
三、作者施耐庵的个人观念
作者的观念世界和小说的观念世界有密切的联系。施耐庵作为一位封建文人，他不可能超越历史，找到解决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施耐庵在他的作品中对封建社会各种现实和制度的深刻不满，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但施耐庵对这种现实只能是无奈。所以作者选择了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作为故事原型，表达了作者内心对封建皇权统治的叛逆，但作者亦是一个封建文人，忠与义亦是他所认同的。何况作者生活于一个充满党狱的朱氏王朝，作者的骨子里不想也不敢推翻皇权。他用宋江被招安的悲惨结局昭示来者：“投降是一条死路，走不得！”，怀着强烈的义愤，揭露和谴责“蒙蔽圣聪”的权奸们的阴险和狠毒。“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
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农民起义军首领张士诚慕名之下，屡次邀施耐庵入伙，屡次遭到拒绝。正因为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了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了宋江的“以报效朝廷为矢志”的招安结局，宋江的悲惨结局。
所以，同是一个年代的事，同是农民起义军，由于施耐庵的这种心态，“不反皇帝”，却又反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对当时社会不满，而选择了写被招安的宋江，却没有选择写反皇帝的方腊的原因。他唯一对宋江不满的是，宋江没有及时的功成身退。“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
所以在小说的后四十回中，我们没有看到梁山英雄像李逵说的那样，“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是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被作者设计成了一个被招安至最后的结局。
作者没有将《水浒传》设计成以推翻皇权的结局，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宋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也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最后被朝廷所招安，如果作者将宋江等人设计成“做了大宋的皇帝”，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历史上和民间流传都没有这样的结局。第二，设使“梁山”叛逆活动升至最高层次，即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又假设使“梁山”叛道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宋江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也不过是新的封建王朝取代了旧的封建王朝而已。封建剥削依旧，压迫依旧，特权依旧，腐败依旧。从这一意义上看，“梁山”的最终胜利，亦是“梁山”最终消亡。这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运行规律，赋予“梁山”和一切类“梁山”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悲剧内涵。靠农民叛逆登上皇帝宝座的汉刘邦曾经如此，胜了的“梁山”也不可能例外。这一切却是作者所不愿意的。
我们可换了个思路来看待《水浒传》中的招安结局。金圣叹曾对《水浒传》进行了腰斩，却被鲁迅先生评为是“断了尾巴的蜻蜓”。假如宋江没有归顺朝廷被招安的话，或者说宋江归顺朝廷后没有被派出攻打方腊而最后致死，那么水泊梁山的故事还会流传到今天吗？还会走过历史的尘埃，受到不同层次的人们的喜爱吗？ 《水浒传》是一部悲剧，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水浒传》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学语文教学》
《鲁讯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