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国际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当今社会，这个话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这在中国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在不同收入群体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问题上，在缩减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已经势在必行。因此，我谨结合一些社会上的观点，从我的观点寻找问题的办法，从而解决或缓解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而我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这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如何看待这两个最基本的判断呢？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判断在总体上是不甚准确的。
关于第一个判断，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贫富差距，只是在“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条件下，这一差距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使得人们一般不去注意它罢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社会阶层构成的多样化，过去被掩盖了的贫富差距显性化和阶层化了，当然在某些领域内也相对地拉大了。过去，你和你周围的人相比，差距不大；农民多么困难似乎与你无关。
关于第二个判断，应当说，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贫富差距，实质使用一定的方法，在规模均衡，比例对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对收入和财富积累惊醒比较所得出的差距，不是有两个人或两个群体，拉出来一比就是贫富差距。同时，应当指出得失，中国目前的实际贫富差距，特别是乡村内部和城镇内部的贫富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确有拉大，但在国际上还是属于中等程度。考虑到中国在人口、幅员、区位（一端临海，一端处于大陆深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最敏感阶段这一事实，这种程度的差距应当说是仍处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领导干部要树立新的市场经济理念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世界的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发展。人们，尤其是广大领导干部在坚持自立、平等、竞争、效率、求利、开拓等市场基本理念前提下，需要形成对市场经济新的认识、新的理念，以便更好地前进。我认为，与其他国家经历的相同时期相比，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带有统得过死，政企不分，管理层缺乏管理艺术等弊病，没能够承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潮的冲击，破产，亏损。连带地造成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破产企业和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岗人员，收入低，生活困难。加上一些离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形成了城市居民中新的贫困人口。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私有资产得到快速发展。于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这一批人，在富营养化的投资创业环境重完成了最初的累，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了现在中国的有产阶级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些企业多半都有家族式管理，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等先天缺陷。这些企业除了有以上特征之外，由于规模所限，通常使用的是非常扁平的单线管理结构，即老板——工长——工人。没有或很少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而这些正是中产
阶级的重要来源。工人从事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同质化程度高，报酬低的工作。老板和打工族收入差距悬殊。
2，中国宏观调控措施不力。
政府的一大职能，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应如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的宏观调控仍然无法有力实施到位。国家应该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比率更高的税，辅以其他政策，削减其最终所得。同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但是这一行政职能很明显履行的不尽如人意。两会代表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40%”。即全国40%的财产集中的1%的人手里，而40%的所得税款是由工薪阶层缴纳的。
与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中国西部的贫富差距比东部更为明显。这主要的原因是：在东部，政府的调控能力比西部强，加之东部经济较西部发达，政府有更多的公共财政能力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和调节。其中政府调节的价值就体现了出来。但是整体来说，公权调节在中国的起的效用还是很有限，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3，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中国的一大毒瘤，对中国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很多经济学家在把腐败和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相联系的时候，仅仅看到腐败造成的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在基尼系数上的影响，而没有看到腐败背后的延伸。
腐败在本质上是为了私利滥用，出卖公权的行为。他在给公权交易双方带来不法利益的同时，严重阻滞了公众权力和政府行政职能的行使，交易是以普通公众或者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腐败的存在把整个行政职能颠倒了过来。本来，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减小社会贫富差距。但是，当权利交易产生时，必定导致有权有钱者进一步把权钱转化为实利，而令弱势群体日益陷入困境。例如，领导腐败导致企业亏损，职工下岗，权钱交易造是富裕者逃避其应负的社会义务（如纳税）等等。孙子兵法有云：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关键就在于此消彼长。我们应当看到，贪污腐败的每一块钱的交易，就会对社会利益造成10块甚至更多的损失。因此，紧抓腐败问题也是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当务之急。
缩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第一，落实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法律对企业的征税是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另外，在个人收入所得税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同时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有就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但是，也确实有个别人不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些人在淘“第一桶金”时，出现的问题较多。有人提出了不追究这批人的“原罪”的观点。其实，关键是看有没有罪，如果有罪，为何不追究，不追究就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公，对全体人民的犯罪。
第二，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企改革过
程中的资产转移的规范化。
第三，在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出售国有资产过程中，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国有资产不发生量变，不发生国有资产流失，堵住国有企业改制和战略重组中可能发生的私有化漏洞。公正评估国有资产，公开转让国有资产，收回的国有资产用于再投资，建立复式财政预算制度。国企改革问题，必须迅速建立国有资产转移的法律，使它有法可依。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措施必须体现竞争、透明、公开的要求，必须让公众有参与的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说，一旦有公众参与，各个利益集团讨价还价，可能使问题复杂化，决策的成本会大大地提高。但是，它带来的是相对公平，后患比较少，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来看，应该是值得的。
第四， 法治约束下的机会平等 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助于抑制这种活动和实现机会平等，因此既有利于效率提高，也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要激励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在市场活动中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不是这样，不是去推进我国的法治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而是让少数人凭借行政权力进行寻租活动，甚至靠鲸吞国有资产和掠夺大众而暴富，效率和平等的状况都会恶化。所以，以分配状况恶化为由来反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民的富裕，为了达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改革而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也必须通过改革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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