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仁学思想
【内容摘要】孔子把“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并赋予其丰富的内容，使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以“爱”释“仁”，把仁看作是高尚人性的目标，是理想人格的标志，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则。为实现“天下归仁”，孔子对仁的内容和实现途径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这对启发人的自觉，改善人际关系有很大启示作用。
【关键词】 仁孔子道德原则
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体系在战争兼并和政治外交中整合，伦理体系分崩离析，道德潮流交融汇合，社会各个阶层都以自己的阶层利益为出发点和知识构建层面为立足点对社会的巨大变革进行反思，在思想争鸣中逐步形成了几股大的潮流。虽然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治国安民主张，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在于谋求治国之道，建立太平盛世，而以孔子为代表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在这百家争鸣中应运而生。
以“爱”释“仁”
孔子对“仁”有很多种阐释，仅在《论语》中就有一百零九处。其基本内涵，浓缩在他与樊迟的问答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在《论语》中有五次向孔子求教的记载，其中三次问仁，两次问知。孔子的回答，以此次最为简洁明了，并使用了“人”的全称概念。“爱人”这两个字虽然说出来容易，但在春秋时期能够被提出，则并不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神”或“上帝”的观念产生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一直是超人主宰的附庸。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者的权利被认为是神授，即来源于“帝”或“天子”，广大民众不仅没有人格和人权，甚至不被视为属人的存在。有考证认为，“人”的概念曾长期被少数贵族阶层所专用，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①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概念一直是不完整的，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被当人看，当然也就不会产生人类之爱的认识。到孔子之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大部分奴隶已经解放的情况下，为人类从总体上进行自我认识进而达到自我觉醒创造了条件。孔子作为来自社会底层并始终关注民众生存的思想家，就率先利用了这样的条件。
孔子以“爱”释“仁”，在《论语》中有一处直接的记载，即他在批评宰予时所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只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说宰予“不仁”，理由是他忘记了父母给他的“三年之爱”。这是孔子以“爱”释“仁”的又一明证。除此之外，相近或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子路》）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①《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
（《论语〃雍也》）
以上这些具体阐发仁的内涵的论述，都是关心、爱护、尊重他人和宽以待人的主张，是爱人的具体体现。
孔子把“爱人”作为一种主张明确提出，在《论语》中还有两见，即“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和“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在《礼记·哀公问》中，也有孔子屡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记载。把爱人视为治国理念和学道的归结，这是孔子对仁爱的直接推行。
将“爱人”视为“仁”的主要内涵，在孔门弟子中也得到比较普遍的理解和认同：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
孔子以“知”“仁”考试他的三个弟子，三人的回答虽然有境界的高下之分，但均没有离开孔子的宗旨。单就“仁”来看：子路的“仁者使人爱己”，前提和基础必须是先爱别人，故子路虽以“使人爱己”为取向，也得到孔子的肯定；子贡的“仁者爱人”，是无条件、超功利的，与孔子给樊迟问仁的答案一致，是仁的基本内涵，故孔子给予了高于子路的评价；颜渊的“仁者自爱”，则在“爱人”的基础上，增加了爱惜自己名誉或完善自己的内容，故得到孔子最充分的肯定。“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从这段记载中可得到进一步证明。除“爱人”之外，孔子对“仁”还有许多解释，如“仁者先难而后获”、“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不忧”（《论语·颜渊》）、“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等。这些诠释，一方面是针对了提问者不同情况，同时也说明。“仁者”除“爱人”之外，还应具备诸多优良品格和特点，从而使“仁”成为统摄诸德的核心范畴。
受孔子的影响，后代很多学者都以亲爱释仁。孟子直接承袭了孔子的观点：“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荀子的认识也与孔子完全一致：“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唐代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知焉之为道。”（《韩昌黎集·原道》）这些认识，均直接源于孔子。 ①
“仁”“爱”的思想基础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
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是基于“亲亲”思想，《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学而》）。“爱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这才是爱人的基础，但是“为仁”不是仅止在“亲亲”上，而必须“推已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要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得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如果要把“仁”（“仁政”）推广到整个社会，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曰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我认为，以往对“克己复礼”的① 这段均出自《论语》。
解释不甚恰当，以往解释“克己复礼”时，把“克己”与“复礼”解释为平行的两个相对的方面，我认为这不合孔子的思想。 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是说，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仁”。“仁”是人作为人的内在品质，“克己”是要靠人对自身内在品质（即“爱人”的品德）的自觉。“礼”是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规范，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们遵守礼仪规范必须是自觉的才有意义，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乎哉！”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认为“克己”（求仁）是要靠自己的内在自觉性，而不是追求外在的形式。有了“求仁”的内在自觉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并实践于日常生活交往之中，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极高明”要求我们寻求伦理体系中的终极理念，“道中庸”要求我们把它实践于平常生活之中，而“道中庸”和“极高明”是分不开的。哪怕是寻求最低限度的伦理观念的“认同”，也是和某种伦理体系的终极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①。如果说，孔子的“仁学”充分讨论了“仁”和“人”（人道）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去充分讨论“仁”与“天”（天道）的关系，那么孟子在后一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如他说：“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心本仁，与“天心”本是相通的。对此朱熹说得更明白，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己矣。” 此则从“天心”本“仁”，而说“人心”也不能不“仁”，“人心”与“天心”实是相贯通的，因此儒家的伦理学说实是建立在一道德形上学之上，故《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这一“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所以能被后世推崇也就理所当然。
“仁”的道德境界
所谓“仁”的道德境界，就是指作为“仁者”应达到的道德水准。在这方面，孔子的要求很高，并且不轻易以“仁”许人。在历史上能够被孔子称为仁人的，只有管仲（《论语·宪问》）、子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和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在他的弟子中，孔子认为只有颜回能够相对长久地不背离仁德，即“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亦”。尽管如此，孔子并不僵化“仁”的道德标准，他从“仁”的基本内涵出发，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和思想道德水准，提出“仁”的几种不同境界，以引导不同层次的人去努力进取，使“仁”成为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的道德准则。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一道德境界，是子贡在一次求教中提出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
在孔子看来，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是仁道，而且是圣德。他虽然认为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还是肯定了这种德行属于“仁”的最告境界。所谓“何事于仁”即“哪里仅是仁道”之意。
其实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孔子确实是把济世救民和利民、惠民之举看作仁德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①《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伍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在这两段记载中，子路和子贡指责管仲“未仁”“非仁”，孔子也曾经批评管仲不知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尽管如此，孔子不仅因为其卓越才能和历史功绩给予极高评价，而且把其非礼行为均看作小节、小信，并以“仁”称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把“仁”与“礼”看成是一致的关系，即“克己复礼为仁”，但实际看重的是仁爱精神与作为。有了这种精神和作为，其它便可以视为小节，即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同时，孔子虽留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周天子一统诸夏的社会局面，想在东方复兴周道，但对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局面并没有完全否认，特别是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事实在百年后给予了肯定。这种肯定，主要根据在于其济世救民的表现和政绩，即所谓“为国者，利国者之谓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是孔子在肯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境之后对仁者应具备品格的直接表述，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自己的愿望和追求看作别惹的愿望和追求并助其实现，这是一种视人如己、与人共好的境界。这种境界虽没有具体的目标说明，但孔子相信人性相近，尤其是在趋利避害的问题上，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共同的，因此，倘若能够推己及人，甚至舍己为人，就自然会体会出仁者的风范。
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仁者之境提出并推行，是对人性和人的价
①值取向认识上的一种提升。如果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有一点来自上苍的神圣光环笼
罩的话，这一推己及人的利他境界，则完全来自人的自觉和内在超越，从而体现儒家哲学的特质。在今天看来，一人或少数人为天下着想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固然是政治清明的表现，是人治社会要求的较高理想；但与推己及人的平等互爱主张相比，即与天下人自己为天下人着想的主张相比，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在其学生仲弓问“仁”时提出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有另一种说法，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其意义相同。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理论上讲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既然如此，孔子却将其视为“仁 ”的道德境界，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孔子倡导“仁”，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的社会认知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道德与否，关键看其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时的态度和做法。要与人和谐相处，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关爱他人，即利他；二是尊重他人，即不强加与人。“利他”当然是高尚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能够换位思考，不强加与人、不侵害他人的权益，也难能可贵。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子贡向孔子提出“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孔子答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可见，这一要求虽理论上讲最容易做到，但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而一旦做到便可受益终身。
孔子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作“仁”的基本境界，不仅没有降低“仁”的标准，而且很客观，也很实际，并被很多人所认可，成为后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法则。
以上三个方面，反映了不同角色“仁者”的道德境界。其中后两种，体现了孔子道德评价的独特视角和抽象概括能力。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过实践仁德的最高要求，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成全仁德的主张，培养和激荡了士人的浩然正气，成为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①《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页。
的巨大精神力量。
“仁”的实现途径
孔子不仅依据“仁”的内涵界定了“仁”的境界，而且提出了实践仁德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虽然根据不同的对象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探寻得到。
“为仁由己”，即强调人的主体性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就是说，实践仁德全凭自己，而不能凭借别人。为了说明这一看法的准确性，他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亦”（《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譬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匮，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这后一段话显然是对“为仁由己”的证明：实践仁德好比是堆土成山和填平土地，关键看自己坚持与否。这就告诉人们，“仁”的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意志，在于道德认知基础上的自觉追求与把握。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为仁由己”，是从群体到个体对人的自主性的认识。孔子倡导“为仁由己”，也是道德自律的主张。他曾这样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即君子要求和反省自己，小人要求和责备别人。反求诸己的目的是自律和自我提高，是使外在竞争压力化为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内在动力。
“近取譬”，即推己及人
在“为仁”的实践中，孔子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主观努力最切近的方法就是推己及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仁之方”即为仁的途径。把“近取譬”即推己及人作为实践仁德的途径，很近常理，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推己及人包括两个方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此，孔子有另外一种说法“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其中的“成人之恶”，即促成别人的坏事，就是将己所不欲施诸于人。促成别人的坏事，比直接伤害别人更为阴险，就像鲁迅和钱钟书先生分别论述过的“捧杀”和“见肿谓肥”之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运用这一方法，也需要为仁者有相当的道德判断水准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己所欲还是己所不欲，要推己及人，均应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起码要符合所推及之人的意志和愿望，而不能包括畸形、变态和不被认同的特殊癖好。 “克己复礼”，即遵循公共规范
孔子所说的“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而对社会成员进行规范的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的总称。①这种外在的规定、约束和要求，虽明显地反映出其建立新秩序的意志和愿望，但作为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准则，也不能不顾及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和对所有成员共同的约束性。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和“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就大体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孔
②子那里，礼的基础和决定礼制生命力的是“仁”，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就明确揭示
了 礼与“仁”的一致性，同时也说明了加强礼制建设在推行仁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践仁德的礼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符合道德建设的规律。在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道德建设在其初始阶段必然会表现为对个人的约束。不仅如此，某些道德规范在未达成共识和共同的行为之前，少数人的道德实践甚至会导致个人利益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一①
②《仁学探微》，赵逢玉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7。
个私欲太强的人，就很难实践以关爱他人为主要内涵的道德。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克己复礼”即抑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行为符和社会公德，认为一个人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称你为仁人了。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并不是把“礼”作为“仁”的准绳，而是以“礼”为“仁”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①实际上，广义上的“礼”不是一种道德范畴，而是对道德意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正所谓“礼制”或“礼法”。在孔子那里，“德”与“礼”是有区别的，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用道德观念去引导；用礼制去规范；他所认定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更明确地把“仁”视做礼的基础，而礼则是“仁”的外化。
“立爱自亲始”，即循序渐进
“爱人”与“泛爱众”是孔子界定的“仁”的内涵，但作为一种未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道德要求，如何实现，则要考虑具体的人伦关系和社会实际。实际情况是，人类之爱最早产生于家庭，也是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家庭。因此，孔子将“亲亲”视为推行仁德的起点，认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同时提出了“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发展路线。对此，《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一段话，说的更为清楚：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倡导“孝”的目的不仅在于家庭美德建设，也在于“教民亲爱”的社会作用。
对孔子的这一指导思想，其弟子和再传弟子都心领神会。从曾子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都指明了从“孝”到“仁”、从家庭到社会的发展路线。子夏在劝导司马牛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更使“亲亲”之爱超越了国界，使仁德产生了宗教般的魅力和美感。
从“亲亲”到“泛爱众”，从“爱人”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有亲子血缘关系的现实依据，也有“仁者人也”的内在心理基础，同时也没有排斥“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互利性。这就使“仁”的推行获得了稳固的根基，并具有由近及远、由低到高的广阔发展空间。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论语》和其它相关资料中孔子对“仁”的内涵与其建立的基础都有论述，并针对不同的角色提出了“仁”的不同境界以及实践途径。从泛爱众到礼下庶人，孔子试图用仁爱精神融化封建等级界限，从而建立起一种普世价值。这是对人类精神的发现与建设，把历史上对人的各种朴素认识提升到自觉的人文精神和哲学高度，从而启发了人的自觉，调整和改善了人际关系。
参考资料
《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
《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伍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仁学探微》，赵逢玉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孔子研究》，钟肇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儒学新议》，沈持衡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①《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王恩来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