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思考...................................................................................................................1 赈灾评论之一：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4 赈灾评论之二：这是一次灾难教育 ...................................................................................6 赈灾评论之三：这是一次情感教育 ...................................................................................8 赈灾评论之四：这是一次传媒教育 .................................................................................10 赈灾评论之五：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13 赈灾评论之六：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16 总编访谈录 ....................................................................................................................18
导语：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强化了国家意志，并协同政府共同把国人感情升华为国家哀悼日。5月19日至21日这3天，默哀中的中国恰是最团结的中国。
地震后的思考
文/何树青
迅速、残酷。
里氏8级地震造成的中国灾难已经发生了，过去的10多天里，中国人每天努力抗灾，也每天被迫面对同胞伤亡数字增加的消息。死亡太重了，层层叠叠，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
举国默哀了3天，降了半旗，救援还在继续，捐助还在继续。我们并不掩饰泪水，但需要节制悲伤。我们并不掩饰灾难，但需要更快更多的行动。
灾难时刻的国家和人民，都接受了一次洗礼。国土震动了一下，中国进步了一点，以血的代价。
信息传播的力度和透明度
新华社在地震18分钟后(5月12日14：46)发布第一条确认地震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地震32分钟后直播《关注四川地震特别节目》直至100多个小时，全国各地媒体自发以灾情为命令奔赴地震灾区最前线，对这场强过唐山大地震的灾难，在第一时间都作出了最高级别的判断、最大规模的报道。
文明社会环境的积累，比财富的积累更需要时间和历练。传媒的发展，在文明社会环境和财富增长环境中得到双重滋养。中国的舆论一向有官方口径和宣传纪律，负责、有序而有所限制。这一次，灾难的信息传播在尊重前者的前提下，以高效的组织性、自觉的主动性和广泛的灵活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公开和人性化。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新闻、自媒体报道、手机网络和人际传播，有关灾情的所有真实面都实现了“直播”。在中国传媒史和传播史上，这种信息的透明度是里程碑式的，并因其对生命的关注、政府的作为和灾情的严重性所做的客观传播而堪称伟大。
灾情不会因为传播而变得更严重，却能因信息的公开透明而赢得更多补救的机会。中国和世界都在这次灾情的信息传播中，感受到了信任和知情权的被尊重，国人更藉此与国同命运共呼吸。
透明的信息传播熄灭了谣言、召唤了民众、凝聚了人心、强化了国家意志，并协同政府共同把国人感情升华为国家哀悼日。5月19日至21日这3天，默哀中的中国恰是最团结的中国。
国家与人民的行动力
温家宝总理是最身先士卒的国家公务员，胡锦涛总书记是最镇定的国是主持人。当党和政府像大丈夫一样有担当，像快速反应部队一样有行动力，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调动效率远非日常状态可想象——“十七大”后理念更清晰的执政党，刚刚完成大部委制改革的政府，受益于改革开放30年的企业和公民，都为救灾提供了坚强保障。
开路，救人，抢险，捐助，救灾的力量像滔滔不绝的长河。我们为废墟中的生命迹象和生还奇迹而动容，更心疼温总理摔倒和流泪；我们为电视上主持人哽咽流泪、现场记者素颜守候生命而动容，更心疼人民军队奋战生死线的危险和劳累；我们为来自社会各界的自发捐款而动容，更心疼失去亲人的孤儿和他们的内伤痕。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国家信任人民，人民信任国家及彼此，灾民们也保持着灾难中的不失态(没有担忧中的社会混乱现象发生)。灾情虽然悲惨，但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中国。“人”字被大写，人命、人心、人性都得以高举，这才是真正可宝贵的财富。
灾难社会及其敌人
灾难总会结束，生活还要继续。国人的思考从此有了一个沉痛的基点：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做错了什么？若要避免发生类似的灾难，我们还能做什么？
在地震预警责任、地震逃生教育、捐助数额及方式、大坝与生态安全、孩子与学校建筑质量、反思的时机和恰当性等诸多方面，都已有人提出质疑和争辩。反思还会继续，思考于一个民族有利无弊。
但如何将灾难中呈现出的社会效率和人的品质保持下去，却是一个更艰深的课题。事后，我们捐了款、献了血之后，会不会重新回到坚硬的内心和油滑的世俗？若灾难结束后，社会心安理得地回到震前的依然故我状态，则整个社会不过像是进了一次道德洗车场，分了一次道德贼赃。如果这样，在下一次灾难降临时，我们还会回到原点，会成为下一个遇难者。所以，在我们必须学会和适应与大大小小的灾难和问题共同生活的社会，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灾难，而是我们自身的各种积习：从低效的体制积习到自私自负的个人积习。
也许这次大灾难能教会我们，以后如何做得更好。
拥抱幸存的生命
大地震动变形，死亡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只给呼吸留了一小条缝。数万同胞罹难，数十万同胞受伤。1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同胞，分为遇难者和幸存者。
其实活着的13亿中国人都是幸存者，都在体验同一种感情，感受着最大力度的生命教育、灾难教育、情感教育、传媒教育和爱国教育。这才发现，我们的生命观、生态观、生活观都出了问题。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也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
灾难一周后，党、政府和人民，以国家哀悼的方式，进行着自己的成人礼。接下来，我们要排除余患、重整河山、重建家园、抚育孤儿，并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
地震如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有幸活了下来，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民，值得你为之奋斗。
系列之一：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导语：灾难袭来时，人们愿意拿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换光着身子逃出生天的感觉。灾难过去后，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文/朱慧憬
“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
这不是《荒原》里的伦敦桥，不是车祸，不是传染病，不是恐怖袭击，不是战争，而是地壳大陆板块的剧烈运动所致。没有预报，无人做好准备。河山移位、生灵涂炭之时，我们才前所未有地正视生命和人本身。太多活着的人抱怨，找不到活着的意义。是一场灾难把人拉到了“意义”的基本线上。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次得到最确凿的印证：
当政府第一时间紧急动员，赶赴灾区最前线，总理温家宝在废墟中高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决不轻言放弃。”这是以人为本；
当跨越全国的军队、消防、卫生等部门被紧急调集神速驰援前线，各省区各行业条条块块一夜间消失，这是以人为本；
当志愿者们自发出动远赴灾区，当全国人民自发捐款捐血，全国血库全部告满，这是以人为本；
当来自台湾、日本、新加坡、韩国与俄罗斯的救援队赶赴重灾区，种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藩篱被抛诸脑后，中国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外交容量，这是以人为本；
当一切信息变得透明，当灾难现场被现场直播，全国人民与四川零距离，因遇难者而难，因获救者而喜，这是以人为本；
即使在震后过去7日，被掩埋者生还希望极微时，“救人”依然被视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以人为本”；
这次前所未有的劫难不仅教育了政府、企业，还教育了媒体与民众：让他们懂得关爱，懂得感恩，懂得责任，懂得了“人”字应如何书写。这是对生命价值的理性回归，也是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尺。
人是万物的尺度
再来反思我们的个体生命。当社会以物质财富和社会阶层来衡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时，绝不一视同仁，就连既得利益者也难说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一旦他们离开了外在的社会标签，他们什么都不是。为了获得持续的“高等级”价值，人们不能老、不能穷、不能失败。世俗臵换了概念，把24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臵换成了“钱是万物的尺度”和“成功是人的尺度”。于是，“生命”钝化成了“生存”和“生计”。
灾难袭来，人们愿意拿倾家荡产的代价，来换光着身子逃出生天的感觉。此时才发现生命本身的价值，以及亲情及爱的需要。
另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被滥用，变成了人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其后果，一方面制造了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一方面破坏了人与生态圈。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态度的尺度，应谦卑和尊重；是欲望的尺度，应适可而止；是生命的尺度，应关爱自己和其他生命。
从心理援助着手生命教育
灾后160多个小时被救出的幸存者，旁证了个体生命虽脆弱，但不可小觑其起韧性。不断做噩梦的幸存小孩，又旁证了个体生命虽顽强，但仍然很脆弱。中国各医疗机构跟进的心理援助小组，对于灾区幸存者来说是一次适时的生命教育，学习面对死亡，平复心灵伤痛。
而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教育也在进行——当为汶川地震死去的孩子们而作的诗歌流传时，国人在泪水中接受着生命教育，向死而生：妈妈/别担忧/天堂的路有些挤/有很多同学和朋友/我们说 不哭不哭/哪一个人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哪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孩子/没有我的日子/你把爱给活着的孩子吧 。
灾难过去后，“泪光照亮不了我们的路，让我们自己慢慢地走”。
赈灾评论之二：这是一次灾难教育
导语：灾难告诉了我们，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是什么？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不在于环境对我们友好，而在于我们对环境友好。
文/林奇
SUV汽车、分期付款的电视、夏天里冻得要死冬天却只能穿衬衣的办公室……这一切都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却来自对大自然的剥夺和不尊重。
中国历来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但中国人历来是一个忘性很大而且实用至上的民族，追求更便利、更现代化的生活，而对脚下土地不断地进行剥夺，却忘记了大自然对我们发出的警告。
所以，岷江上游会建设起那么多的水库和电站，在这个地震频发带，大坝居然成为了一片奇观。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水库大坝成为了抢险救灾中最危险的定时炸弹。当然不止岷江，全国所有水库中，“病险水库”居然有3万个之多，占到了水库总数的1/3。我们就这样以发展的名义，在自己身边亲手埋下了这些定时炸弹。
早几年，我们关注黄河断流，这条曾经的母亲河似乎就要弃我们而去。在密切的关注中，黄河又慢慢恢复了元气，于是我们又忘记了这次警告。然后是滇池的水质恶化，密集的治理和媒体关注中，我们吓了一跳，不过也仅仅是吓了一跳，之后我们又遗忘了。
接下来是雪灾，然后是地震，这一切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信息。它不能不断地承受人类的掠夺，它总会在某个时候发起报复。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不在于环境对我们友好，而在于我们对环境友好，我们真的把自然、环境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家人一样对待吗？
道法自然。中国自古有之的自然哲学讲究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道法自然要求无为，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这不仅是让自然喘息的方法，也是学习自然、理解自然信息的途径。但在物质社会和消费主义的推动下，自然再也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是成为了侵略的对象。到底是什么让现在进入了自然灾害的高发期？是我们长久以来向自然搜刮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见到自然的景象，春华秋实、草木昆虫，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更缺乏和土地、自然相沟通的机会。也许他们一生从来不会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也许他们从来没见过没有大坝和公路的山野，这不仅仅是我们和他们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没有人能计算出，以堆砌物质所建立起来的文明可以对自然索取到什么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承受大自然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和惩罚。其实，人类只是自然不经意的一件创造。可惜，人类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人们总是淡然了从前对自然的那种敬畏，开始慢慢不相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循环的规律。欣赏自己创造的奇观，却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毁坏。
灾难是大自然向我们发出的警告，让我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审视人和人的关系。
曾经被诟病的城市人的日渐疏离与陌生关系，在这次灾难面前被守望相助的热情所冲破。在这个非常时期，似乎每个人成为了亲人、邻居、朋友。在露宿的人群中，总有人相互热情地提供信息；焦急拦车的记者、志愿者、救援人员总能得到各种车辆的热情帮助；街头献血处的纸招贴上写满了人名和电话，他们排不上队就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恐惧、手足无措，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必须要做。在那些不顾一切奋力救援的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又是作为人的纯粹。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处理的关系千千万万，归纳起来不过两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这次灾难让人之间的感情前所未有地浓厚起来，但愿也能让我们重新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重视和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因为我们所有子孙后代的命运都要由自然来承载。
赈灾评论之三：这是一次情感教育
文/陈旧
2008年5月19日14点28分，汶川地震七日祭。大地悲鸣，举国呜咽。中国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向灾区遇难民众降半旗志哀。同时，全国哀悼3日，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降半旗，这是一个国家对亡灵最庄严、最肃穆的祭奠。共和国国旗缓缓而降，生命价值却冉冉升起。
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一次集体情感教育课：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每一个逝者都值得哀悼。没有对逝者的哀悼，就没有对活着的珍惜。因为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就没有对人的尊重。国家公民从抽象的“人民”概念里走出来，成为了一个个鲜活存在的“人”。
丧钟为谁而鸣
数十万余生命在你面前翻滚、呻吟与哀号，数万人死去了，数十万个家庭破碎了。这是你想象不到的灾难片，也是最惨烈的人间悲剧。
那个最终获救的三岁女童宋欣宜，等你长大时，请记住你曾有过世界上最无私的父母：在地震发生的一瞬，她年轻的父母脸对脸、胳膊搭着胳膊，用自己的身体搭成拱形挡住倒塌下来的沉重墙体，用血肉之躯为爱女构筑了一道“生命之墙”；
那个饱受丧妻之痛的无名中年农夫，不忍将亡妻弃之野外，将其身体与自己绑在一起，用摩托车载着她前往当地太平间。既不能救妻子之生命，也要给她些许死后的尊严；
你可能从未直面如此生死未知的险境，你可能并未亲历至爱亲朋辞世的哀痛：但地震发生那一瞬，多少人在扪心自问：生死未知时，你有何遗憾？当你撒手而去，你是否仍有未了的理想、期盼与心愿？当亲人相继罹难，你是否有独自存活的能力、信心与勇气？
3万余人逝去了，13亿人却获得了感情的重生。你身边的问候短信与电话多了起来，陌生人也开始变得可亲可信任，你也开始回忆了，回忆和家人、老朋友和老同学的旧日岁月。那些贫穷的、劳累的、愤怒的、抑郁的人也轻易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感：回到亲人身边去吧，回到家庭去。
或许只有死之哀痛，才能换取生之悲悯。那些平时冷漠的、互相仇恨的、意见不一的也走到一起来了：丧钟为谁而鸣？为你我共同而鸣。
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次救灾赈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第一：各方动员最快、国际救援最及时与赈灾款项最多。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应以某种善为目标。”巨大天灾之前，任何口号都失效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前线的血腥场面就是最好的动员令。
福布斯富豪们慷慨解囊，小学生取出了压岁钱，有革命领袖的遗孀捐献了全部积蓄，也有沿街乞讨的乞儿捐出了全部身家。
但请切记：慈善无贵贱，爱心无大小。慈善不是炫富台，不是斗富场。将捐赠金额依多少排序攀比并不合适，逼捐索捐只会让慈善误入歧途，让更多有心捐赠的国家、机构、企业与个人畏捐如虎。
慈善理应成为常态，而不是负担：慈善是一种心态，而非金钱。号称人人向善，要比富豪们的比捐斗捐更有意义。
全世界都是四川人
这短短的一周，全世界都是四川人。“Sichuan”一词，成为一周内国际舆论的最重要关键词。仅仅不足三天，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救援队与志愿者已经踏上了还未安宁的汶川大地。
他们不仅带来了专业的搜救犬只与搜救设备，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与行动上的人文关怀也让人动容：17日上午7时，日本救援队在青川县挖出了遇难的宋雪梅母女，女儿仅出生75天，母亲死前将其紧抱在怀里。日本救援队员排列两旁，向这位满身伤痕的母女默哀，并举手致敬。
这张照片深深感动了中国人：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不仅包括生者，更应包括死者，不仅应诉诸于口头，更应体现于细节。
感谢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与台湾的救援队，感谢来自于世界诸国与人道机构的金钱与物资协助，他们身体力行了一个普世价值——自然面前，人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渺小物种。人溺，援之以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唯其如此，世界才得以维护，人类才得以延续，文明才得以发展，人性才得以升华。
赈灾评论之四：这是一次传媒教育
导语：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将载入中国乃至世界传媒史。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
文/胡赳赳 潘滨
“灾难与传播”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课题，美国学者在对“911”之后的媒体行为进行过研究，发现将当事者重新“暴露在现场”，“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电视台考虑得不够” 。中国的灾难报道应答体系还很不成熟，短短几十年的传媒传统，以及传媒所面对的环境，都不利于其产生规模化的、有效率的报道。
汶川大地震后，各家媒体几乎都派出一线记者采访。传达信息，透明灾情，现场报道，这是媒体应有之义，更是记者的天职，但如何做到采访有利、有序，却是全体新闻人的大考。没有人统计究竟有多少记者出现在灾区，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的大灾到底需要多少记者性价比才会最高。记者在灾区采集并传播信息的同时，势必会消耗紧缺的物资，占用救援资源和通道，甚至酿成新的人祸。在亲历式报道、介入式报道成为一种主流报道形式后，报道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事件的进程，从而使报道本身变为事件不可或缺的一个参与部分。传媒的客观与主观分野被打破，人性与人的主体性变成了一种新的参考标准，要新闻还是要结果，成为媒体良知的新标杆。
或许电视机前的观众确实需要第一视角的现场报道，它能让人真切地看到灾难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从传媒角度来讲，觉得采访比救人要紧的电视女记者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场，找到核心信息源，并请其开口，虽然对方只是哼哼了一下。不幸的是，受难的核心信息源在最后将要被挖出时，去世了。电视记者在传递悲情、追求画面感人的同时，露出了残酷冰冷而狰狞的一面。
对媒体而言，具有突发、灾难、负面、重要、轰动性质的信息才最具新闻价值，对救灾者而言，灾难来临时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才最有价值。媒体寻求的是常态生活的断裂和异化；而减灾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维持和延续人类的正常状态。
在灾难面前，媒体报道与救灾形成一对无法割裂的矛盾体。大灾突袭，既不能完全隔离媒体，也不能让它靠得太近，这其实是横在救灾者与报道者面前的双料难题。
5月14日上午，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食品科学系大二学生张琪在收音机旁，听到了救援部队在汶川找不到空降地点的消息，这位来自灾区的女孩知道，好朋友左婷家后山上有一块俗称“大平头”的空地，非常适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网吧，写下了《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一瞬间，帖子在互联网世界广泛传播。在都江堰采访的《新闻晨报》记者看到消息，迅速把它传达到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打电话找到了张琪， 了解了“大平头”的地形。15日中午，根据帖子信息成功空降，并将大量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送入汶川。
信息不但可以消除恐慌，更可集合群智群力，为救灾带来良好的推动作用。在这次行动中，信息传播体现出了其作为生产力的一面，作为载体的传统媒体收音机、新媒体互联网、报社记者组成了三位一体的信息通道，快速有效地将“大平头”传递到救灾者面前，为减灾赢得先机。
在电视直播的竞争中，四川卫视作为灾难的主场电视台和首席播报员，在与央视、凤凰卫视等电视台的竞争中，一举拔得头筹。将镜头对准灾难发生的前沿地带，以其真实、快速、贴近赢来收视率。
而网络、博客等民间自发的报道热情，成为引领传统媒体报道的风向标，扮演着新闻线人和民间通讯社的角色。记者和志愿者在灾区有合二为一的迹象，手机、DV、录音笔都是记录的载体，个人视角、平民关怀、信息披露，是其一路作风。不拼专业技术，但求好看好读。包括一些记者也加入到博客报道的队伍，使得博客和网络报道成为有别于主流媒体的一种新的自由风格的报道模式。无人会怀疑，此次地震灾情信息传播中的传媒表现，将载入中国传媒史乃至世界传媒史。它是中国传媒厚积薄发的结果，从报道观念的转变到报道主体的选择，从传播力度到传播效应，都达到了传媒本来应该做到的水准。其中，“人”的回归既顺应了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近年来民生新闻和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结果。
西方媒体所遵循的报道理念有三个层次：首要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安全吗？其次是你的城市安全吗？最后是还有什么有趣的事？从他们对报纸版面的精心安排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递进关系。灾难报道是西方媒体的强项和“传统项目”，但在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到灾难现场是最好的教科书，起步晚的中国传媒正经受着最好的新闻教育。
赈灾评论之五：我们都是人类自我膨胀的灾民
人类在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主宰和世界的立法者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自我膨胀的灾民。
文/马孔多
生活在科技昌明、物质丰裕的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见多识广、无所不能、神通广大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痛苦和烦恼着。
世界：人与自然疏离
人类其实很早就在反思自身文明的发展给人与自然关系带来的伤害。在西方，就在整个工业文明还只是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像卢梭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以科学和艺术为代表的文明在价值观上的巨大缺陷。在卢梭以及他的追随者看来，人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裂变上。在这种裂变中，人与自然的固有一种还算是和谐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人不断高举“科学”和“理性”的大旗，渐渐地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之后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更把这种对抗，变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后果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感同身受的灾难。但文明的挑剔者和批评者如果不是被看作是做秀就是被看成是疯子，没谁把他们的意见当回事。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的人们，住在钢筋水泥建造的空调房子里，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吃着转基因的食物，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和自然最高的真实失去了联系，对世界和自然的奥秘和神秘性的感知越来越迟钝。
在现代科技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充满敬畏之心，经由各种神秘知识、心理感应、想象以及未被各种科学门类分化的整体性知识，和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各种和谐的关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自我在膨胀，欲望在扩张。现代人甚至和他内在的自我也失去了接触，科学和科技不再帮助人更深入一层地去寻获世界和自我内心的度向，以至于现代人只能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的观点来看自然。这种文明观里早已没有了自然的位臵，而是充满了实用和功利的算计，就像有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一条河在人看来只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动物只是肉类食物的来源。”
中国：膨胀的自我与发展的幻觉
就在人类自我意识不断膨胀之际，其感知自然信息和宇宙生命奥秘的能力也在下降，这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仅就32年间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这两场大地震而言，32年前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吞噬了20多万个生命，而在这之前，大自然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向人类传递出了灾难的信息，但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以及轻信，使妄自尊大的人类对此嗤之以鼻。32年过后，当我们看见10万蟾蜍过马路这样的自然异象的时候，我们竟然会无知无畏地把这看成是动物们为庆贺人类盛典而举行的狂欢派对！尽管蟾蜍们的异常举动和一场8级大地震之间的必然联系仍然被认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妄言，但我们没想到的是，看上去简直就是万能的科学到了真正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却一样无能为力。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已经在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陶醉了数千年的人类本身就已经够自我了，而我们中国人却更自大、更自我膨胀起来。以前，我们还常常拿古人“夜郎自大”的故事来说事，提醒陶醉在“中华文明”幻觉中的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西方学习。可是才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我们在谈到自己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时，最得意洋洋的说法就是：我们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路。接下来的10年更加膨胀，现在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500年走过的路！ 我真不明白这种速度、这种效益和这种成就，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撇开所谓“西方的道路”是不是值得我们如此欢天喜地地去盲从和追随不谈，事实却是，现在就连西方人也觉得自己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500年走的是一条可怕的弯路，并慢慢地开始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道的时候，我们还傻乎乎地拿着鸡毛当令箭地在这条路上跑得正欢。而就在我们如此这般自我夸耀的时候，我们竟然有意无意地忘记了告诉自己，我们花20、30年的时间，像没头苍蝇一样急急忙忙、粗制滥造地赶制出来的那些味同嚼蜡的“压缩饼干”，事实上是以耗费了多少宝贵的能源、破坏了多少自然的生态为代价的！
未来：我们能否走出囚徒的困境
我无意将地震啊海啸啊这样一类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人对自然的破坏所遭受的必然报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我们现在大家所惯用的因果逻辑要复杂得多。但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只有等到灾难到来、大祸临头之后，才会如此这般矫情地感叹人类的渺小、感慨生命的无常？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感叹和感慨的结果，几乎从来没有引发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对生命的悲悯之心，任何一场灾难过后，人类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检省一下自己的作为，调整一下自己的奋勇前进的步伐，而是更一步在抗震、抗洪、抗灾的狂热妄想中，加剧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和人定胜天的信心。
人类正在使自己成为其自我膨胀难以自救的灾民，如果我们真的“对无限的苍穹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怀有一点点的敬畏之心，并因此真正感到自己的谦卑、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的话，那么就请把我们自己前进的脚步放慢一点，把我们膨胀的欲望减少一点，把我们日益混乱不堪的生活过得简单一点，把我们和自然变得渐渐疏远的关系，拉得更近一点。
赈灾评论之六：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
文/黄俊杰 朱慧憬
人有病，天知道。
所谓的现代文明和高科技，所谓的“人定胜天”和优雅自信，在陆续降临的灾祸中成了笑话，地球的一次震动就让生命转瞬即逝，就让家园化为废墟。灾难本身是一堂课、一记警钟，敲向游离在物质和精神两端不能平衡的现代人，以及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大地跳动起来，价值220万元的奔驰S600中，有人猛地推开车门，跑到马路上；玻璃幕墙的写字楼变成一个晃动的水杯，在月租10万元的办公室中，所有的人涌向漆黑的楼道，感觉平时为之骄傲的高楼楼梯竟如此漫长。
在成都，手机通讯直到5月12日晚上才陆续恢复。中国联通的席瑛说：“当天地震，每部手机都是打了200个、300个电话，可见一部机器在被反复使用。”大部分人都在拨打亲人的电话——在酒吧独自喝酒的时候没有想起亲人，直到灾难到来，人们终于想起了平日被遗忘的亲人。
被灾难改变的生活观
灾难后的成都，深夜的街上睡满了人，人们抱着枕头在街道穿梭。在深夜的街道，杂货店的老板娘突然对陌生的我说：“赚钱多了未必有用，现在才感觉成都人很幸福。”在街头，有的人搂着妻子睡在帐篷，有人将捆好的瓶装水当成财宝般坐在身下，有人彻夜和朋友聊天打牌，危险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简单更直接；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则如同父亲般叮嘱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灾难让人与人的相处变得温暖。
灾难后的都江堰，在五一汽车运输车队的宿舍中，蒋哥和他的邻居同心协力，在废墟中整理曾经拥有的家园。这家宿舍住着这个遭遇改制的工厂的一班汽车修理工人，在此之前，小小的宿舍区中，邻居之间很多都是陌生人，彼此甚至不知道名字，换新宿舍才是他们最期盼的事。
但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从旧楼房中逃出来的蒋哥，拉着他的徒弟、同事王师傅、卖菜的小贩和很多的邻居，在余震中自发组成救援队去救助邻居。他们爬上危险的楼梯，从窗口救下了四名被卡在楼上的邻居；他们从废墟中，用手挖出一对母子——因为母亲捂得太紧，孩子已经在她怀中死去，他们经历共同的伤悲。救援小组的邻居直到今天仍旧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当通讯恢复之后，他们收到第一条短信，就是活下来的那位母亲感谢，连续三条。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所有的科技都失去了力量。”这是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徐晓眉的话。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交通。似乎要等到现代文明死去的时候，人性才显现出它的力量。有报道质疑房地产等行业巨富们为此次5.12地震作了多少贡献，捐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捐钱?但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抨击。金钱不应是衡量心意的标准，更多的人驾驶自己的车辆前往灾区——平时多被诟病的的士司机组成浩大的队伍前往灾区支援，四川副省长含泪感谢。
都江堰龙池镇的副镇长田德虎等4人，为了营救3000名小镇居民，用了6小时，冒死突围翻山。县城和镇成为孤岛，与外界道路全部中断，在更多地方，都流传着类似的鸡毛信的故事。让人与人还原到最原始的交流，让生活回到了它的本质。事实证明，当繁杂的信息隔绝，当现代的文明崩溃，人们并没有被打败，反而重新发现生活最应当珍视的物事——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其实比地震掩埋了更多我们的幸福。
在物化生活中，我们失去了什么？
灾难让生活的价值被重新认识。“每天所厌倦的生活真的没有什么颜色？真的要为许多小事斤斤计较？所享有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那样理所应当？不顾一切所追求的物质生活是那样的重要？”这样的问答在灾难时刻写进了中国人的博客。也许，昂贵的手机，比不上里面传递的亲人问候；昂贵的房子，比不上里面的家人；昂贵的跑车，比不上生活的自由。
灾难到来之后，天涯论坛上一位女孩有所感触：“我从此不敢高消费。”早已沦为物化生活方式灾民的我们，发现我们此前患上了各样的病症，生活被各种物质工具所驱使——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因为没有收到短信而恐慌；在对高科技产品的崇拜中，小小的耳塞轻易阻挡了人与人的交流；在高楼大厦中，我们一度登高望远，沾沾自喜，灾难后却对踏入那如同陷阱的电梯心有余悸。
城市化与物质生活的代表物，在地震时刻，未曾给与我们幸福感与安全感。 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警告：“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非典发生后，有文章反思：有多少人停下来反醒一下繁荣的代价？有多少人想过，急功近利的发展、破坏、浪费和污染，令多少人赔上健康、性命和生机？ 每个人都在灾难中重新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也一样。在物欲膨胀的时代，在与世隔绝的时刻，时间不再是金钱，灾难让中国人学会珍惜真正幸福。
在地震之时，一个偏僻小水电站的女员工疯狂逃命，在翻山前往都江堰市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在山上小庙中入定修行的僧人，他对一切仿佛全然不觉——一个地震中的都市，一个水电站女职工与僧人的相遇，这般电影情节般的镜头，对不断追求更高物质生活的我们来说，好比一次灵魂的隐喻。
总编访谈录
徐刚：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总编手记：
在张海儿的镜头里，徐刚以“森林之王”的愤怒和威严，捍卫着身后的绿色。
徐刚今年63岁。他已经为脚下的大地和山水奔走，呼号，写作了21年。
震后第4天，徐刚从青海赶回北京和我们聊了3个小时。
我听到的是四个字：危情中国。
哀悼日当天早8点，徐刚给我电话告知他即将赶去灾区。
他说，记录这场空前的灾难，他责无旁贷。
在灾难当中体现出来的，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
封新城：地震后很多媒体都在找你吧？
徐刚：很多！但你们是我唯一接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些相同的话，我觉得有些话我也不想多说了；第二，在这样一种等于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把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放在第二个层次；有的媒体，特别是境外的媒体，希望我谈什么中国对环境的不重视呀，水库的过度开发呀——当然这些都是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现在首先要去谈的，是怎么样去面对！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四个字：震撼中国！中国这次除了东北等少数几个地方，都感觉到了震动。“震撼中国”给我们带来灾难，给我们带来最痛苦的、最无法弥补的人员的死亡，特别是那些孩子的死。我们现在看见的景象，就是整个中国从上到下，都动员起来了，包括海外，包括港澳。中国人，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那种互助，那种民族精神，真是可歌可泣！不止一次，我们往上追溯，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八年抗战，我们也是挺过来了。从这点延伸来说，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灾难时刻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震撼了世界。
封新城：传媒这次的表现你观察到了吗？
徐刚：传媒这次的表现我认为不错，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我当时在青海看不到什么报纸，回来以后我把这几天的报纸狂翻了个遍。传媒这一次表现出来的敏感性以及这种采访的深入，我觉得都是前所未有的。
封新城：这次，境内的电视台，把境外的干掉了。
徐刚：对！干掉了！你想的和我想到的一模一样！因为中央台这次再做不好，用我的话说，就是，他做好是应该的，他做不好是不应该的！
封新城：我还有一些心得，就是到现在为止，90多个小时，一直在直播这场灾难的抢救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受到：第一是生命教育，你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宝贵；第二是灾难教育，就是我们和自然的基本关系；第三是爱国教育，所有的豪言壮语和连篇的理论，都不如这样一个直观带来的凝聚力和归宿感；第四是传媒教育，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传媒应该干什么。
徐刚：我觉得你说得很好。生命教育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个高度，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这也是最让我感动的。胡锦涛温家宝说，救人是第一位的，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我被感动了！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的；包括胡锦涛的第一时间开会，温家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命权利的尊重！在人权方面，我们一直被西方批评，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进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这次四川大地震，首先就是要救人救孩子。这种对生命的关爱，我们是通过一个巨大的悲剧，一个巨大的灾难被提升了。这样的提升，将会深刻地烙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心里。我还想说，灾难的教育，是对人类最深刻的教育。人类有时候很麻烦的，没有灾难的时候是非常顽固的，这里我指的是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富起来了，我们要挣钱，我们要享受；我们天天想着买房子，看房价、炒股票，看股票红的就高兴，绿的就恨不得跳楼；那个时候我们想不到生命本质的意义是什么，而且人与人之间是缺乏关心的——冷漠！人情的冷漠！人性的冷漠！但是在灾难面前，大家站在一起，你姓什么都没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灾难当中体现了的这些东西，正是我们近些年来错失的东西。但是我又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心情再难过，我们又会很快遗忘掉。
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
封新城：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人的忘性是很大的，是很健忘的。
徐刚：这个是很可怕的！也因此可以这样说，自然界，我们的天和地，知道我们的忘性很大，所以在冰雪灾害不久，又一次提醒我们。这个提醒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个地球——我们不说地球了，中国这个环境，我们的土地容量到底有多少？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最多人口是多少？最多容量是多少？有人说16亿，有人说20亿；还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能盖多少楼盘？我们还能挖多少矿山？我真的希望有科学家能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的判断，判断还能做多少大坝？还能做多少水电站？我们还有多少河流可以污染？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这次地震灾害以后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岷江流域建设的水电站，简直是数不胜数！我们在修建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铺水库时，就曾经发生过泥石流和塌方，但我们还是在建！而且其他的开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资料你们随时都可以查到，在岷江流域有个铜都电站，那里的水从20米粗的钢管引到电站，岷江就变成了一根钢管了！岷江原来是奔腾不息的啊！它的水量多大啊！曾经被认为是长江的上游和源头啊！但岷江实际上是一条正在衰败的河流——我不愿意用“死去”两个字来说，我真的于心不忍！整个中国，我们的水库，有一个新的名词，这个在老百姓之中还知道得不多，就是“病险水库”——生病的，带着危险的水库3万多个，超过了我们总水库的1/3！
我们要想想，天府之国，它的一部分，是怎么成为废墟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建设，比如说水电站的建设直接地诱发了这次地震；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缺乏科学的根据。我们要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无序的，过度的开发，包括水电开发，对我们大地的地质结构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在《江河水》节目里我说，让江河成为江河！我们的江河被太多的大坝拦截了，我们的江河水太多地被存储在水库里了！你再也不用担心黄河会泛滥了，黄河现在每年的减流量，装在水库里还不够。因此我认为，一条不再泛滥的黄河，一条断流的和将要断流的黄河比泛滥的黄河还要可怕！这意味着这条河将要失去生命！让江河成为江河，就是要让大部分的水恢复生态；它是自然的、流动的，至少在长江黄河和几个主要的支流上。可我们绝对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电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必要性被夸大了！实际上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说的——中国自1949年以来，经历了3次人为的、最大的环境破坏：一次是砍树，第二是占用耕地。前两年，更是到了最疯狂的程度！近20年，我们占用的耕地是1亿亩，这是报纸公开报道的；我们有9000万农民是没有土地的；第三，就是缺水。这里面的要害是什么？就是《南方周末》去年说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就是权力和利益集团结合所致的。这是最可怕的，彻底破坏了我们生存发展的根基。
封新城：可不可以这么说，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是环境恶劣的警告者，那么这次灾难是不是带有某种报应色彩？您的警告应验了。是这样吗？
徐刚：我不想这样说，但其实我同意你这个说法。我们从大的范围来说，这就是大自然的报复。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不要仅仅说这次地震——地震确实有它的不可测性，我们不要强求我们的国家地震局，他做不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但是有一种说法，上海《新民晚报》说，我们在地震的预测上，是不是过多地依赖了科技手段？过去我们测地震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看异象，各种各样的异象。在地震前没几天，就在离绵竹附近，几十万的蟾蜍迁移，电视台也报道了。绵竹附近的农民都吓坏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
封新城：但这被当成趣闻来报道了。
徐刚：可当地的林业局认为，这是我们生态环境改变的标志。
封新城：这还是专家说的。
张海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国家拍摄的科教片，看如何观察这些动物，当时是作为一种全民的普及教育。
封新城：我们用了一个名词叫：自然信息。从对自然信息的感知能力来说，似乎中国人正在丧失，或者说由于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没有这种能力了。
徐刚：7.8级的地震，它总有个酝酿过程的。为什么我们古人总是在看异象——看天上，看地上的动物，看地表水？不久前，一个大水塘，突然之间它的水没了，全干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灾变的迹象吗？但我们只相信机器，看数据。我相信这次地震局是忠于职守的，这没问题。但你们刚才说的那种观察能力，那种感知能力，丧失了，没有了；这还是说我们对天地，对大自然，有没有敬畏之心！归根结底还是这个！如果我们有敬畏之心，天上地下水下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古人是专门有一批人干这个的，专门有观天的官员；还有像阴阳、八卦、易经这些，我们都丢掉了！我们把传统文化丢了；《易经》，是我们说的五经之首，都丢掉了。这次地震如果说要引发一个话题的话，就是这种灾难的出现，是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的——首先，它在一个地震的断裂带上，在这个地震带的土地上，我们进行多少开发它是能够承受的？这个数据我们从来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地震带，我们要想办法去保护它——就像我们人身上，这只手有毛病，我就要保护它，对不对？要使劲的话我就用另一只手，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是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大坝上的中国”！
张海儿：这个时候人要有敬畏之情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无法证明这次地震是否由于建了某几座电站而引发；但是你有没有敬畏之心？你有没有节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封新城：刚才谈的就是我们的不节制。
张海儿：对，就是在这样的消费主义之下，毫无节制。
徐刚：去年我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里，我用了一个标题，叫《大坝上的中国》。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大坝上的中国”！而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成为“大地上的中国”！我们要和大地建立一种互相敬重、互相倾听、互相怜惜的这样一种关系。只有这样，大地的根基才是稳固的。现在那么多大坝，尤其是三峡，三峡往上游，那些正在建的工程，什么溪洛渡啊、虎跳峡那几个工程加起来是几个三峡。这些大坝，人造的大坝，你总是有裂缝的！这是我的原话，这句话我敢跟任何人辩论！三峡大坝有多少裂缝？从来没有人提过。其实小小的裂缝，不知道有多少。当然这个小小的裂缝在工程学上是可以不计较的；但是我们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个小小的裂缝就是个现实，就是告诉你人造的东西是不可靠的。好了，三峡，我们不谈了，因为它已经造好了；已经造好了你怎么办？我反对也没有用，我去把它扒掉？我扒不了！那么，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工程真正能一千年，五百年都安然无恙，不然的话这个灾难更大呀！三峡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吸取教训呢？我们不要这样做了吗？不是！自三峡以后，水电开发步伐更狠、更快了！圈水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说心里话，这是我最担心的。
说到这里，这次地震灾害以后，给我的启示，我晚上都惊醒啊，我睡不着！我特别担心两个事：第一，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它是一个单独的事情吗？它是一个有连贯的事情吗？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不知道。我只能这样去想。我担心，我们会进入一个自然灾害的高发期；第二，我们还会进入一个环境灾难的高发期。环境灾难主要是水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是没被污染的。我在《江河水》里说，我们最富裕的地方——江南、浙江，地表水全是黑的、臭的！但是，江南、江苏、浙江很富裕，很有钱！很有钱有什么用呢？你地表水都完蛋了！所有沿岸的城市都向长江要水，包括太湖脏了，也从长江里弄水。长江给我们带来了那么伟大的贡献，它得益于两条：第一，它的来水量大，它远远超过黄河；第二，它流速快，哗！落差大！三个台阶下来，落差是几千米呀！这个落差是什么？落差就是它前进的动力，它的动力不是用机器实现的，是用落差来实现的。一个大流量的长江和一个大落差的长江，在流动的过程中它会实现一个最伟大的功能——自净！但是，这两条现在都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坝太多了！水库太多了！而且源头，我们的江河源头也起了变化，冰川过早地消融了，往后退，雪线在往上升。唉呀！所以我想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危机在等着我们！假如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假如我们的整个社会不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我们面对的将是一连串的我们无法背负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也就是生存危机，也就是生命危机！
封新城：但是，要改变，您的观察乐观吗？
张海儿：我觉得即使从全球来说也不一定很乐观。
封新城：换句话讲，掠夺还会继续，对吧？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物化，所谓成功表现为有房子，有车，有大鱼大肉吃，有派对开，对吧？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你看不到那种乐观的改变的可能性。
徐刚：可以这样说。但逐步的改变，是可能的；而且我们有了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北京这些年来的沙尘暴，比以前少了，这为什么呢？这得益于内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改变。当年朱榕基总理定出来的方针，就是禁伐天然林和退耕还林的方针。这对挽救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自然植被，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有些地方，是有进步的，是有改变的。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以真实为生命的人，一个作家，我觉得我的客观、公正非常重要。
张海儿：徐老师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至少在这方面。
徐刚：我不是！我不是！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仅仅靠这些举措是不够的，要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呀！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尽管我们想这样做，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但是这些东西据我知道，它还只是一句口号。一说和谐社会，所有城市的标语都是这个，对吧？这次我在合肥做《江河水》，到处都是“和谐合肥”，和谐这个区和谐那个区，但是合肥却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合肥正在膨胀，城市扩大化，根本不顾、不管巢湖的污染，到处都在挖，但它贴的标语都是“和谐社会”。要把口号挂在墙头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口号变成行动，很难。我不知道这个过程还要走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就是洗手的时候，水龙头一开，然后关掉，再擦肥皂，然后再开；就这么简单，太多人做不到。我也是，很多次也忘了，一忘就恨不得打自己耳光。生活方式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事情，更不用说你刚才说的吃得好穿得好，有PARTY等等。物质的诱惑真是太可怕了！物质正在挤压我们的思想，物质正在侵蚀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阴阳学说；比如说，勤俭节约：等等等等。你勤俭节约了，这消费怎么上得去啊？但是人类不管怎么样，如果人类想维持下去，想持续下去，人类最后只有回到这条路上。这是我的看法。什么时候能回去？我不知道。
封新城：人类在不归路上吧？
张海儿：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很恶意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确实应该受到某种毁灭性的惩罚；比如说大熊猫这个事我觉得，这些用人工的方式让大熊猫这样的存活下来，当然我内心里也很高兴；但有时我不无恶意地在想，如果这些大熊猫在五年内要完蛋，那么就让它们完蛋吧——如果人还不能从这里面感觉到任何罪恶感的话，那么不仅是熊猫这个事，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完蛋。
徐刚：很多读者和朋友看了我写的东西，都说我很悲观。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延续得更长一点，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同时我也确实希望我们在环境意识上、生命意识上有所改变。但是，谈何容易啊！我悲观，但我并不绝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我们总要想办法找一个光明的尾巴。有些东西，说出来，是很令人难过的——比如院士潘家(王+争)在一本书里就说：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拿这个水发电，这个水就这么流掉了，多浪费啊，多可惜啊。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些院士，这样一些权威，连最基本的，就是这条长江孕育了我们几千年，还将养育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连这一点都没看到！假如我们的水利，我们的建设还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往下走，那真是太危险了！我在最近的一本书《大山水》里公开地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何祚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一个就是潘家(王+争)，“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我就专门和他们谈这个水和水坝的问题。
张海儿：很典型的大工业时代那种思路。
封新城：我是这么觉得的：西方也走过同样的路，但我们总是把它走得更极端。
徐刚：说我们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先污染后治理！但我们还在说不走——你为什么就不能面对现实呢？我们不往下再走就是好的了，那对中华民族就是一种幸运了。实际上我们走的就是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在你们南方，那种化学工厂，去年我看了以后我真是惊心动魄！广东，在这样一个繁荣、富饶的掩盖之下，实际上有很多的问题。东莞，我今天说一句话，你们可以当做戏言，而且我不希望我的话能成为现实——东莞的生态环境，迟早成为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水。包括这次安徽的手足口病，按照我的判断，是水的问题。这个水是从河南周口过来的，周口有个什么呢？有个周口味精厂，是亚洲最大的味精厂。大量的污水出来。一般的肠道病，都是水出了问题。你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离得开水？没有油了，我可以不开车，买自行车，没有水你怎么办？
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的
封新城：徐老师下一步会做什么？
徐刚：唉……下一步——我是真的走在不归路上了。我还在写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的《三江源》。从环境到文化，三江源都是我们的源头所在。我其实是很悲观的人，可以说就是因为悲观我才写。我不是写了一天两天了，我是写了二十年；从黑发写到白发，从一个青壮年写到一个老头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种的体会，其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水！粮食！水是从江河里来的，粮食是从土地里来的。但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水和粮食却被我们忽略了！现在，我们认为钱是最宝贵的！问中国人缺什么？他不会认为缺水，他会认为缺钱！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这样想。唉呀……今年的粮食问题又出来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我就写了《五谷杂粮》，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要注意我们的粮食，到最后你没有饭吃是最可怕的！1995年，我的一本书《中国的另一种危机》，有句话就是“中国，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这句话我送给你，送给你们《新周刊》——没有一个民族不希望自己强大，没有一个国家不希望自己成为大国、强国，我觉得我们的这几个愿望都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可能一点没有，这叫小心翼翼。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年来一些乐观的气氛——啊！我们是大国了，我们的经济是第几位第几位了，我们是一片崛起的欢呼声。你们在我的文章里看不到“崛起”这两个字。我知道中国大地上如果有最伟大的崛起，就是青藏高原的崛起！这是地球在有了南极和北极以后出现的第三极。这个第三极实际上是有象征意义的——如果我们承认有造物主，那么就是造物主在提醒人类：你们要有高度！这个高度就恰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认为我们不要轻言崛起。西方，崛起意味着什么？靠的都是侵略和掠夺。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复兴！只有这个复兴，让我们相对于过去的东亚病夫，变得更强大了；而这个强大的本质要变，就是要健康，而且是心智的健康。这次灾难过后，我们一定要有一次反思，这次反思是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的反思——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一个纷繁的、浮躁的世界？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这个自然上，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都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些对子孙后代有益的事情，发出一点对子孙后代可能有利的声音。
我这个人一直都有灾难的阴影。我又不能像预言家一样说要地震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水的灾难，环境破坏的灾难一直在我脑海里；当然我不希望它会出现，包括我说沙尘暴还要来。我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