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的散文世界
第一节:《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许多刊物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此外，还有 不少进步报刊的“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也发表过很多杂文，各自拥有一批撰稿人，形成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所及，自《新青年》到《莽原》、《语丝》，直至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发展轨迹。
《新青年》上的杂文，大都以随感形式对现实 做敏锐的反应，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是充分体现“五四”的青春 精神，而每位作者又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李大钊将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两相结合，形成他的特色。
陈独秀也是“随感录”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他在“五四”初期写的杂文，几乎每发表一篇都有影响。
钱玄同他是当时提倡白话，批评儒家思想的一员猛将，其《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是痛快淋漓的文字，颇适合当时激进的阅读心态。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的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
鲁迅又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早在1919年8月和9月间，他就开始尝试这种以散文体式表现诗意题材的艺术形式。20年代写的《野草》，《朝花夕拾》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第二节: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周作人也是《新青年》、《语丝》一派的主要作者。作为一个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了一 块新的土地”；以后，他又形成了一整套的散文理论，中心是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提倡“言志”的小品文，认为这种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的尖端”，“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他自己的散文，也有“浮躁凌厉”与“冲淡乎和”两体。前者多收入《谈虎集》、《谈龙集》中，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显然更加积极，常为论者所引述；但真正显示周作人创作个性，并成为他对现代文学艺术独特贡献，而且实际影响更大的，却是后者。
周作人的散文多作闲谈体，所追求的是自然而隽永，是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周作人有名士派的夙缘，有“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关注现实，反抗黑暗，与思想革命取同一步调；但在人生观与艺术观方面，他又尽可能远离激进，保持平和。
三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仍有不少出产，但闲谈式的作品少了，他试验一种\"文抄公体”的散文，即是笔记体散文之一种，文章主干是精心挑选舶或苦涩或华美的古文，连缀其间的周作人的评点，则用简明、朴实的现代白话，两者有机糅合，互相调剂，常兼两种文体之美，而总体风格则如郁达夫所说，“一变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人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之一，是于抗争的小品文之外，又分出闲适、清涩、充满趣味性、知识性的一脉散文来。俞平伯、钟敬文、废名等，都是这一流派的主要散文作家。
·俞平伯(1900—1990年)的散文多收在《杂拌儿》、《燕知草》等集中，其中，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在20年代曾受到一部分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多构成一种朦胧、空灵的意境，透露出玄妙的哲理与感伤的思绪，是远离现实的。
废名，即冯文炳(1910—1967年)，他的作品专写农村乡镇宁静生活里的人事，对小人物寄同情，初时尚注重社会意义。《竹林的故事》等作品名为小说，实则也是散文，很注重意境的传达，清新素朴，抒情气息浓郁，也喜闲谈琐事，以冲淡为衣，表现出朴讷哀伤的风格。后来将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技巧引入，追求朦胧的散文意境。但语言修饰得愈发生涩古怪，陷入歧途。鲁迅批评他“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此所谓“废名气”。
第三节: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冰心散文：基本特色：缜密，缠绵，清丽。在“五四”美文创作中，持缜密、漂亮风格的，比冲淡一派人数为众。这几乎可以囊括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大文学社团的主要作家。冰心散文的影响不在周作人之下，不过他们的创作路数与所拥有的读者并不相同。冰心那“小诗”味的散文更容易引起未涉世事的青年读者的共鸣与模仿。她的《笑》，发表于1920年革新后 的《小说月报》上，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引人注目的美文小品。刊载后，学校竞相选人课本，语法学家把它做通篇句式读解，可见影响广大。很多人认为，冰心的散文实比她早年的问题小说和小诗成就更高。冰心散文创作的重心是“爱的哲学”，即 宣扬自然爱、母爱、儿童爱。其中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探索人生的 惆怅，对祖国、故乡、家人、大海的眷念，也有基督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等内容融会其间。《往事(一)．七》，细腻地描写了两缸荷花在雨中的变化及作者的心情，当看到红莲在大雨中受大荷叶的庇护时，自然升华到母爱的主题。《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用和儿童亲切谈心的语调，将山与海，从视野、颜色、动态、给人遐想等方面，详加对比，抓住事物特征，描绘得有声有色，处处传诉出作者对大海的无限深情。冰心的作品多抒写自己刹时间涌现的感触与自然风景，传达的是一段挚情，或一缕幽思，空灵而缠绵，纤细而澄澈。
朱自清(1898—1948年)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可与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选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笔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他擅长写一种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无论是朴素动人如《背影》，或者明净淡雅如《荷塘月色》，委婉真挚如《儿女》，从中都能感到他的诚挚和正直。他既不满意陶醉于抒写琐屑小事的“言志派”，也不满意后来的所谓幽默派，写作态度严肃不苟，始终执著地表现人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绿》、《荷塘月色》是他写景抒情的名篇，都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精确观察，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联想，融人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构成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他的散文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婉转曲折的思绪中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在20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不过有时令人稍感着意为文，不如后来的散文(如《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更成熟自然。《背影》只是质朴地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可他捕捉到一二不可言说的．典型细节，注入了一股对劳碌奔波的老父的至亲深情，表现出小资产者在旧世界一生颠簸挣扎的可悲命运。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无数身受飘零之苦的人，不难解释为什么此篇能那样长久地激起读者的心潮了。
丰子恺(1898—1975年)，从20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此时期 的散文结集有《缘缘堂随笔》。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 眼光观察生活，于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 听，落笔平易朴实，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 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文章萧疏淡远，带着哲理深味，染有清淡 的悲悯之色。
梁遇春(1904—1932年)的《春醪集》和《泪与笑》收入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随笔。20年代人称梁遇春为中国的“伊里亚”，是因 为梁的作品确受英国Eay，尤其是查理·兰姆的随笔的影响。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随笔也有许多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见解。他喜用絮语笔调，随意而坦诚的谈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谈论知识，探索人生，或旁征博引，引类取比，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语言机智而有文采，潇洒自如，玲珑剔透；时有思想的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梁遇春有股孤傲气，他那懒散的绅士风度，不愿受任何拘束的个性及享尽人生的主张，„„
文学研究会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还有许地山。他不仅小说写得别致，散文集《空山灵雨》也另有情调：近似散文诗，渗入宗教气氛，既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名篇《落花生》质朴短小，有寓意，主张人生“要学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又是他生活态度扎实的一面。写实风格最强的是叶圣陶、郑振铎和茅盾，他们的散文有充实的“人生派”内容，社会性较浓。
叶圣陶的《藕与莼菜》抒发对故乡的情思，由物及人，平淡从容，便是他惯常的文风了。
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都是“五卅”后不久写出的，沉痛的感情以质朴的语言出之。他的《山中杂记》，真率、俊逸，只是视野不够阔大。
茅盾写有《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也是“五卅”时产生影响的作品。他旅日时期写的一组散文，收入《宿莽》集，其中的《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他处于革命转换时期的思索和探寻，有时代的苦闷，也有新的期望，是用诗的情绪交织成回荡起伏的怅惘滋味，显露了茅盾文学气质的又一侧面。
瞿秋白(1899一)935年)。他这时有《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问世。
第四节: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作家的散文，与其小说和诗歌有共同的基色。特别是郁达夫，他的率真、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文字，无所隐饰地暴露赤裸裸的自己，称得上是个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他和郭沫若散文的主要方式，确实都在直接倾诉自身的遭遇，发出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诅咒，又带有时代病的感伤。：他早期散文以恣肆的文字喷发激愤，只是被自己小说的文名所掩，人们注意散文家郁达夫，是在他大量制作小品游记的30年代了。《归航》记述作者离日返国时的复杂心情，既厌恶给自己带来屈辱、压抑的异国生活，又有某种不忍诀别的心情，胡乱游走的狂放变态，以及想象用手枪击杀得到中国少女青睐的西洋人的那种情绪之流，无所顾忌地在文中进涌。《还乡记》与《还乡后记》写作者回乡旅途及抵家后所见所感，表达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强烈不平，也有消极遁世的思想渗透着。《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鼓动青年反叛现实社会，语言直露，构想新奇，宣泄感情的冲击力足以惊世骇俗。稍后写作的《一个人在途上》，把作者对亡儿的至情，表达得感人肺腑。·郁达夫写散文大都在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直接抒发感伤情怀，常常像跟亲友诉苦或聊天那样，不拘形式的倾诉使你感动。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样真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郁达夫散文很恣肆放达，靠才情动人，但其驾驭文字的功力很深，那酣畅的神韵得益于古典文学修养。他自哀自怜过甚，是消极的一面，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共同心境。文中夹杂的一些色情描写，是他发泄悲抑、郁闷的特殊方式，自然也含有对女性的变态心理。他的散文有时支离散漫，缺少节制，不讲究章法，质量上不平衡。但郁达夫的影响长期存在，说明一种十足个性化的文学，也是能有充沛的时代性的。
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不具诗情。他的散文与小说实在很难严格地区分。《月蚀》、《卖书》，都是通过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悲愤呼叫的。《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与离乡去国的孤寂。他虽然也如郁达夫，习惯于主观情愫的倾泻，但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色彩。30年代发表诸多叙述参加革命历程的自传体作品，也可归人散文创作之列。
第五节:“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语丝”派以1924年创刊的《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不过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与《新青年》有较明显的渊源关系。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在坚持思想革命这一点上，“语丝”派是比较执著的。他们的主要成就仍在于短小犀利的杂感，其批评的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是所谓“语丝文体”，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这只是就“语丝”派的大致情形而言，实际上其成员的创作风格也各有不同。他们除了议论性的杂感之外，也有不少抒情小品的佳作。
需着重介绍的还有林语堂(1895—1976年)，他是仅次于鲁迅、周作人的《语丝》撰稿人，又是最热心提倡幽默小品的散文家之一。在“语丝”时期，他介绍过许多西方幽默理论，主张以幽默的艺术去揭示生活矛盾，针砭社会文明病。他的散文集《剪拂集》就多以嘲讽之笔，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讥刺的盔甲中每每包裹着幽默。但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走上了幽默的道路„„
20年代中期又有“现代评论”派出现，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这自然也影响到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现代评论”派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有徐志摩、陈西滢、吴稚晖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诗圣”，天生一个情感型的人，易冲动，爱自由，加上深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很自然便成就了他那自由而华丽的散文文体。他的散文多属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记述事物，也常抓住刹那的灵感，让感情之流自由地奔放。《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都是他有名的篇章。徐志摩有才情，有灵感，具有快如闪电般的感兴，这确实增加了他散文的流动性。他表情达意，
常常一语嫌不足，又添一语，淡描恐不尽，再用浓抹，自然造成繁复华丽的印象。读他的文字，加春华大地，万卉竞放，又如清泉汨汩，一泻千里。如此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种美的风致。
陈西滢(1896—1970年)思想意识上属于徐志摩一派，是《现代评论》上的“闲话家”，制作颇多，后集成《西滢闲话》。他确实是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学生与民众运动之上，以貌似公允的姿态评说时事，表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