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文化
去北京旅游的人们，多少都会被北京的胡同文化所感染。胡同作为北京的一大地域特色，历史悠久。它不仅构成了北京城的交通网络，而且是北京居民生息活动的场所，成为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舞台。胡同文化是北京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部分，是北京传统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生动体现。北京胡同由四合院民居组成。老北京们世代居住于“皇城根儿”下，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乐观悠闲的气度和善良恭谨的品格。下面通过资料考察，从北京胡同的历史、四合院建筑特点以及“老北京”的朴素民风三个方面入手，谈谈对北京胡同文化认识。
一、北京胡同的历史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是伴随着元大都城的建立开始出现的。忽必烈定都北京后，谋臣刘秉忠以琼华岛(今北海公园)金代离宫为中心，开始主持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与修建工程。按照《周礼??考工记》关于帝王都城的设想，皇城居城内繁华区当中，皇城以外分布着阡陌纵横、状如棋盘的街巷，其布局体现了浓厚的井田制色彩。全城街道以南北干道为主导，小街、胡同基本上沿其两侧平行排列，与南北干道呈东西交叉状。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胡同宽六步„„元朝的一步为五尺，当时的尺合0.308米，那一步就是1.54米。可见当时的胡同宽为9.24米”。所谓“通衢交错，列巷纷纭”，这就将大都城里皇城以外的居民区划分为五十个坊。关于坊内民宅，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大都城基本建成以后，“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富有)及居职(当官)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名作室”。元世祖忽必烈将一块块八亩见方的地盘分赐给臣民建屋造宅，就意味着将其固定在他所规划的坊巷格局中加以统一管理．这是坊巷胡同形成的政治原因，也体现了坊巷胡同的政治功能。
1 明朝的北京，仿“城必有郭，城以卫民，郭以卫城”之制，将皇城之外，又分内城、外城两重。内城大部分街道胡同承袭元大都旧制，只将五十坊改划为三十六坊，而外城是明定都北京一百多年后加修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由于北郊经常遭到北元军队的骚扰，市场只能在南郊发展，同时江南地区的丰富物产也通过水陆交通线云集南郊，所以北京城商业中心由内城转到外城。外城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外，以市场、商品、作坊、店铺命名的街巷胡同大量涌现，如前门外的鲜鱼口、豆腐巷、煤市街、羊肉胡同、炭儿胡同、柴儿胡同、珠宝市、草市等等。这些胡同同时又是市场所在地，体现了胡同的经济功能。
清朝内外旧城的总体布局与明朝大体相同，街道胡同有所增加。这一方面因为明朝的一些官府、仓、厂被废除改建为居民区或王府，另一方面因为旗民分城而居的制度增加了外城人口，便出现了许多规则或不规则的新胡同。
二、北京四合院的特点
北京胡同由一座座等级高低有别。规模大小不同的四合院连接而成，成为北京民居的一大特色。北京的传统四合院遗存以清代居多，院落四壁都有墙壁，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一家人的活动都在院墙之内，与外界相通的唯一渠道就是大门，而平时大门是紧闭的，因而四合院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封闭式的住宅使四合院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关起门来自成天地；院内，四面房门都开向院落，一家人和美相亲，其乐融融。
四合院的房屋布局是既定的，对家庭成员的居住安排也有严格规定，反映出传统大家庭的等级观念，“长幼有序”的传统要求。布局上一般是正房高于侧房，面积也比侧房大，住房安排上一般是家长住在正房，晚辈住在厢房耳房，一家老少，从上到下，什么辈分的人住什么样的房，一切都是按规矩来，没有可争议的。这种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而且有助于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根据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四合院中的房子以坐北朝南的北房为 2 最好，其次为西房，再次为东房南房，有“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的民谚为证。因此，内宅中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北京四合院的布局和功能上也体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正统性。
三、北京胡同的民风
北京的四合院存留至今，大多数已演变成多户群居的大杂院。较之单门独户、封闭规整的四合院而言，四方杂处、半私密性的大杂院更能体现“老北京”的风俗人情。北京城的平民百姓在胡同和大杂院里演绎着他们平静从容、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即使是深处困窘时。也没有人自暴自弃、自轻自贱，都在挣扎着寻求自己做人的“体面”和尊严。这种“挣扎”又是阿Q式的，伴随着北京土话的插科打诨，用对己对人的善意嘲讽消解生活的不足。无法实现“天棚、鱼缸、石榴树”的精致富足，就在屋檐下用破脸盆种上五颜六色的“死不了”，夏天，草茉莉的清香也能飘出去很远；春天够香椿芽、秋天打枣；养猫遛鸟逗蛐蚰，喝茶下棋扭秧歌。老祖宗留下的乐观心态和悠闲气度是人们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法宝。
大杂院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聚居之地，院落是公共的，水龙头是公共的。甚至厕所被盖在胡同里，也是公共的。基础设旌的简陋带来了生存竞争的严酷。一不留神就会引起邻里纠纷，小家庭的秘密也会被别人窥探去成为饭后的谈资。然而，世代浸染的儒家文化培养了人们温和善良、谦让恭谨的品格，公共的空间也为人们提供了沟通交流、消除隔阂的场所，使得温馨和睦的总体气氛得以形成。长期的友好交往基于这样一些观念上的共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爱护弟妹， 3 扶助弱小；一家有难，大家支援，一家有喜，同祝共贺；互通信息，互通有无，邻里守望，集体防卫。
这些共识构成了胡同文化的精神内核，闪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高雪莲.北京传统胡同文化概说[J].大江周刊·论坛，2012(4):60.[2] 牛靖文.中国文化之----四合院的文化内涵[J].文学界,2011(5):212.[3] 翟鸿起.胡同----瞬间逝去的风景[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4] 关立勋.中国文化杂说----北京文化卷[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