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学森（Qian Xuesen）
中国工程院 2003-05-14 13:42:22 简介：
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38年获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研究员。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都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国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自述：
1921年到192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上高小，校中教师就有邓颖超同志，但她不教我所在的班。我的班主任教师是于士俭，新中国成立后荣获北京市模范教师称号。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那时的校长林砺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觉性。那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与理解所学的知识。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清、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谟（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际上，高中毕业时我们已经达到了相当于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
中学毕业以后，我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奖励。
1934年暑假我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1935年8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到美国后才发现，当时的交通大学完全是按麻省理工学院模式办的，连实验课程设置都完全一样。有了交通大学的基础，我在麻省的学习一点都不费力，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10月，转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应用力学。我感到荣幸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注重培养学生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我不但按学校要求选修了数学课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还旁听了相对论和统计力学等物理理论课。在应用力学大师和航空技术权威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我在学术上有了较快的成长和发展。我特别欣赏冯·卡门亲自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每次先由一位作40分钟主题发言，然后开展一个多小时的学术讨论，最后由冯·卡门用15分钟作小结。发言者大都观点明确，思路敏捷，语言精练；不管是权威、教授或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学术民主。这些学术活动教我怎么探索未知，也给我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使我感到愤慨的是，当我学有所成，又获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心回国报效祖国的时候，反动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掀起了一股迫害共产党人、迫害进步人士的歇斯底里狂潮。他们无端地指责我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携带机密资料\"等，不准我回国，对我进行监禁和监视，使我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955年10月，在党和人民的帮助之下，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才回到祖国。
回国后我有幸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聂荣臻同志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创建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对于这一段的工作，我的认识是，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个人应做的一些事情。况且，这是一项千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坚强组织和领导，没有全国各方面的大力协同，没有千万人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体会到大规模的组织领导工作必须利用现代新技术--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这也是我后来从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究的发端。我也由此逐渐从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转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
回顾过去固然重要，但我更加乐意展望未来，想想科学技术在今后会有哪些重大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些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乃至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嘛。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并且正在经历的，是由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信息革命。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通信网络的建设，已使信息革命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造着人自身，体力劳动与脑力荣动的差别将会消失。所以信息革命是又一次产业革命，即我所说的第五次产业革命。
我们还应该看到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及菌物）、水和大气，建立农、林、草、海、沙五种综合种植，畜、禽、菌、渔加上工、贸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将不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使农村变为小城镇，城乡差别消灭了，工业与农业的差别消灭了。
由于人体科学的建立，把人体作为一个对环境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利用系统学的理论，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体育医学、民间偏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电子治疗仪器等几千年人民治病、防病、健身、强体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统统集成起来，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全面的医学--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医学；补残的第三医学和提高人体功能的第四医学。这样，就可以科学而又系统地从事人民体质建设，大大提高人民的体质功能。人被改造了，人将发生质的飞跃，从而带来又一次产生革命--第七次产业革命。所以，第五次产业革命，加上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在21世纪将要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届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要叩响共产主义的大门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社会革命。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革命的话，那么这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二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发展生产力的革命；那么，我们刚才预料的新的社会革命将是第三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前景，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迎接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 （摘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