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结束，也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将迎来艰难的第三次复出。然而邓小平的复出并不太顺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领导层在如何把党和国家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分歧在当时表现的具体症结之一，便是邓小平能否尽快复出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叶剑英、胡耀邦、李先念多次向华国锋建议，尽快让邓小平参加领导工作。然而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却在此问题上采取了暧昧甚至拖延的态度，并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作出以下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1月，全国各地出现了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并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等意识到当时人民群众的情绪和倾向，想通过“写社论把人们的注意力扭转过来”。
这就是“两个凡是”，无疑表明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和意见，即一切都不容许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党和共和国的车轮要沿着毛泽东生前规划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然而事与愿违，这篇社论让越来越多的人 ，想让邓小平复出，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斗争。
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广场反革命事件”。但又不得不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曾去看望邓小平，希望他能就**事件等问题表个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而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