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读后感——辩证看待务实与发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造就的另一位历史巨人，于1997年2月19日离开了他所至爱的中国人民。建党八十周年之前，怀着对他的爱戴和崇敬，我们又次学习了他的著作。每读小平同志的著作，先不论其它，总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文风非常地朴实，然而，内在于朴实之中的，却是目不暇接的深刻思想。顺便联想到这些年来拜读某些精英之作，常令我有云山雾罩之感：硬着头皮读下来，却始终不晓得他们在自己的“语境”中、用他们的“话语”“解析”着什么东西。
《邓小平文选》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邓小平一生中思想的最精髓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部分，无疑是《邓选第三卷》。里面收录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的许多讲话内容，均体现了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政治价值观。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他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前进的进程，而他的这些理论，彻底的改变了中国，到现在也在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近代以来，中国出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还有邓小平。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和他的理论为中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本记录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这段黄金岁月里的重要谈话、讲话的集子，可以说是透视邓小平理论的一扇窗口。
开始读这本书时，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面的词句相当的通俗易懂。这当然与书中收录的都是讲话、谈话有关，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邓小平本人务实、不讲套话的作风。他自己曾经说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说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不玄奥，我有保留；不过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却是真真正正地表现出其朴实无华的特点的。
另一点就是书中有些文章也表现出了邓小平极为感性的一面。不论是追忆战友的《悼伯承》，还是感怀往事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其情真意切，毫无做作，都令人从另一个侧面真实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
读了这本书，确实使我的眼界开阔了不少。虽然隔了十多年，但书中提到的不少理论、观点，还是令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在《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中，邓小平提到了其实开放也包括国内的开放，即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开放。这个问题我就一直没有注意到，总以为开放只是指对外开放。国内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开放其实就是要打破过去的条块分割，克服地方主义、部门主义。 1
条块分割的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前阵子北京卫视在广东“着陆”。这是件好事情。不过听说北京卫视到现在才“着陆”的原因是以前北京方面拒绝广东卫视“着陆”，结果双方打起了“壁垒战”，最终还是各让一步，达到双赢。
又比如说《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中，邓小平提到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不仅指经济，还应该包括教育。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没有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强大起来；而教育又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者。”1999年，珠海市将3.428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土地上2.7亿元的设施永久无偿地提供给中山大学使用，与其合作建设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这就是对教育的重视，是有远见的做法。
邓小平对于*、东西欧等问题也有起精彩、独到的见解，因篇幅所限，不能尽录。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习邓小平理论也应当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第三卷中的谈话、讲话虽然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但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一是科技问题。科技与教育同样重要。“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要大力发展科技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在以前落后的方面赶上去。比如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以往我们在这方面就发展得不够。前不久出版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指出，目前构成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硬件、软件等产品几乎是建立在外国的核心信息技术之上的，结果是我们得不到相称的制网权。在我们争取大国地位的同时，如果不重视制网权的争取，在网络空间中我们就会沦为网上小国。
二是沿海与内地关系。这与邓小平有关“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富起来”的理论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搞得红红火火的西部大开发，正是邓小平这一理论得到具体的、进一步的实施的表现。西部大开发怎么开展？邓小平1990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沿海帮助内地，“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东部沿海地区技术的转让，包括先进管理方法的传授，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是远比单纯的资金或人才支援来得实际和重要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大开发也要注意环保，不能走东部某些地区高污染发展的老路。
在整本书中，许多观点、理论都使我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但对于其中有些观点，我是有所保留的。
首先是民主的问题。邓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自然，管理香港事务的应该是爱国爱港的人，但我觉得不能因为普选未必能选出这样的人而否定普选、民主的价值。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希特勒是通过民主上台的，就说民主不好，认为有好制度不如有好皇帝。邓小平自己也认为，有好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法治的问题。邓小平在1983年7月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打击犯罪活动要从严从快。我认为在法治的社会中，“从严从快”的提法似乎不妥。第一，对犯罪分子的处理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不能随心所欲地“从严”。把小偷小摸也判个死刑什么的。第二，对于犯罪分子地处理要及时，但也不能一味求快，过分追求效率，否则会草菅人命，造成冤假错案。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呢？他自己没有说。我则认为他一生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行改革开放，二是提出了“一国两制”。对于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历史和人民会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邓小平，中国人还要在“左”的阴霾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国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