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板话》读书笔记
《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最著名的农民题材作品之一，在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赵树理被认为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一位作家。《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
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
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赵树理曾将一些新文学作品读给他的父亲和农民朋友们听但却遭受冷落，他从中悟到农民喜欢的还是民间那些传统的文艺形式和通俗的语言文字。于是，在他后来长期的生活和写作生涯中，总是注重改造“学生腔”和“欧化句法”，努力运用农民群众的语言进行写作。《李有才板话》也是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快诙谐的叙述形式，使农民百姓更加易于接受和理解。甚至推动情节发展、概括主旨思想的也是民间的“圪溜嘴”，（官话叫“快板”。）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他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是迄今为止写中国农民最为成功的作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汲取着民间文化的养分，站在现实的立场，以民间的情怀，一心为农民写作。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
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省察到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赵树理对农民的关注，对农村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民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并不是所有的当代作家可以做到的。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他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一心一意地要为农民说话，要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号召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极度自我的“私人化写作”，与赵树理小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文学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甘情愿地为普通读者和底层读者写作，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和主基调。我们坚信，无论在什么样的年代，赵树理的价值和精神必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赏，也必定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作家成为像他一样朴素的、纯粹的、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