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师范学院寒假社会实践报告
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中苏关系史纲》读书报告
摘要：几十年间，中苏关系由结盟到分歧分裂，到后来的抗衡，到现在的和平外交，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告诉我们，平等和尊重是两国外交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中苏关系平等 外交
这本书按照历史的年代发展顺序，大的框架是分成四篇来阐述，每一篇分别由一位作者来撰稿。杨奎松撰写第一篇《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沈志华撰写第二篇《通知加兄弟》（1949——1960），李丹慧撰写第三篇《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牛军撰写第四篇《走向“正常化”》（1979——1991）。这些作者都是研究这些历史时段的行家，这一点从他们都出版过相关著作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的发展是离不开俄国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的帮助的。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也是按照列宁主义革命党的要求组建起来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活动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掌控下运作，莫斯科对中共早期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影响可谓是决定性的。毛能当上中共领袖，也是经过莫斯科认可的。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在巴黎和会不公正的判决后，中国青年把希望转寄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俄罗斯。于是，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例如苏联在指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消失。这就告诉我们，外交是交流而不是听命，学习苏联不是完全苏化，否则会带来不良后果。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 建国初期到整个五十年代，是新中国急需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苏联的确为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帮助和经济帮助。抗美援朝时，苏联空军投入战斗，屡屡击落美国战机，并不断为中国提供弹药，提供了很大帮助。在经济建设上，“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在执行中，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这充分说明苏联援建的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更是派了很多专家来支持和指导中国的建设。但是中苏双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状况。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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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这些矛盾和分歧逐渐显现，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苏联没有尊重中国，中国也没法忍受这其中的屈辱，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到了6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可见，由于地位不对等，意识形态不同，双方没有互相尊重，中苏的结盟全面瓦解。苏联将在中国参与援建的专家撤回苏联，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将“苏修”放在了主要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讲“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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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苏之间解决了两国之间的“三大障碍”，创立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两方都渐渐成熟起来后，两国才实现了正常外交。
由中苏关系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国外交中，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他人，两国交往不应涉及意识形态，维护国家利益应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两国必须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只有实现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两国才能实现和平外交。
其实不仅是两国之间，为人处事仍一样，相处首先必须建立在互信、平等机制之上。同样，做任何一件事情，吸取经验固然重要，但也不是照搬照抄就可以的，关键在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