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问题的选择从来不只一个
——2010年春节晚会舞蹈作品观感
春节联欢晚会的确可以说是我们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了，每年都在变，变的也都是那几样。构成春晚的歌舞汇演模式通过央视得到了最大的推广，观众们理解艺术虽然是从形式入手，但却从未止步于此，模式化久了，内容不更新，难免会感到平淡乏味,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虽然在今年的春晚，一些比较熟悉的作品没有给人们太大的悬念，但其中几个主要的舞蹈作品，仍然在一阵喧闹声中带给了我们一些更多理解舞蹈的机会。
春晚的舞蹈，既属于电视当中的晚会节目，也是编导们在有限空间里尽可能的发挥创作力的艺术作品。每年的春晚从方案竞标到新年敲钟，那种一直存在的倒计时感和压力感伴随着艺术创作的始终，这样的压力和挑战下，作品不仅在题材上要符合晚会的诉求，也要在高度集中的时间范围内整合出一个包含了炫技、调度、矛盾、情节、科技等元素的作品。这种刺激往往能带给艺术构思上的更多挑战，也更能体现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舞蹈作品，所一直在寻求的表达方式和呈现的那些结果。
优秀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直接的表白除了对结果的渴望以外，更显得过程中那些质朴与执著的可爱。《荷塘莲语》突出了编导对水面上的荷花形态的新的诠释与表现；《追梦》题材上借用城市生活元素，突出年轻人多面体的个性化空间；杨丽萍原生态弟子与北舞学院派教师携手的《跳春》在舞蹈作品中分量最重，也是在整个高潮推过程里最接近春晚倒计时前的主流舞蹈作品；零点过后，《对弈》重新回归传统题材，舞蹈本体主要表现黑白棋手对局过程中你来我往的交锋、实则为自己人之间的一场友好的博弈。
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受众，就无法长久生存，这一公式在当代紧密地与传播渠道拉上了钩。舞蹈作品和观众之间有着诸多传播平台在把关，没有传播，亦等于没法生存。某种程度上已非编导想要表达什么，导演、编导等所有人都在削尖脑袋考虑观众需要什么。这么一来，其实舞蹈艺术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很少，除了电视电影这些大众媒介，平日里和观众的交流也只能依赖于表演所必须的舞台，舞台种类的有限，也使得当代舞蹈艺术创作颇有一种受到约束的不自由感，春晚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这种约束力能够提供增强的超级传播效果，同时也削弱了舞蹈更广泛的表现力；虽然艺术的表现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追求这种人格的自由亦需要相当的舍弃。在这个矛盾关系中，我们踌躇再三，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前者。随后便在这个规则中创作作品、设计故事情节、埋设人物情绪发展的线索，这些，便是我们顾及他人感受所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选择表现荷花、选择表现梦想、也选择表现下棋。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种非自由选择之余，我们在创作和表现上所具有的相当的实力，是我们长期训练的最大资本，一旦跳出现有的矛盾局面、鱼跃于渊，这种实力有着在更广阔舞台上展现的可能性。《跳春》的领舞虾嘎用了十年从放牛娃走上春晚的舞台，而和他在一个作品里演出的，是十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这两种有趣的身份本身也说明，艺术的成功至少会有两种以上的途径。
之所以强调编导的选择，是因为将来要真正承担其中责任、伴随着作品清史留名任人评说的，不是其他人，仍然是面对选择所做出决定的编导们。一旦敢于选择，那么表达的可能性将会很多，舞台也不会只有这一个。单独的看任何一个作品，编导和演员都有一流的职业水准，
但彼此打包放在一台四个半小时的演出当中，彼此的风格难免要互相谦让一下。《跳春》里面主要内容是十个民族的舞蹈比拼，但构成各舞蹈片断的“核心技术”方法之一，仍然是一脉相承北舞学院化的跳转翻，虽然呈现的民族舞蹈素材有所差异，但是并列在一起，看到的不是十个民族的舞蹈比较，而是一种舞蹈表演体系的集中展示。这一点之所以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将决定这个作品以及其他作品，能否在走下春晚舞台之后，在十年、50年以后，还会不会再次被人们提起并津津乐道。
虽然我们承认，春晚的确需要作品识大局顾大体，割舍自己的风格空间，但抛开春晚因素，独立的看作品，我们依旧需要思考自己在创作上所做出的选择。选择很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以后所有发展的可能性，决定了艺术作品从编导传递到观众的最后效果。当我们走出校园，真正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时，面临舞蹈创作的三岔口，除了右边的大众化传播之路、除了左边的艺术自我表达之路，能否折衷的在中间的某条道路上继续有所突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