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农民调查》有感 中国农民调查》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 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 感到震惊。 有一家， 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 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 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 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 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 错了， 一般也只有六百斤， 就是说， 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 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 ‘大包 《中国农民调查》 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这是在 ” 引言里的一些话，现在的我们似乎根本无法理解当时农村里的生活。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 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 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这本书是 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一批致 力于农村改革的有识之士、专家教授和党政要员，依据大量第一手材 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 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 曲折过程。 在书的开始介绍了几个当时的涉农大案。 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 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 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丁作明是中国九亿农民之中，因 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 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 峻的现实。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 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 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 “张桂全现 象”是现在农村中的“恶人治村” ，这种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 来， 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出的 一个生动标本。 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 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1000 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 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中国的农民，可 以说是世界上最善
良，最听话又最能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 被激怒了，又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 队伍。 中国的改革，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有多少改革措施是 由农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先做出来，再被政府采用的呢？车载斗量， 不可胜数。其实，不光是农民，下层的人民才是改革的先驱和主体。 伟大的改革方案多诞生于共和国建设者的街谈巷语之中。我们的“大 包干”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也不例外。然而，在 《中国农民调查》中，我看到，农村税费改革障碍重重，其中最大的 障碍就是那三个字“不合法” 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它意味着突破 。 旧的观念，旧的制度。因为“不合法”来阻碍改革，是再方便不过了， 同时也是再荒唐不过了。那些所谓的官就是阻碍着改革，为了聚敛财 富，他们就利用职务之便，任意增收苛捐杂费，而交多少也是由他们 说了算。干部们互相包庇也是他们横行霸道的一个原因，而且他们对 上级也永远只是报喜不报忧，以至于有些事上级干部根本就不知道。 像“丁作明事件”已经传到中央，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 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时，不禁呆住了，因为在此之前并没有 人将这件事汇报上来。 虽然我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 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 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 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 民主意识” ；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 ；城市出现脏 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 。 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 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 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 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 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 “三农” 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 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 说的，进入农村调查后，他们才大吃一惊。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 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 我们接收到的信
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 很不错了。但是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 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却往往是最 容易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药方。 其次， “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 题和政治问题。 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 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 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 从而将问题亦带 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 正如在《中国农民调查》中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也 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 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 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 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 一个农民要去反映，却在派出所里被毒打，官官相互包庇。这说明什 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 治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 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 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 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 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 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所以， 仅有《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够的。 我们要正视及解决三农问题，关于它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 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 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 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要减轻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民 收入的增长，推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就需要进 行税费改革。2005 年 12 月 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 别有 2600 年历史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已成为历史。取消农业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政府也想了许多的的方法 来帮助农村的发展，一是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 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坚持把 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政府也在竭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 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 维护农村人口享有生存权利的最起码要求， 设计到全体农村人口的利 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要重点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 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其次，逐步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做好宣传工作。第三，建立科学规 范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农 村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和管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运作机制。第 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这不仅是从整体上完善我国社会 保障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途径。 我相信《中国农业调查》中的中国农民的悲剧，会在当今中国的 各项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中逐步减少，农民会实现增收、农业会 实现增长、农村会实现稳定。 ，廖星成《中国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报告》《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 ，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