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的“遗憾”也是一种丈量
任职华中科大校长9年后，李培根于昨日卸任，原东北大学校长丁烈云接任华中科大校长。因毕业典礼致辞受热议，李培根被学生们称为“根叔”，而其昨日发表的离任演说中，共留有19处“遗憾”。（4月1日《新京报》）
一位大学校长在卸任之际以“遗憾”作结，释放出的意味耐人寻味。也可以说，李培根所展现出的大学校长角色，与其留下的19处“遗憾”，在短期内或仍难以划上休止符。
外界对于根叔的认识，多源于其幽默而“懂学生心”的演讲，而并非来自其主政华科期间的具体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培根所扮演的公共角色，是溢出一所大学并超越一般大学校长的改革者与开明派形象，契合了当今社会对于大学精神与大学校长的期待与想象。这从其所表达的“遗憾”，大多源自现代大学的共性问题即可看出：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多数学生可能还是未脱离那种类似教育生产线的培养模式；在我们的课堂中，在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中，究竟给他们灌输了多少不实事求是的东西„„
较之于明星校长们风光的一面，根叔在卸任演讲中的“遗憾”表达，是对于他们所扮演角色的一种真实还原。于既有的大学治理结构中，深受制度影响的他们，也能够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与积极作为，影响到所在大学的格局与气质乃至推进大学的改革，如同李培根对于华科的影响，朱清时对于中科大的影响；另一面，正如李培根自己坦言，一些弊端，“我看到了，却无良策”，也即“遗憾”所在。李培根也好，朱清时也罢，他们都是大学制度变革进退之间的一种符号性角色，在努力突破之余，却又难掩“遗憾”，而这些遗憾往往超出一己之力的范畴。
根叔的遗憾，就是大学改革的一种方向或期待。以大学校长身份说出这种“遗憾”，敢于揭示这种“遗憾”，又是对于知识分子担当与人文情怀的诠释。对于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与改革阻力，校长所感受的比普通人应该更多、更深刻。即便不能凭借一己之力作出改变，但能够坦诚说出，于社会而言，也能达成问题意识的共振。
如果说根叔的“成功”代表了在现有大学制度下，大学校长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其卸之际的“遗憾”则丈量出大学改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体作为与制度调整之间的落差。这些“遗憾”是大学校长们的遗憾，更是教育制度上的遗憾。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靠更多的根叔去弥补，但余下的只能通过制度层面的革新去消解。但毋庸置疑的是，改革的推进，有赖于根叔式改革开明派的参与。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根叔，但更希望，大学制度的革新与去行政化，能够给予“根叔们”以更多的自主空间。留有遗憾，不应该成为“接地气”的校长们的唯一宿命。遗憾所丈量的差距，也仍待更多个体坚守与更大改革去填充。
自由贸易无需迷恋出口
在这个时代，贸易保护已经是很不受欢迎的名词，除非绝缘于国际贸易，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遭受这名头的谴责。这是好现象，它证明自由贸易还是我们如今的“主旋律”。重商主义、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保护本国产业直至今天各国追求的贸易顺差，其实一脉相承，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积累金银或美元；政府通过关税调节贸易收支。
为什么鼓励出口，厌恶进口，并且热衷积累金银货币呢？一般认为，这是出自认识上的错误。金银货币（在现代社会则是美元为代表的“硬通货”），这是一国财富最具指标性的象征。金银能购买外国产品，仿佛家庭中的储蓄，自然是积累得越多越好。本国输出的商品服务通常被廉价视之。这种“出口就是赚钱，进口等同吃亏”的观念始终挥之不去。
其实只要细加分析，这种说法的问题不难看出。如果出口是为积累财富，进口也能做到这点。进口煤炭棉花就是为进一步生产做准备，进口消费品则是抑止本国在此类消费品上的低效生产，将资源用在其他高效领域。限制进口，表面上减少本国货币的使用，代价却是更多本国资源的消耗。根据贸易提高经济效率的原理，无论限制进出口其实都是在自打七伤拳。以货币积累作为财富积累的标准，这种看法是武断的，并且有证据显示，将金银作为财富标志予以贪婪攫取，倒可能是有害的事情。
早期欧洲重商主义国家总是极力压抑国外商品流入，驱动殖民者在美洲掳掠金银。巨量金银输入并没有转化成生产能力，反而用在政府扩大军备和奢侈生活上，并且造成通货膨胀。重商主义以邻为壑，极力推动向外推销商品，同时征收高额税的进口关税。这样做的后果是引起其他国家报复，导致普遍的贸易保护。1930年美国通过保护本国工业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竞相提高关税的连锁反应，延长了大萧条。在大萧条的最后几年，美国确实实现了贸易盈余，贸易额却大幅萎缩，本国生产受到很大打击。
外贸政策的重商主义措施，有出口补贴、压低汇率和关税保护。尽管有“保护幼稚工业、出口创汇”的种种理由，但出口补贴，就是动用本国财富补贴在贸易中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让外国人占便宜；压低汇率，则是通过低估本国货币价格，贱卖商品。这种做法使得出口企业格外繁荣，大量外汇却会成为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如果不鼓励出口，放任进口，会不会本国市场全被外国商品占领？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再弱，只要还在购买外国商品，就是在发挥本国优势，快速成长。贸易其实就是发现和开发优势产业的过程，根本无需政府保护。名符其实的自由贸易，应该是摒弃政府保护，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听起来貌似不可思议，其实在大英帝国历史上早有实行，并且存在于一些自由港。自由贸易并没有摧毁当地的生产能力，相反的，发育出了最具竞争力的产业。
“文章出轨”新闻火爆背后的隐忧
可能无论在当前哪个国家，媒体人的新闻“抱负”只有在娱乐新闻中才可以得到彻底地释放。反观那些反映社会矛盾、弱者不幸以及社会公正缺失的社会新闻，当事人的遭遇被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之所以受到关注，通常是以公共利益之名，一种通俗的解释是，今天不为别人说话，明天就没有人替你说话，围观是出于彼此的命运共同体，既是关怀也是义务，否则，其结果很可能就如那句名言说的那样：没有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人了。人们对此类新闻的关注热情不可否认，只是，热情背后的隐忧也显而易见。
民众在关注社会新闻时，通常是作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出现，出于公共关怀，他们经常会表达意见，从而形成舆论压力，促成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距离的间隔，这种热情很难持续，加上表达过程必然伴随一定的风险，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新闻的热度，也是舆论监督“雷声大雨点小”困境的根源。
人们带着好奇心去阅读娱乐新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讨论公众人物，却很难在扮演公民角色的时候表现出类似的热情。从宏大的时代角度看，娱乐新闻火爆而社会新闻式微，这反映了一种现代性困惑，即人们倾向于“娱乐至死”，对公共事务却越来越冷淡，作为一种趋势，社会学家早就对此有过研究。就此而言，今天看待“文章出轨”造就巨大舆论反响，甚至盖过其他社会新闻这一现象时，有必要看到这一趋势的影响。毕竟在当前阶段“文章出轨”这样的新闻持续成为舆论焦点，这无疑是一种错位且让人忧虑的现象。
自由贸易造成失业怎么办
自亚当·斯密以后，自由贸易在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广泛支持。然而公众对它支持甚少——准确说，只有认为自由贸易于己有利时，人们才会支持。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说过：对自由贸易的猜忌是相当诚恳的。尤其当人们认为自己“处于劣势”，比如富国害怕穷国的廉价劳动力，穷国担心富国工业强大。自由贸易造成失业，这是所有说法里最深入人心的。大概所涉及的是底层无保障的人群，最能引起人们关心。
外地商品服务太过廉价，本地无力与之竞争，这在任何国内市场都随处可见。国际贸易的区别仅在于，落后者受了国界和关税特殊保护才得以存在。当贸易者像跨越省村界一样，正常和本地人做生意，失业问题才受关注。
贸易将造成失业，这是显而易见的。贸易的作用是促进分工，使人们专心做有优势的事情。分工期间失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键是失业之后生活能否更好。 从受关税和贸易保护的工作上跌落下来后，失业者去哪了？有些人会从事和本行业相关的事情，例如本地工厂倒闭，可能会有新工厂冒出来。通常情形是：新工作岗位会被创造出来。此前本地“就业机会饱合”，既有资源只能创造有限岗位，现在更廉价高效的生产方式进入，资源被用于满足新的需求才成为可能。简单说，鞋匠不再制鞋，但是所有人都能穿上更物美廉价的鞋子（包括鞋匠本人），鞋匠可能成了鞋店老板，也有可能成了裁缝。如果他一无所长，可能生活会变糟，这不是竞争对手的错，这只能怪他此前过于懒怠，转型缓慢。自由贸易督促所有人积极进取，对市场趋势有所警觉，而非得过且过，靠着关税和贸易保护过日子。
新岗位机会被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规模效应。在一个狭小市场内，很多商品和服务是无法被创造出来的。比如汽车行业，它需要大规模资本和技术投入，如果产出汽车过少，则平摊到每辆汽车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如果荷兰人生产汽车只限于本国市场，那么汽车价格就会高到惊人；日本人把汽车卖到全世界，结果是汽车变得物美价廉。贸易的好处是，通过扩大市场来降低成本，进而创造更多财富。当生产财富能力增强，就业机会自然就增加。
1993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时，一些美国人也曾忧心忡忡。当时有机构预测，工资低廉的墨西哥人将抢走美国人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墨西哥确实增加了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同时美国也增长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尤其在自贸协定覆盖的行业，产品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超过了预期。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东盟自贸区上，越南平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个，缅甸每年新增就业超过15万个，中国广西每年有数十万人瞄准了东盟就业市场。放大到全国，因此获益的人数不可估量。
自由贸易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它还使贸易双方能互相倚赖理解，交流知识，形成和平友好的氛围。从微观上看，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即便眼前短时间生计失败，但是其生活成本能明显降低，就业机会能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