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在人民网上找的文章，涵盖了中国梦、转变工作作风、群众路线、全面改革等热点，我觉得看这个有利于打开写申论作文的思路，希望对咱们有用哈，加油！！
人民日报评论部：“转作风”本质是规范权力
——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之一
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中央力倡转作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从长江刀鱼、龙井新茶降价，到一些高档餐厅搞起团购，涟漪之广，足见投石之沉，有群众感叹：转作风，是动了真格了。
不过，即便动了真格、见了实效，还是有问题时而曝光：面对群众责问称“国务院太遥远”，矿泉水瓶装茅台、红塔山盒藏“熊猫”，机关食堂吃燕鲍翅„„不一而足。新华社记者将对八项规定的应付心态，总结成九字经：观望风，变相吃，慢三拍。
这样的情况，说明对转作风，一些人看轻了、看浅了、看走眼了。或是认为只是些鸡毛蒜皮，因而转小了；或是认为只是要吹一阵风，因而转慢了；或是认为只是做表面文章，因而转歪了。这些人正该想想：转作风，为什么中央如此重视、社会如此关注？
投注在作风上的目光，与其说是要看住个人，不如说是要看住个人手中的权力。所谓作风问题，莫不是权力突破应有边界、背离应有准则的失控、失范问题。比如大吃大喝，花的既是公帑，还可能在推杯换盏中搞寻租；再比如文山会海，占用资源不说，更降低了行政效率。所以，转作风不仅是简单的转思想、转行为，而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权力运行的规范问题。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权力的合理认知、正确使用之上。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焦虑，源自对权力随意行事、任意作为的反感。现实里广受关注的官员丑闻，社会上不断弥散的仇官情绪，民间流传甚广的揶揄段子，其根源固然有各种原因，但权力的不自觉不自律不自爱，是重要因素。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砌成这堵墙的不良风气，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对峙。
转作风，正是看到了症结，找到了切口，不仅要进一步改造权力观，更可成为规范权力运行的着力点。从提出改进作风的政治要求，到完善规范权力的体制机制，大张旗鼓的理念教育，逐渐变成踏石留印的制度安排：看住预算管好源头，财务公开实时监控，做好审计发现问题„„从这个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出转作风这把利刃，指向的是“限制权力”这一肯綮，由此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要用制度给权力套上笼头。
八项规定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并提，正体现以转作风打破无形之墙的期许。过去，宗旨意识往往诉诸“感性的政治”。为群众扶危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因而被拥护、被爱戴，鱼水之喻、亲人之情，可为代表。而今天，13亿人可能就有13亿种利益，在赓续传统之时，宗旨意识也应体现“理性的政治”。公众看到权力被关进铁笼子、放进玻璃房，才会对执政者产生信任与尊重。这样打下的执政基础，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素质，而是源于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运行，无疑更为牢固。
作风体现着现代权力伦理问题，作风建设也可以成为权力运行现代化的途径。这也意味着，转作风本质是一个民主问题。民主的精髓，是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既要看到“权为民所赋”，也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之初如此狠抓作风，深意正存于此。这契合了世界民主潮流的趋势，顺应了人民民主意识的提升，更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从权力的角度看，作风、学风、文风三者，正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都关联着党风。正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才把“三风”作为一个整体来强调，严正告诫全党进一步转变作风、端正学风、改进文风。从转作风出发，无论是进一步公开政务，还是进一步完善监督，都需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自我限权”的决心，惟其如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方能不断走向更高境界。
人民日报评论部：要基层摸索，也要顶层设计
——深化改革方法论之三
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
历史的变局常常不期而至，机会属于有勇气拨开迷雾迈步向前的人。30多年前在安徽小岗村按下的指印，悄然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这场改变了世界1/5人口命运的改革大业，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改革这艘巨大的航船，以惊人的勇气驶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摸着石头过河，成为贯穿改革进程的重要方法论。
经过30多年的摸索和适应，我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用市场的手段配置资源，用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用通行的规则参与国际事务。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怎么改？习近平给出了答案，“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摸着石头过河，摸的是规律，激发的是实践热情。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机制和规则体系，这在我们以前的经验中是没有的。在历史的新变局中，试错是必要的，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破除旧体制，适应新规则的过程。
顶层设计，看的是全局，发挥的是制度力量。30多年来，中国不但是实干家的热土，也是一个沸腾的实验室。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从制度完善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人们最初的创造热情。3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制度自信”不断提升。
推向纵深的改革没有成例可循。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说完全掌握了改革和发展的规律。那种执一御万的想法和设计，是不现实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之中。
今天的改革，需要回答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需要向人们说明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河对岸的图景；需要给予多元利益以表达机制、协调机制，凝聚差异格局之下的认同感；需要勾勒何谓中国人眼中的美好生活、理想社会；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立场，体现大国担当。这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破题。
今天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的不仅是市场规律，还有执政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和风险弥散化的形势下，每一次日出都是崭新的，挑战面前，需要不断摸索。不但要摸经济形势，也要摸社会脉动；不但要摸中国国情，也要摸世界大势；不但要摸准摸对，还要顺势而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还需以顶层设计克服具体摸索中见木不见林的局限，发挥牵引机和路线图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乡差异、地区差距，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予以解决。基层实践的单兵突进，需要宏观统筹予以整理和优化。在顶层决策与基层探索之间，亟待形成良性互动。
基层探索可以大胆，顶层设计必须谨慎。改革历程告诉我们，经过基层大胆试验、小心试错并予以完善之后的顶层设计，基本是符合国情符合民意的；未经实践检验的“拍脑袋决策”，大多漏洞较大，甚至流弊丛生。在产权改革、税制改革、司法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成果无不是在广泛的试点基础上进行的。事前调研、反复论证、及时调整、开门纳谏，已经成为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事业，日日思进，步步向前。改革要改得准、走得好，必须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只有不断加强宏观思考、顶层设计，改革才会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只有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改革才会不断推进、走向深入。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务实是最质朴的方法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聚焦之三
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讲实情、谋实效、靠实干，严求实、看落实、重务实。梳理描绘近4个月的发展路线图，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唯实的气象使人耳目一新。如果选取一个字，来概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格，“实”字无疑再合适不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些警句既朴实生动，又微言大义，被不少人记住，并在津津乐道的复述中，成为当代社会的时政流行语。
朗朗上口的短句，反映了求真务实的为政新风。转作风、动真格，访真贫、问真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人们在这些郑重的表态，更在党风政风切实的转变中，体认着“有勇气、有智慧、有韧劲”的魄力和决心；从文风会风改起，从具体事抓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国现阶段国情尤须有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从内部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从外部视角来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我们既有GDP逾50万亿人民币的经济总量，也有PM2.5屡超500带来的环境困扰；既有粮食九连增累积的端稳饭碗的信心，也有社会信任度降低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难题。复杂而庞大的中国，存在许多难解而待解的结，也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凝聚起共识，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在这个意义上，知难行更难，要想知行合一，既需深谋远虑，也得看准就行动。
“再出发”的动员令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发出。带领13亿人一起爬坡，务实可谓最质朴、也最管用的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直面困难、求解药方，找准路径、埋头苦干。求新的行动背后，乃是积极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如能看到真贫就值了”，有这样的务实调研，才能作出没有贫困地区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战略判断；“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有这样的务实忧患，才会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剑指沉疴痼疾；“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有如此的务实真言，就必定会展示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再深的水也得趟的革新姿态。
务实作风折射务实理念，务实理念引领务实发展。牵引中国这列动车组，并对高速疾驰中的潜在问题始终保持警惕，殊为不易。但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道路的规划上、具体政策的制定中，秉持客观、理性，以清醒的头脑砥砺前行。凡事欲成，也需在理想与现实间作出可能的取舍。正因此，新型城镇化这一驱动内需的强力发动机得以加速运转，并被明确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既是对城乡、区域两大差距的勇敢直视，也是立足脚下，对几亿人生存状态的现实观照，更是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务实之选。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务实的理念，最终要靠行动的落实去体现。现实治理中，这样的不良习气并非罕见：有时是口号喊得山响，表态格外动听，实功虚做，以中看不中用的表面功夫应付组织、忽悠群众；有时是“唯上”盖过唯实，从字面上生搬硬套“精神”，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看似跟得很紧，实则错得离谱。如此作风，无疑是贯彻务实理念的巨大挑战。只有从吏治抓起，将诚实、务实、踏实作为考核干部才德和政绩的重要标准，才能力避“空头政治”对求实精神的无形消解，防止“虚应之道”让务实要求“悬在空中”。
怀抱梦想，风雨兼程。离彼岸越近，可能遭遇的风险和挑战往往越多。而成就中国梦，必须踏踏实实走好中国道路，这是走向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务实选择，也是亿万中国人前进中的共同心声。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一
今日中国，仍在穿越历史的三峡。这样的阶段，水域开阔也暗流涌动，大河奔腾却泥沙俱下。如何准确把握时代方位、辩证看待社会发展，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从未如此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从今日起，我们刊发“本报评论部”系列文章，与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思考。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
曾有学者慨叹，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的时代”。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从“蚁族”、“蜗居”难圆梦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屡现危机。翻开报纸，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打开网络，种种质疑迎面而来。一时间，问题让人烦恼，问题使人愤怒，问题令人“绝望”。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二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四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
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
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人民日报人民观点：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与问题之五
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