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异同 对比原因
1）够将两人的咏史诗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他们具有可比性。首先，他们都处于魏晋南北朝这个大时代背景，他们都与所处时代的整个社会风气显得格格不入。左思生活的西晋，是一个短暂而统一的王朝，腐朽的门阀政治与绵亘的八王之乱，虚幻的佛陀世玄与浮诞的清谈玄学，构成当时割据纷争的社会动态与斑驳陆离的士族风貌。这个时期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反抗精神消失了，虚浮沉淀，缺乏社会现实内容。虽然词藻轻绮靡丽，但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既缺乏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没有正始诗人忧愤深广的思想境界，成就一般不高，而左思清拔雄迈的笔力，颇为浓厚的现实色彩的诗风，在一定意义上继承着建安正史的优秀传统，与太康诗风大不相同。 2），左思的《咏史》诗与陶渊明的《咏贫士》创作承前启后，是文学史咏史诗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自东汉班固《咏史》诗问世以来，咏史诗体就成了我国诗歌领域中一朵新的奇葩。班固在诗中只是歌颂缇萦上书救父一事，虽然表达对她的歌颂但并未联系自身，确是单纯歌咏史事，曹操《短歌行》第二首及《善哉行》第一首，曹丕《煌煌京洛行》历举古代许多人事，也可当作咏史之作，但这些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隐括本事，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以客观叙述为主，缺乏形象。孔融《杂诗》抒发自己于雄杰抱负中，举出吕尚、管仲以自比较，这样慷慨举古人以自况即有了左思《咏史》诗的规模。而左思的《咏史》诗借史抒情，是对咏史诗的创新性发展，正如胡应麟指出：“‘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表明左思和前代文学的关系；“造语奇伟，创格新特”指出左思对咏史诗的发展创新。而陶渊明的《咏贫士》则进一步将这种以史抒怀发展的淋漓尽致，摆脱对史料的依附，出史人诗，在左思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历史人物就是自己的化身，它与历史人物融为一体，继左思后，他将咏怀诗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他所题咏的每一个古代贫士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影子。以前评陶诗多以恬淡风格视之，实际上从《咏贫士》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寄托的一 面，而继左思与陶渊明后，后人继承他们咏史诗咏怀的特点。并进一步将其深化。 对比内容：
思想：
一、思想上与时俱变与坚守故辙
左思的八首《咏史》诗体现其不断变化的思想，并大致可以推断出：第
一、
三、四首应写于青年时期，其一中“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在文章方面，他自拟于贾谊、司如，甚至是孔子，政治军事方面，自拟于穰苴、段干木、鲁伸连、班超，从这些自许言辞中，透出他对人生前
程的乐观向往态度。从第四首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在人洛阳后，在现实面前产生一些失望情绪，“寂寂扬子宅，门无聊相舆”，难以进入权力中心，即使如此。仍不妨碍他对前景抱乐观态度，而第
五、
六、七首于中年时期，诗中描绘的功业未成，理想受挫，透露出一种悲凉气息，《咏史》其七中，诗人引以自拟的已不再是穰苴、班超一流著名功臣，而是“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人，昆弟不收”的主父偃，四十馀岁尚贫贱的朱买臣，负郭穷巷的陈平，居徒四壁的司马相如，以及荆轲、高渐离这些悲剧英雄。这反映他对前程不再抱“谈笑却秦军”式的浪漫天真“梦想”，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诗篇基调因此由乐观态度变为 梗概多气。尽管如此，在本时期诗歌中，尚可看出左思对前程仍怀着希望，这里所咏的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贤”皆是先穷后达者。“英雄迪遭”“遗之草泽”皆为一时遭遇，终究发达显赫。“遗烈光篇籍”可以说此时诗人并未放弃功名期待，只是信心已大不如前。而第
二、
六、八首应写于晚期，诗的基调悲慨苍凉，诗人似乎处于绝望当中，但这时他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也更加透彻，态度更加达观。其二中以冯唐自拟“冯唐自首屈于郎署”，
正与左思一生遭遇相合。冯唐与主父偃等“四贤”在毕生功业穷达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此一对象取舍变化，反映左思心境也有很大变迁，他对功名自许期待又降了一格，几近于绝望。其八中以“习习笼中鸟”相比，可知诗人当时处境窘迫，“俯仰生荣华，咄嗟复调枯”，此正 左思一生数十年的概括，积聚了无数人事沧桑之感，这种苍老颓唐心态与他早年“谈笑却秦军”中年“高眄邈四海”差异明显。
而陶渊明的《咏贫士》作于南朝刘宋永初二年(421年)，也即陶渊明谢世前六年之作。所以反映的思想都大趋一致，借古代贤士安贫守节之事，表达自己不慕名利的情怀，坚守故辙、不改初衷的思想。如其三中“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其四中“朝与仁义生，夕死复可求”，作者用古贤荣叟、原生、黔娄风亮节激励自己坚守故辙，不改初衷。随着岁月流逝，不断的火灾、虫害和洪涝，躬耕生活变得越来越贫困。陶渊明此时才真正体味到了贫穷的意义，才开始“忧道又忧贫”了。这时再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悠然情怀，帮助他度过难关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的“安贫乐道”、“固穷”的学说。“道胜无戚颜的“道”，基本上是儒者之道，也即孔子的“君子故穷”思想。其三中“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意。其四中的“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则合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旨，其七中的“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实际上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君子固穷”之意，七首诗中，陶渊明肯定贫士气节，主要是儒家道德观念，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固穷”，所谓“固穷”是指贱困顿之中不移其志，不坠其节，不动其心，不失其正，使自己在心理上不为贫穷所困扰，精神上保持一种怡然和乐态度，消除凄凉处境在内心造成的紧张。固穷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抱朴”、“守拙”，即“养真”。
二、内容上咏古言志与借古咏怀
左思《咏史》诗共八首，都是借古人古事抒发怀抱和不平之情。“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咏史》诗其一，前八句写自己具有文才武略，后八旬写自己报国安边的壮志。“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而“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表明他建功立业并非贪图爵赏，功成之后仍愿过原来的生活，同样在《咏史》其三其五中也体现了这 样的情怀。其三歌颂了段干木和鲁仲连有功于国而轻视爵位的高贵品质，并说明自己的志向，前四句点明自己仰慕的对象，中四句写鲁仲连功成不受赏的品质，末四句赞扬鲁仲连视富贵如浮云的思想，“临组不肯鲽，对琏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其五前六句写皇宫的壮丽和贵族生活的豪华，后六句写自己志在隐居，不慕荣华富贵，“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而他的抒发不平
之情的诗歌如《咏史》其二，此诗以松、草为喻，揭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前四比起兴，以“涧底松”比喻才高位卑的寒士，以“山上苗”比喻才低位高的世族，在强烈对比中引人深思，中间四句点明不合理现象的原因，末四句引用史事，抨击现实。同样其七中借慨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等人的困顿，说明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奇才埋没草野，前八句写四贤的穷困状态，中间六句点明贤士不遇时自古亦然，末两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而陶渊明的诗歌从内容上不像左思的《咏史》诗抒发内心不平和愤懑之情，他的诗歌是诗人在彭泽归田的年末，继《归去来兮辞》后进一步展示归田后的志向和如何克服困难以保证志愿实现的咏怀组诗，第一首在指出晋安帝复位，刘裕当权的政治形势下，再宣不从政而“守故辙”的志愿，第二首设想实现这一志愿可能遇到的困难，顶多是个贫字．因此3—7首取古代贫士的各个突出方面做自己的学习楷模以坚志，即：学习荣启期、原宪在昏暗的时代坚决不仕的政治态度，《咏贫士》其三中“荣叟老带索，欣然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表现了古代贫士荣启期、原宪身处贫贱而自得其乐的高尚品德；学习黔娄“忧道不忧贫”的信仰坚定，其四中，前六句写黔娄的修身清节，不慕容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后六旬感叹世上少有黔娄这样的安贫守道的人，
表示自己生死不改其节，“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学习袁安、阮公品德廉洁的修养，“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袁安见钱人，即日弃其官”；学习张仲蔚渝的坚持精神，《咏贫士》其六中，前六句写后汉张仲蔚孑然独立的人品和才华，中间四句写他能安贫受贱的原因，末两句表示自己追随前贤，不改其志；学习黄子廉卸掉感情压力的理智，其七中“在昔黄子廉，弹冠佐名州”的事迹不禁让陶公发出“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的感慨。
三、用典上精切讽谕与“真率自然\" 用典是诗歌形式很重要的方面。典故或称用典、用事，是指用过去的事说明当前的问题，既要“师其意”，还须故中出新。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咏贫士》在用典上是各有侧重的。左思的《咏史》诗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这里的“典”指的是他的诗歌引史实，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度，故日“怨”，典怨，借历史人物事实，抒发对现实的慨叹，其讽谕精神强烈流溢于篇章中，是高度艺术性的体现。《咏史》其三中“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中引用齐人鲁仲连舌战梁客辛垣衍使赵国采取不帝秦政策，终解邯郸之围一事，使整首诗意义负荷量加大，读后使人产生种种联想，增加诗的气氛，耐人寻思，含蕴深厚，而在《咏史》其八中“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馀”“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前一句是引用庄子《逍遥游》中“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河水量很大而鼹鼠所需要的不过装满肚子而已，后一句同样引用《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用《庄子》中现成的两个比喻说明“达士”应该知足寡苏秦、李斯那样耻贫贱、慕容华的人相反，这样的用典形象生动，使诗歌增加表现力。而陶渊明的诗歌用典并不像左思的诗歌用典饱含讽谕精神，基本上都是引用古代贫士的史实，用得“真率自然”。这些贫士的共同特点是：生活贫困，地位卑微，政治上不求仕进，不与俗世苟合，理论上尚儒家之道，道德上讲究品格节操，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志向，绝不因穷困而改初衷。《咏贫士》其三中“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荣叟是春秋隐士，据《列子·天瑞》载：一次游泰山，看见荣启期已经九十岁了，还用一根绳子捆着一块鹿皮当衣服穿在身上，可他还悠然地弹琴唱歌。原生，春秋宋国人，孔子弟子，《韩诗外传》载，原宪居住在鲁国上漏下湿的屋子里，相当贫穷，的学生子贡看他，原宪穿的一双鞋。破得露出脚来，但他却嘲笑子贡华丽车马的装饰，子贡惭愧地走了。其四中“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这里的黔娄的是春秋时鲁国隐士，皇甫谧的《高士传》中记载他终身洁节守贫，从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听说他贤惠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并打算让他做宰相，他坚辞不受，后来齐王又以札相加，赐金百斤，聘他为卿，也不肯接受，一直老死在家，不肯出仕。而据《列女传》记载：黔娄死后，曾子去吊唁，见他的尸体停在下。衣服破烂，身上只盖一块短布被，遮不住身体，头和脚都露在外边。显然这样的贫士实际上就是陶渊明归田后理想中的自画像，因此所咏的贫士完全按诗人的意志“我”化了，用典用得非常本色。 总之，左思和陶渊明虽然都生活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大的历史阶段里，两人的咏史诗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在思想、内容和用典等方面还是存在差异的。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的《咏贫士》的创作前启后，特别是为唐代的咏史诗的全面繁荣开辟了道路，是咏史诗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