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平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字元亮，曾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田园诗人。他幼年失去父亲，家道中落。由于社会动荡，早年一直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陆续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官。为官期间，尔虞我诈的官场使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黑暗，终于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
陶渊明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所以在他政治理想破灭后，他选择了洁身守志、栖身田园的道路。陶渊明归隐后亲自参加了劳动，与下层人民有了较广泛的接触，同时对自然也更热爱了。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大量赞美田园风光、赞美农村纯朴劳动生活的诗篇。由于他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后世称他为“田园诗人”。
陶渊明的诗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平淡自然与深厚醇美的统一。他的田园诗写的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和日常的农村生活，反映的是归隐后恬淡的心境与情趣。在表现方法上，这些诗歌多用白描手法，语言朴素自然，少见华丽，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淡无味。在田园诗平淡的描写中蕴含着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热爱，表现出他美好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同时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富有意境，所选的景物多具有鲜明的特征，且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了诗人的个性特征。
陶诗还善于将深刻的哲理融入诗歌的形象中，使平凡的素材表现出不平凡的意境，这种情、景、理交融形成的意境十分和谐，往往令人神往。这些艺术特色突出表现在代表作《归园田居》五首中。诗中语言朴素自然，表情含蓄委婉，被称为“陶诗中的珠玉”。
陶渊明虽栖身田园，却仍未忘怀现实，也未消沉颓废，这种执著于自己追求的不懈精神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陶诗的另一种风格：豪放旷达的“金刚怒目式”，如《咏荆轲》等诗都具有慷慨激昂、悲愤雄壮的风格。
虽栖身田园，陶渊明仍无法逃避现实，自然灾害和社会*仍困扰着他。现实的黑暗、丑恶，自身的经历的痛苦和艰辛，以及农村的凋蔽、荒芜，便引起诗人深沉的思考，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境界，希望有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理想社会。基于对幸福安定生活的向往，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作品，这些文章质朴自然，有真情实感，言浅意深，深为后世推崇。宋代作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陶渊明对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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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有同学说想找个世外桃源，大家还记得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提到的那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吗？一起来回顾一下。（生齐背，课件一边播放《桃花源记》片段）
四十一岁彭泽令弃官一事，是其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对此他曾在《归去来兮辞》及序中表明心迹：“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由此可见，在他“质性自然”的本性与官场“矫厉”生活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既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是性格的矛盾，必然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二句正是渊明之出仕及弃官的最切合形象的譬喻。
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
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文学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但到了东晋末期，朝政日益腐败，官场黑暗。陶渊明生性淡泊，在家境贫困、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书作诗。他关心百姓疾苦，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就辞职回家了，随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后来，他陆续做过一些官职，但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由于生活所迫，在朋友的劝说下，不得不去当彭泽令。
他一到任，就令部下种糯米，糯米可以作酒。所以他说：我常常喝醉，就心满意足了！他的妻子坚持要种大米。于是，将二顷五十亩田种糯米，五十亩田种大米。到了年底，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解去官职，写了一篇《归去来辞》。 （事情具体的情况：公元405年，当陶渊明四十一岁时，又被推荐到彭泽当了县令。好不容易在彭泽当了几十天县令，一天，陶渊明得到一个消息：东晋的权臣刘裕已封自己为车骑将军，总督各州军事；这个野心家只差一步就要夺取皇位了。陶渊明预感到晋朝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十分灰心，便离开衙门回家去了。
妻子翟氏见陶渊明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不好多问。翟氏端上酒菜，可陶渊明却不动筷，仍然坐在那里叹气。过了一会，陶渊明冷不丁地说：“我想辞职回家乡!”翟氏一听就知道他又在官场上受气了，因为像这种辞职回家的话，陶渊明不知讲过多少次了。不个月前，陶渊明曾想辞职，还是翟氏提醒他，上百亩官田就要种上稻子了，待收成以后再辞职吧。当时陶渊明总算听了妻子的话，口气缓了下来。这次翟氏仍然用官田收稻之事来劝他，陶渊明听了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唉，真没办法，难道我还是要做粮食的奴隶!”在翟氏体贴的慰劝下，陶渊明这才举起了酒杯。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浔阳郡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挂冠而去，辞职归乡。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陶渊明归隐后：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弘每令人候之……”陶渊明62岁时，既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在他老年贫困的时候，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了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劝他出山：“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这种麾而去之的斩钉截铁与彭泽任上掷冠弃禄的刚毅果断真可谓是交相辉映。
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一、出仕与归隐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时期。这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老百姓民不聊生，“夏日长抱饥，冬夜无被眠”。陶渊明写作此辞时年41岁。从29岁起曾三度出仕，做过祭酒、幕僚、参军等小官。何以出仕？一是由于受儒家“大济苍生”思想的影响，他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由于家庭现实的生活困难。“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家庭困难啊！这不是为了“家贫亲老”吗？以赡养父母为目的去当官的高人，古今不乏其人。晋朝何琦，其母嗜吃鲜果，而他自愧鲜果不丰，于是出任郡主簿。母亲去世后，他于是喟然长叹：“一旦茕然，无复怙恃，岂可复以朽钝之质尘黩清朝哉？”之后遁迹山林。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曾背负着母爱的十字架，在北洋政府供职，以至于遭到陈西滢的刻薄。先生在一信中写出这一苦衷：“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陶渊明是“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自以心为形役”，迫不得已啊！
陶渊明41岁时，作了彭泽令，但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辞官归家了。据南朝梁代萧统在《陶渊明传》记载：“岁终令遣郡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何以辞官归隐呢？其一，他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对现实不满，他不愿与争名夺利的小人为伍，想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这个善良正直的人，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是格格不入的。其二，
追求自我本真的质性自然
陶渊明的思想是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9]。这是陶渊明对人生的一个思考，质性自然的陶渊明从官场退出的时刻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去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隐渊明先后经历过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为彭泽县令。陶渊明经历过了五次出仕之后，终于决定不再为官。出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陶渊明毅然辞别官场，和官场永别，此后再不出仕。《晋书》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这其中体现出来诗人刚正不阿的一面，不愿因为生活来压低自己的身份，对官场的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在其后所写《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自己与现实官场的格格不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不愿意让自己的心被一种形式所困扰，对自己十多年辗转官场的生涯感到痛心，现实是与自己的理想是那样的遥远，与自己的性格是那样的不相容，在这篇辞的序中陶渊明说道：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诗人在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性格，质性自然，不愿意让现实束缚自己。刚刚做了县令几日，就有归家的念想，可见当时的官场是很不合陶渊明的口味的：“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在这里陶渊明已经对以后的仕途经济不报任何幻想了，尽管诗人心中对家对国依然是如此的关怀，可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偐等疏》），自己的性格是无法在官场中呆下去的。在之后他也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他的不但表现了自己的立场，也表明了对这个现实社会的深度认识，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并非一个真的隐士，那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归乡，但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依然让陶渊明以固守气节要求自己。没有了生活的经济来源，陶渊明不得不亲自耕种，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种地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此时的陶渊明是贫苦的，但是“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贫”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物质生活的体现，安于贫困是一个道德的底线，陶渊明以这样的基本底线要求自己，遵循先师“忧道不优贫”的古训，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并在诗中赞颂了这些自古以来的贫士，像黔娄、袁安、荣启期：
归隐之后，陶渊明虽然并没有能完全忘掉世俗的烦恼，但是他已经能够定下心来潜心修道。魏晋以来的玄学在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到了陶渊明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静心的良药。陶渊明这个时期的诗歌以田园诗为主，描写了诗人退隐后的生活。在田园诗的描述内容中包含了诗人春游、登高、酌酒、读书、与朋友谈心、与家人团聚的悠闲等众多的内容，乡村生活得怡然自得。陶渊明用质朴的语言描述生活场景，在这些质朴的语言下面是一颗追求自然本真的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这首诗开篇便表明了陶渊明的兴趣爱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让诗人很不适应官场的种种限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平淡自然，让人向往。
归隐之后，陶渊明对农家宁静闲适生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再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陶渊明参加劳动的真实场景，尽管地种的不好“草盛豆苗稀”，可是诗人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是一种欣然自得的感受。诗人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下地干活，直到露水打湿了衣衫，才在月光下扛着锄头回家。隐居后陶渊明的生活尽管很辛苦，为了生计每天早出晚归的，但是诗人的心情是喜悦的，那是一种摆脱外在役使的轻松状态“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也是一种在精神上的一种探索。不同于官场那个被异化的社会，田间的生活是那样的纯真、自然，这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状态。
归隐后的陶渊明，对于躬耕的生活是很怡然自得的。尽管躬耕的劳苦，以及庄稼收成的不好让诗人时时面对一种困苦的局面，但是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状态，正是从纷乱的世界中解脱归来的诗人所需要的，他多次表达了自己对耕田生活的感受
晚年的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片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这篇文章中，诗人给世人展现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桃花源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诗人花费了一生的精力寻找和探求的结果，这是陶渊明的精神家园的最后依托。在这个世界里，田园风光无限美好，人人和谐相处，没有现实社会的混乱杀戮与争权夺利。这个诗人所假想的美好社会不是凭空出现的，有着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托。 陶渊明最终将理想构筑于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通过对这一理想社会的最终构想，来完成对黑暗现实社会的超越，使自己的心灵得以自由舒展[15]。这是一个高尚人士所向往的世界，尽管是假想，却是共同的追求。但是陶渊明感到痛心，他痛心无法实现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的愿望，痛心自己的追求就这样的化为云烟，无人问津，更痛心自己的追求之旅途是那么的孤单，孑然一身，寻觅不到与自己理想相契合的人，所以才会发出“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并记》）的呼喊。现实依然是那么混乱不堪，人们从来想的都是眼前的既得利益，谁又能想到诗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呢？尽管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高尚的人士的共同追求，可是这样的人是那样的稀少，少到在社会上甚至不再出现，不再出现为至高理想努力的人，这终将成为一个社会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