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实施“禁酒令”之后的社会反响
——人情文化对社会的影响
整酒，土家族文化的一种，自古以来，土家族人民为了庆祝婚丧嫁娶而举办的集体活动。土家族在办理喜丧事情之前，先挑选一个 黄道吉日，然后告知亲友。待到整酒前三天，主事家会请邻里朋友到家帮忙准备整酒所用食材，整酒当天，亲友到临，并送上对主事家祝福以及些许财物。
不过，土家族文化的整酒，也就是一种人情文化。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研究背景
中国是个人情大国，以人情成事，又以人情败事。人情之于人性，就象丑女人脸上的脂粉之于脂粉下的丑陋嘴脸，有着天然的欲盖弥彰的功效。本来吗，人性多纯粹，西方人就少了这些虚假和客套，可是中国人偏偏要涂上一层脂粉，亲切地问一声“吃了没？”没吃你还当真管饭不成？人情的源头与周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制有关，人情的泛滥实则是人性私的大暴炸。
人情，包括亲情、乡情等若干方面。他是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纽带。在当今社会，人情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仍对社会关系的调节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情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腐败的产生与蔓延，人情的消极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首先，人情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国倡导建立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建设的最大敌人就是人情。一个西方人出了什么事情，他首先会说：“请找我的律师。”而一个中国人出了事，他则会首先说：“找一找，看有没有关系。”这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找律师的结果是按法律“公事公办”，因为他们都觉得法律值得信赖，可以依靠;找关系的结果则是“私结私了”，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暴露了人们的投机心。
第二，人情削弱了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实践中总是出现“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的问题，人情是一大原因。 所以，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人情大国，在建设法制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摆脱人情的干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2011年年底 ，鹤峰县县委书记杨安文发表治庸问责电视讲话，带头作出了郑重承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从正“官风”入手，坚决刹住违规整酒敛财风。
鹤峰整酒风盛极一时，一度成了“整酒疯”。 据调查所得，鹤峰普通农家除正常往来外，每年户均吃“无事酒”送礼支出5000余元，最高的有数万元，占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其中，党员干部变相整酒的约占了30%。如此歪风邪气曾令鹤峰县村民痛苦不堪，把请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将送礼的百元大钞叫做“菜票”。
针对该现象，鹤峰县县委书记杨安文责令县政府下发专门文件，从正“官风”入手，狠刹“整酒疯”。文件规定：对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嫁娶以外的酒宴者严厉问责。首次问责，诫勉谈话、责令书面检讨、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全县通报；再次问责，调离工作岗位、停职检查或待岗教育，问题严重者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规处理。干部带头，民间综合治理也同时展开，鹤峰县治理工作迅速见成效：全县204个村制定了狠刹违规整酒的村规民约，签订承诺书、责任书共12285份；各餐馆和酒店签订不为违规整酒提供场所承诺书，劝退违规整酒共1383家，劝退违规吃酒近10万人次。经初步测算，通过制止违规整酒，全县民众减少开支近5000万元。
鹤峰县村民说，少了人情债，就有钱搞生产。以太平乡奇峰关村的村民黄平为例：整酒风刹住后，他原本准备送礼的2200元钱省下来了，加上向国家农机申请的补贴，买下了一台耕田机，生产的效率马上提高了。而黄平所在的组，最近有30户陆续买了耕田机、起垄机。刹“整酒疯”，让村民少了后顾之忧，民财用在了更迫切、更实际的地方。所谓“官风”正，带动民风正。鹤峰治理“整酒疯”抓住了问题本质，从正“官风”入手，顺应了民意民声，综合治理成效显著，值得进一步发扬。
从鹤峰的“禁酒令”开始打响以后，恩施的八个县市开始禁止违规整酒，那么在一地的风俗盛行了这么久之后，突然的转变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社会上的人对这件事又是持有一种怎样的观点呢？这些想法对我们社会将来的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就是我将要研究的问题！ 文献回顾
人情是从父母、子女开始的。为了生存、延续种类，一男一女结合在一起，也就出现了人与人之情——人情，有了儿女后，组成了家庭，人多了，人情范围扩大，随之继续发展扩大至家族、部落、群体、社会、国家。显而易见，从本质上说，是人情在延续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前进。
人情是在无限的“亏欠”与“偿还”中加深和延续的，而当人情成为一种市场负债、累赘之后，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它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其中的利害得失。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害怕亏欠他人什么，反过来也就考虑到偿还人家的过程中要付出比市场解决更多的东西。人家帮一个工，欠人家一个人情，什么时候得还一个工，这是人情规则。
人情有轻重之分，重的人情“亏欠感”愈强，轻的人情亏欠感相对较弱。一般重的人情是涉及到人生大事，比如接生——传统上对“接生婆”的人情亏欠是很重的，不仅是接生婆挽救了两个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它使主家的香火得以延续，所以要两辈人（父辈和儿子家庭）去还这个人情。
“日常性人情”与“仪式性人情”在人情的功能、范围和深度上都有差别。日常性人情指的是人们在村落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人情亏欠与偿付，仪式性人情则是指红白喜事之类的大型仪式与活动中的人情往来。
日常性人情讲究的是在村庄中的小事情上的人情记忆、亏欠和偿还，生活中人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谈都富含深刻的人情内涵。日常性人情使人们的生活能够充分而富余弹性，使人们的交往除了檐边谈话、串门、门楼打牌、饭场等公共生活外，还有许多私人性（人数、家庭不限）的互助、合作、帮忙、转借、搭伙、劝架、探事、壁脚、围观、点拨、开导、调解、撮合、杈开等等密集的交往方式，使人们被这样的细小琐碎的人情交织在一张网内，一人之事即网络之事。
仪式性人情能搅动更大的范围，有时甚至将整个村落都调动起来，它较日常性人情要广、深刻，但频度不太大，带有很强的间歇性（日常性人情则时时处处发生）。 最初的人情有一种群体性和连结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有来有往，“有来无往非礼也”。这是人情建立的基础，也是人情的群体表现。体现在这种来往上，主要表现在：互相帮助、随份子、经常往来等。
“互相帮助”就是你有事时我帮你，我有事时你帮我，通过这种互补关系建立起一种人情结，并保持下去；“随份子”体现出群体中一人帮大家、大家帮一人的意思，比如谁家有了红、白事儿，此时，这家人正需要人帮的时候，周围的人就采取随份子的方式，给以帮助，解决这家人眼前的实际问题；“经常往来”则是指相关的人之间经常有走动，时不时在一起坐一坐，说说话，交交心，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后，不管是那一方有事，就是不用吱声，另一方也会主动上门给以帮助；要是“老死不相往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互相帮助、随份子、经常往来等，这种人情关系似乎是建立在经济不以达、生活条件相对不太好、智能还不高的情形下，多表现为物质性的；而经济发达后，加上一些人从人情关系中悟出了它的可利用性，原先的人情关系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用金钱取代了物质。这种变化是：有一些人是看准了人情中人们通常不会驳面子的心理，为了敛财，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办事时采取卡的办法，从而使要办事人得出了“那不交油那不转”结论；或者利用孩子上学、生日、搬迁等，通知他手下人参加，参加者必须是慷慨解囊。为了表示虔诚，随礼数额越来越大，很多人承受不了，但又人情难却，从而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一些人为要求得他人给予的好处——利益、工作等，有意识、有目的的通过金钱等方式，去建立一种所谓的人情关系（网），即所谓“先铺路”。为此，人情变味成了人们的一种债务。至于一些官员们索贿受贿，则构成了社会的一种病态。
当人们越来越考虑人情中的机会成本时，人情就越发淡化，人们的来往就越来越稀少。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人们之间在清晰地算计利害得失，人情味没有了，人情的淡化意味着自己人的“外化”，自己人越来越紧缩为一个狭小的圈子，比如联合家庭，乃至核心家庭。而这个放在村庄熟人圈中，则是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不管是自己人也好，还是熟人社会也好，都得有个机制来维持和强化这样一种状态，“人情”的亏欠与偿还正是这样一种长远预期的、多次博弈的社会搅动机，它把相关人等都搅和在一起，使每个人都亏欠人家，又不断的去偿还人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螺旋链条，每个人都被永久地栓在这条链条之中而不得脱离，这样“自己人”的认同、村庄熟人社会的生活才能延续。村庄社会是个人情社会，它由人情这个链条将人们凝结在一起，人们所有的人情成本和收益都在这条链中化解——今世没有偿还清人家的人情，由子嗣来完成，今世没有接受人家的偿还，这个收益会落在子嗣身上，从而使子嗣又进入了这样一个由前辈建立的人情链条，这样村庄的人情链条就会不断的延续，村庄生活也就会生生不惜，永焕活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村庄共同体是由人情在维系和巩固的，“自己人”的范围和界线也因人情而更加明晰。
贺雪峰教授在《人情的性质》一文中谈到当前农村“人情”严重的“名实”分离现象，即仪式性人情越办规格越高、次数越频繁，一户人家一年要赶近20次人情，总花费在3000元以上，“赶人情”成为农村的一项负担，人们谈“人情”色变，寻找各种理由规避人情，却又总是不断地被这样的人情网络着。原本密切的人情往来能够增进人们的社会性关联和社会资本，生产适合共同体在伦理和功能上维系的基本共识、规范和价值。但当仪式性人情“名实”分离之后，人情却成了村庄的一种分离力量，成为人们捞取钱财、收回成本的经营性事物，缺少了原本的“人情味”，人情越来越功利化。同时，仪式性人情的功利化又割裂村庄的日常性人情，人们逐渐退出日常性的人情往来。
趋炎附势古今同，人情练达皆学问，讲情重义本是人性之美，理应不为人所反感。但是随着现在农村送人情之风的“被迫”盛行，很多人即使不愿意处在这个人情网之中但是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他们被迫的整酒，被迫的送人情，被迫的找机会找借口办酒席，为的是可以收人情。当然，有的家庭即使他们想找借口也是很难找出来的！
现在农村整酒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意义，成为了一种大众敛财的合理方式，并且是谁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当人情到来之时，谁也不好拒绝。 研究的内容 不管社会对于整酒这一说是怎么看的，不管是赞同还是不赞同，自从恩施实施“禁酒令”以后。规定，除了婚丧嫁娶以外，其他的均定义为违规整酒，对于整酒的户主和前去送人情的人都会给予罚款等一系列措施。
本研究课题所要讨论的中心课题是：整酒、送人情作为一种人情文化在恩施盛行了这么多年以后，恩施政府突然实行“禁酒令”，这样势必会影响到恩施地区居民的生活情况，人情文化究竟对社会环境会产生哪些影响？只准婚丧嫁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那么当地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没有被很好的照料到呢？当地居民对于这一措施会不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而这一措施又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了弄清上述问题，本研究课题将根据社会学中有关人的人情观，具体结合恩施地区的实际情况，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恩施禁酒问题进行研究。 研究意义
第一， 本课题结合恩施的实际情况，在恩施“禁酒令”开始实施之后，来进行研究，更具有实践性，有很好的社会意义。
第二，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广大农村的农民，他们是政策的被实施者，是政策的直接承受对象，所以他们的看法肯定是最真实、可靠的，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研究价值。
第三， 本课题的研究时间很有特点，恰巧在政策实施之后，不是很迟的开展，社会反响正处于强烈之时，所以调查对象的态度明确，而我们的调查结果也就很真实。
第四， 本课题在收集资料的方法上采取直接让研究对象自己填写调查问卷，并且用恩施市区人的看法与之对比，从而提高了调查资料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质量和价值。
二、研究方案
基本概念
整酒：整酒，土家族文化的一种，自古以来，土家族人民为了庆祝婚丧嫁娶而举办的集体活动。土家族在办理喜丧事情之前，先挑选一个 黄道吉日，然后告知亲友。待到整酒前三天，主事家会请邻里朋友到家帮忙准备整酒所用食材，整酒当天，亲友到临，并送上对主事家祝福以及些许财物。 人情：人情，人者，人人，众人，人与人，情者，人与人之间联系中的本能感觉，人与情的结合，就叫人情，也有叫“人味”的；又因为是人组成了人世社会，所以，人情也叫世情（或“世故”，故者常规也），比人情进了一步；所以，在使用时统称为“人情世故”。总之，人情（也叫世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生存关系。
农民：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靠从事农业劳动为生的人。是在原始社会瓦解的基础上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的经济性质不同。在奴隶社会，有自耕农和隶农。前者是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从事个体劳动的自由农民；后者是向大土地所有者租种小块土地、地位介于自由农民和奴隶之间的佃耕者。在封建社会，除了自耕农以外，中国大量存在的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的分化加剧，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阶层。通常所说的农民是指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和劳动者，即贫农和中农。
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指在城市里生活的居民，也称作市民。 他们具有城市有效户籍，是常住在市区的合法公民，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合法公民。 研究假设
假设一：从总体上看，农村的大部分村民对恩施政府实施“禁酒令”是很赞成的。
基本依据:基于我对恩施地区现状的理解，大部分农民还是被人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以躲避人情
假设二：恩施地区规定整酒只可以办婚丧嫁娶，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律视为违规整酒，可是这个没有很好的尊重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习惯，当地居民估计会有一些不满
基本依据：我们都知道恩施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土家族人有一个习惯就是36岁是一个坎儿，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办酒席，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以喜事相冲才可以避免36岁遇到劫难。
法学院1110401班 111040139 覃遵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