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习心得
《大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被公认为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之一。可是，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有争论。汉代的学者中，有人以为是子思所作，而宋代朱熹却认为是曾子所作，因为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记载孔子所讲，更合乎情理。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后人大多信从这种主张。然而到了清代，有的考证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大学》与曾子和子思均无任何联系，甚至认定《大学》是汉代儒者之书，并举出一些例证。清代考证学家对《大学》作者提出的异议并非无故而疑古，可是却未能被人们所接受。于是，有关《大学》作者问题的争论，因无确凿证据，所以始终没有结果。
朱熹认为《大学》旧本和各种改本有脱简、错简之处，不够完善，于是他根据程颐改本重新编定章次，并做了一定修改和补充，撰《大学章句集注》，以理学理论注释，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说，“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本。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实际上朱熹对《大学》篇重新分段后，认为最前面的一段是“经”，是孔子之意，是由曾子所记述的。后面的十段为十章，是解释经文的“传”，以阐明“经”的意义。是由曾子的弟子记述曾子之意而成的。
历史上《大学》版本之多，举不胜举。《二程全书·程氏经说》卷第五，有程颖的《改正大学》，又有程颐的《改正大学》。两兄弟各改各的，互不相同。而朱熹的《大学章句集注》，则既不同于程颖，又不同于程颐。后来，明朝的王守仁又抬出《古本大学》，显然是要在程朱以外，另辟蹊径。清人毛奇龄撰《大学证文》，考《大学》传本等。大学版本之多、种类各异，在古书里较为罕见。
《大学》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篇中提出三条基本原则(三纲)和八个步骤(/l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认为，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重新发扬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具体说来，就是做到“八目”:
1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是“修身”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 目的。
《大学》篇认为“修身”的重要途径是格物致知，即“致知在格物”。汉代郑玄在《礼记注释》中说:“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格，是招致、引来的意思。物，是事的意思。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善，就会引来善事，如果我们的认识趋向于恶，就会引来恶事。就是说事是按照人的思想追求发生的。”唐代孔颖达在“疏”中对“注”文又作了引申。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基本符合原意。宋代朱熹根据二程的观点，对“格物致知”作了新的解释。在《四书集注》中，朱熹解释“物”是事物，“格”是探究、穷尽。“致”是推极，“知”是认识。朱熹认为，人心都有认识的能力，任何事物都含有理。不穷尽理，认识就不完全。要认识完全，达到顶点，就要在与事物接触时，穷尽其理。在他看来，这就是“格物致知”，或者说是“物格”、“知致”。应该说，朱熹的解说已经不完全符合《大学》篇的原意。按原意，知是对于“至善”的认识，认识到“至善”，行为就端正。经过朱熹的解说，“格物”成为:“知”的手段。但是朱熹所说的事物，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而是指人们从事的社会活动。格物的“格”，不是指人在实践中对于自然社会“物”的考察、研究，而是指以“诚意”、“正心”为内容的心理体验。因而致知的“知”并不是对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而是恢复一个人先夭具有的道德本性。朱熹提倡“格物”、“致知”，是教人防止个人感情、欲望的偏向，努力消除忿怒、恐惧、好乐、优患各种情感，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这样就把齐家治国平夭下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强调道德修养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大学》还强调“齐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大学》提倡孝、梯、慈。孝是协调下辈对上辈的关系;涕是协调同辈之间长与幼的关系;慈是协调上辈对下辈的关系。《大学》认为，协调这些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协调国家中君与臣，君臣与民的关系。这样便把家族中孝、梯、慈与国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
《大学》还为当权者制定了政治统治的原则，即统治者要以身作则，遵循“絮矩之道”。要尊重老人，抚恤孤儿;要能爱人，能恶人，好恶要与民同，成为民之 2 父母;要注意物质生产，不能与民争利，等。这在当时来说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当然就《大学》的内容而言，是要求人人能正心、诚意，个个能修身、齐家。正心、诚意，是“大人”和常人修己的起点;齐家，更是人人的希望和职责;治国、平天下，也是一
国之人共同的愿望;治国、平天下的共同基础，在每个人的正心和修身之上。这说明《大学》不仅是“大人”之学，更是人人所需要的常人之学。学好《大学》，用功久了，功夫纯熟了，自然就能成为知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大人”，不因地位的高低、职业的尊卑而受影响，所以这样的“大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如前所说，从古以来《大学》篇虽有多种改本，但最具权威的仍为宋代朱熹所撰《大学章句集注》，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章句集注》，是宋代以后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经书。实际上《大学》也正是从宋朝才开始广泛流传。元朝延佑年间，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悬为令甲，并规定科举考试要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作为立论根据。从此，《四书集注》便成为士子必读的经书，各类私塾也多以此为其基本教材.而《四书》中的K大学》篇更被奉为“初学入德之门”的必读书。
包括《大学办篇在内的《四书集注》印行极多，读者极广，思想影响之普遍与深刻为其他书所不及。宋元以后七百年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主要是通过《四书集注》传播的。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语录、格言、性理类著作，无不包含《大学》篇中的精辟词句和含义。后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口头语，如“诚心诚意”、“天理良心”、“人欲横流”、“涵养工夫”等等也都出于此。清代桐城派还把《四书集注》的义理列为写作古文的三要素之一，即古文辞的思想内容要以《四书集注》的义理为准则，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和响应。
总之，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篇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代表，它深深融汇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不仅对中国人的言行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还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国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