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请示报告
关于支持配合工作问题。按照一般认识，副职如能积极主动地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就是对正职最好的支持和配合。而正职对副职的支持，则主要是放手发挥副职的工作积极性，及时通报情况，帮助副职出主意，必要时替副职分担一些责任。邵纪良向上级要求调离李树贤，在社会上散布说，李树贤八个月来没有一天支持配合过他的工作。实际情况如何?李树贤在他的发言稿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一年来邵纪良只给他安排过—件事，就是冬小麦要种到3 8万亩，结果完成了38.5万亩。除此再没有直接交他办过任何事。相反地属于李分工主管的工作却把李撂到了一边。春播期间向农场派工作组，李作为主管农口的副师长、党委常委，事前没有人通气，他是看到贴在办公楼门厅的布告后才知道的，他没有计较，仍然主动去参加了会议，并且讲了话，作了布置；后来的汇报会事前也没有通知他，他临时知道后也主动去参加了；讨论农场体制改革问题，李是领导小组组长，他还在逐字逐句推敲修改有关部门交给他的有关农场改革文件送审稿，但没有通知他，会议却已经开过了；后来派秋收工作组，没有人通知，他临时知道也主动去参加了。
还有一些工作的请示报告，例如关于建立备荒种子的问题，这是基于近几年雹灾频繁，灾后重抪缺乏必要的种子，而提出来的一项重要举措。李组织有关部门开会研究，以农业局名义打了两次报告，经李阅后送邵、周审示，但一直没有下落；根据自治区种子工作会议精神，调整甜菜种子管理体系，李已对种子管理部门、糖厂、有关科研单位做好了协调工作，几次口头请示，同年7月5日又书面报告，仍然石沉大海；开展总体规划及调整区划委员会成员的问题，
四、五月打过两次报告，都无消息；关于执行“棉花新技术开发基金”的农八师(87)02号文件的问题，也是经过会议、口头请示、书面报告多种途径，希望主要领导明确表态，也一直没有结果；科技“双放”(放活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文件初稿，是李根据中央、自治区、兵团精神亲自组织草拟的，5月3日报上去，一直不予理睬；中央、自治区、兵团科技工作会议后，关于召开师市科技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9月19日送上去，也没有答复；职改工作按照上级布置，向党委汇报，主要领导一个也没有参加，不听汇报，不看文件，却又乱发议论，乱批条子；9月23日李树贤在师市三秋现场会上，对三秋工作、粮油征购问题、以及冬季备耕，做了安排，农业局9月24日将记录稿送李审阅，希望尽快下发。李作了修改，9月27日签发，结果这样一个对当前工作有直接指导意义的部门文件，却无理被扣。
对石总场贸易公司清仓查库削价处理积压商品问题报告的批复[农八师(1988)8号文]，有人当着邵纪良的面说：这个文件是李个人搞的。邵一言不发，表示默认。在蔬菜公司承包经营问题上的两面做法，及签发失实新闻报道等等！
作为共产党员，李树贤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过组织生活，不能看党内文件，基层选举，他当选为师市党代会代表也被无故除名；甚而连公民的选举权也被剥夺了，如此等等！
李树贤把他的常委生活会发言稿，请农八师党委办公室转送兵团党委，但送了没有，有没有人看，就不得而知了。
1989年二月下旬，自治区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召开。李树贤去出席会议，而且继续作为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成员，对自治区的经济工作进行审议。会议期间他对振兴自治区经济的问题作了很多发言，但有些问题还是想直接和自治区领导-特别是和区党委书记宋汉良同志谈一谈，顺便也问一下自己的工作问题。
2月28日
宋汉良书记如约接待了李，就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和李进行了1.5小时的交谈。关于李的工作，宋说：你的工作情况我了解，管科技、管农业都很有成绩。对干部的使用，我历来主张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最能发挥作用，就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我认为你还是在石河子、在八师更合适，农科院就不要去了。你可以找毛德华同志再谈一下。我给组织部交待，你回去前去组织部—趟。
最后，宋还说：今天我很高兴，对这样的谈话我很乐意。今后你如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我家里的电话是×××××××。
3月2日早晨，李树贤又给宋书记打电话。宋：我已经给陈西夫同志谈过了，你可以去找他。
李找到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副主任、组织部部长陈西夫，陈说：你的工作问题宋书记已经给我讲了，不过命令已经下了，最近我还要开一个妥处党员的会议，过几天组织部碰个头，把命令收回来。你回去好好工作。
同一天，宋书记把他的意見也已经告诉了刘双全司令员。
3月3日 ，李去到兵团党委组织部，田惠民部长告诉他：你的工作宋书记已经安排了，问题解决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李又去找主管科技工作的毛德华副主席，人不在，只好留下了—封信。第二天回到石河子就打电话给毛副主席，秘书说：信毛副主席已经看了，宋书记安排，他没有意见。
经过一系列程序，李的工作问题总算有了明确的结果，剩下的只是例行公文了。然而谁会想到这一纸公文竟然等了整五年。
1989年6月，李应邀出席在南斯拉夫召开的“第七届国际辣椒、茄子遗传 育种学术讨论会”，出国手续已经办好，兵团政委郭刚反对，未能到会。论文被本届会议论文汇编收录（Li Shuxian,Yang Zhigang, Studies on breeding of autotetraploid eggplant．II．Exploration for economic practicability and aims of breeding programme.VII meeting on genetics and breeding on capsicum and eggplant.YUGOSLAVIA(Belgrade)，1989,75～79）。
同年9月，李接受中央电视台《天涯绿潮》专题组采访，并在中央台抪出。 l989年l0月4日，农八师、石河子市召开千人“贯彻通告惩治腐取公开处理大会”，农八师政委、中共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书记邵纪良在讲话中讲到：“一四三团畜牧公司的私分回扣款22000元的案侧„，还带出了另一起受贿案，涉及副师级干部1名„！”
l0月3日 石河子市检察院向师市党委汇报案情，讲到一四三团畜牧公司曾送给李树贤付师长500元钱，常委会意见：“未经核实，不能轻意定性‘李树贤受贿500元’；副师以上干部管理权不在我们这一级党委，应报告上级进一步调查” 。邵纪良大会不点名的点了李树贤的名，其讲话会后又由广播电台全文向社会连续抪放，并打印成文件下发，传达到全垦区每个单位。
th当日（10月4日）李即向兵团纪委作了书面报告；10月7日又正式向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出告诉。10月8日兵团纪委第一次向李调查，最后明确表示：
1，副师以上干部不归师里管，邵纪良的做法是错误的；2，500元钱是李××等3人以羊毛收购超产奖金名义送你，受到你批评后，暗自留在你家里，你发现后就退还了，李也写了收条；3，这件亊和毛布回扣案不是一回事，说你和李××搞交易受贿更站不住脚。
对李10月7日的告诉，石河子市人民法院院长黄××10月11日和李进行了电话交谈：
l，你告邵纪良诽谤你受贿，但在大会上他并未指名道姓，如果有其他场合指名道姓的证据，则理由会更充分一些；2，希望撤诉。但如果坚持，法院还是要受理的；3，诉状要不要再推敲修改?因为立案后诉状副本要送被告准备答辩。
李回答：坚持要告，诉状不必再改。
10月12日 李去法院正式办理立案手续，该院一位副院长又一次提出没有指名道姓。李声明10月3日常委扩大会到会常委八人，已向六位做了调查，证实邵纪良指名道姓点了他的名。
10月14日，法院以(l989)市法刑字第2 3号文，下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 同日，李向该院递交了“复议申请书”，10月18日该院再次通知李：“经本院复议认为，你控告邵纪良侮诬、诽谤你的诉状没有犯罪事实，不符合立案条件，本院决定不予立案是正确的”。
10月22日，李向自治区高级法院递交了申诉。10月27日又书面报告了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在李的报告上给高院院长和书记批示：“我意应由民庭立案查处，请酌办。郑建国27/10”。自治区高级法院告诉李，征求了兵团意见，兵团有关部门回答：党内问题，应由兵团党委解决。
法院拒绝了李树贤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已人身权益的诉求。邵纪良对有关人员布置：李树贤告我，高院也打回来了，兵团领导态度非常明朗，要动员一切力量，全面举报李树贤。
兵团纪委态度180度大改变，检察院更加积极，逼供、诱供、骗供，前后一年零三个月，连李的非党一般工作人员的儿子也查了。
石河子市检察院 (89)市检刑起字166号起诉书写到：“余款8000元，由被告人李××、张××、刘××分别向原农八师副师长李树贤、一四三团政委×××、原一四三团团长×××、八一毛纺厂供销科长×××行贿(均另案处理)（” 起诉书原件为实名） 。
1989年12月1日—封署名李意诚、题为《一位中年优秀专家、新疆兵团副师长的遭遇》的材料寄给了党中央，后得知道材料由中组部函转新疆区党委组织部处理，区党委组织部给中组部回函：“属正常工作调动，不存在打击迫害的问题。”1991年5月，李树贤在海南省委组织部派员耒疆商调李去海南工作时看到了这份回函。
1990年3月19日～3月22日，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李××、张××、刘××一案，数十名不同阶层的市民傍听了这次审判。在法庭调查、质证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树贤的证词，在移交法院的四册卷宗中，出现的是既是办案人、又是公诉人的于×、王××写的：“李树贤不愿提供证词”的所谓旁证。律师指出：办案人不能做证人，检察机关必须执行侦诉分开的原则。于×、王××哑口无言。
经过三天半的审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 (1990)市法刑一字第6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余8000元，三被告以代劳费名义分别给··(以上赃款均追缴)，并用500元归还了同年八月从公司财务上支取的以“辛苦费〞名义给×××的500元公款(后被×××退回)” 。
法律已经做出公正裁定，但市检检察长王××却还在1990年石河子市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检察院工作报告》中讲到：“如一四三团申××、李××等人贪污受贿案。该案涉及县(团)级以上干部四人·····。”不指名的在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自治区人大代表李树贤进行诽谤。当有代表团要求公布这四名县(团)以上干部名单时，大会主席团及检察院既不公布，也不做任何解释。李树贤作为上一级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对检察院86～88年所办经济犯罪案件错案率过高，1989年以来仍然不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继续搞冤、假、错案提出批评，所在代表团将李的发言整理成简报，竟然被大会秘书长无理扣压，不予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