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影评
诗人北岛曾说：“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苦难的艺术，电影不触目惊心，却刻苦铭心，人性的讴歌和赞颂让苦难都变得艺术，成为血肉之躯，生动了。
我国先后拍了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最近的一部是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再者就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关于这个题裁的电影，不避忌讳，它的核心场面就是屠杀和奸淫，舍此无他，不反映，不足以还原，不还原，不足以警示。而还原了，又实在是折磨 ，总会令国人的痛心，触动人们最敏感和脆弱的神经，民族主义也就油然而生。在《南京，南京》中，也有撷取妓女在人群中举手，选择赴死的镜头，过目不忘 ，让人称道。而在《金陵十三钗》里头，在国难面前，秦淮妓女舍生就义，代替一群女学生赴约，一场注定让十三钗坠入黑暗深渊的晚会。影片以十二钗加上一假钗，登上鬼子卡车绝尘而去，一群女学生逃出生天的一线温暖戛然而止收尾，像是一场悲怆的仪式。
这里引用评论员杨禹的话说：陆，张两人在面对同题时，做了不同的选择，陆川用了更多的精力在侵略者身上寻找人性，而张艺谋则用主要精力在被侵略者身上寻找人性的光辉。
《金陵十三钗》的妓女们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学生的贞操，这就是张艺谋寻找到的人性，人性的光辉。从一开始溺于胭脂水粉，不忘纵欲玩乐，“商女不知亡国恨”到最后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壮举让人震撼，慑服于人性之伟大和不可思议。舍身就义的十三钗保全的已不是简单的十三张处女膜，而是一个个高洁完整的灵魂。不管过往有过的苦楚，心酸和不堪的生活，此时，这些秦淮妓女们拥有着最纯净的贞操，那就是灵魂的贞操。
买办阶层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买办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有其存在的历史土壤。买办是近代中国一支经纪人队伍，同外商的密切交往和互利的共同点，以及助外商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掠取财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
社会大众对买办阶层，由于历史的，阶层的偏见，一般认为买办阶层就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并直接为其服务。买办资产阶级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需要，为帝国主义所豢养，是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工具和奴才，它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又与本国封建官绅相勾结，损害民族利益，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是买办资产阶级，而买办资产阶级必然是卖国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如此，如蒋宋孔陈。
在一些学者眼中 ，如严中平、聂宝璋、黄逸峰、姜铎都基本上对买办活动持否定态度，例如，严中平认为买办处在投靠、勾引和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入侵中国的帮凶者的地位，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
置于特定的政治生态中，这样的评价是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仅仅囿于民族主义，难免会割裂推动社会发展各种力量的关联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部分由买办发展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社会的实业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这一点可以从近代经济层面去解释。
买办阶层这一特殊经纪人，影响了近代工业，为近代中国经济注入了外来血液。没有买办这一中介代理人，西方侵略者不可能获得当时的中国市场广度，可以说买办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到来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的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这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因此在这一方面买办及买办资产阶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许多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变，他们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兴办实业，推动近代工业发展，如生于买办世家的郑观应转投轮船招商局，并在总结买办生涯的基础上，提出“商战”这一先进理论。买办一族，是当时中国人最早接受“西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他们日日与外商接触，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管理经验。在与洋行频繁的交易活动中逐渐脱离了旧式商业的轨道，采用了资本主义的一套经营方式，其活动基本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这就增加了中国的资本积累，也为近代工业生产发展提供经验。无论是洋务运动 ，还是早期维新派思潮的形成，与买办思维都有一定关系。因此，一些买办脱离洋行独立经营使买办资本成为民族资本。他们身上这一特点给中国发展带来些许希望 。
当然，有些买办也形成了股不小的阻力。盘剥中国的本土商人，实行垄断，利用自己的职权，投机倒财，与官僚勾结，最后演变成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买办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任何群体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都有存在的理由。今人论及买办阶层褒贬，难以一言蔽之，如胡适之先生所言：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须持平。谈及买办阶层对近代中国之影响，有值得肯定的，也有让人噗鼻，诟骂的。
陈独秀
一个失败的英雄提供的想象远比专制君主，贵族王爷要丰富，辽远。而今天我却不得不说，一个落难的英雄在自己战斗的领域却彻底失败了，这样的故事，也不得不让人提起。
最开始是《新青年》的创办和发行，紧接着就是新文化运动。世人认识了这一青年领袖。
一代又一代的现代青年学生对陈独秀先生的认识，始于文化的缘故，止于政治的错误。
而对一个饱满的生命，对一个曾背负近代中国沉重变革的先行者，实践者来说，这种认知不过只是冰山一角。盖住了其在历史里的锋芒，隐匿了其应有的地位。
始终奋斗在文艺界的鲁迅，一生与陈独秀未见过几次面，但由于《新青年》的缘故，两分遥遥相望。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对当时的许多文人学者都颇有微词，唯独对陈独秀保留敬意。在其悼念的刘半农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不管鲁迅对陈独秀的某些立场和观点是否认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陈独秀是一个领袖人物，没有太多学理的东西，尽管其话语都是命令的，但他说的都是真诚的。鲁迅看来 ，这份真诚在今日之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敢于身体力行的实现梦想者，唯有这位血性的主编，提倡新思想而言行一致，在那群人当中是不容易做到的。与鲁迅面对数次的追捕，最后逃入使馆寻求避难相比，陈独秀有着不怕牺牲，英勇就义的魄力，从他几陷囹圄，就可以看出。这也是因为他骨子里头有这实践者不妥协的劲头吧。
在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曾声称：改造青年的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李泽厚在其所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说道：实际陈独秀一直都在关注政治，只是这个政治只是国民政治，而非政党政治。而在《独秀文存》中有这么一段话：
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曰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陈独秀对那时的政治环境和实质是分析得很到位的。换言之，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其政治见解比同时期的人走得更远。这种思想与其后期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有着潜在的联系。或者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实践造成了他的政治悲剧。而他的观点放之今日，仍有政要们思考的价值。而这也是他与同一时代文人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更加关注青年一代，更加关注国民的权力。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他不就是一个“公民领袖”吗？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这场毅然绝然与旧文化决裂的运动却最终被救亡压倒。迫于社会现实，启蒙之声压倒在救亡的呐喊中。
1920年8月，陈独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同仁们分道扬镳，有的躲进书斋，主要致力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有的高升，有的隐退，如陈独秀那样屹立不倒，直面各种责难与拷问，抉择与风险的不多。这时，他就像个真正的唐吉坷德，冲向了风车，并与之搏斗。
在党政生涯里头，他是失败的，受排挤的，他的呐喊像荆棘，只是抽打在自己身上。李泽厚曾说其一生都停留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革命阶段。然而，他却在革命之路上，外困于强敌，内伤于冷笑。而他痴情不改，依然大丈夫，如此看来，政客之流的昏昏之状怎比得过其昭昭之明呢？“终身的反对派”，“托派”，“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 这些帽子扣在了他的身上，至死也未能正名。他可以承受排挤的苦闷，却难以容忍外界的污蔑，和他对党的真诚。愤懑淤积于胸，在晚年，他对友人竟说：“今后不属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 。”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个玩笑，他一生投身于政治，却最终不属于政治。
这个曾屹立在历史风尘，用一生的热忱和良知去影响这个世界，用不低头的意志和顽强将自己置于大多数人的对立面的斗士。他的一生事不停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历史的杠杆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精神的力量。
慈禧
不管后人对她的是一生作何评价，作为一名女性来说，能够在中国封建王朝男性统治的传统下掌握这样的权势，拥有如此坚固的地位，她的能力显然是不能否认的。纵观慈禧一生，历经三代皇帝，经历过大大小小内乱外患，是没落王朝的见证者和一定程度上的葬送者。 时代的际遇和遭遇，促成了这样一位有着极强权欲的女性“统治者”，贪图享乐，缺乏先进意识的封建顽固派，同时又是一位有魄力和能耐，善于掌控权术的政治家。
内乱中，对于当时的清朝的统治来说，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她也取得了一定的功绩。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尽管有些客观效果的产生并不是她最初的主观意志，但在历史上来说，这些支持洋务运动这一做法的客观效果毕竟是对近代中国的发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封建王朝里，慈禧的顽固保守，落后愚昧的行为为今人噗鼻和不齿。但一个人因无知而抗击新事物，做出愚蠢的事，自大自夸而抗拒必然的世界潮流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面对历史，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要求去苛求古人。但我们还是要承认，客观的发展趋势并不因主观性的落后而固滞不前。在科技革命和西方自由思想的传播背景下，慈禧的专权与保守是王朝灭亡的药引子，也是近代新文明产生的催化剂。 从变革来说，慈禧在捍卫自己统治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变革的手段和反复行为都带有封建思维方式，即不讲究完整的理论指导，只要是不促动利益的根基的措施都是可以容忍的，又有几分自私自利，利用他人之力固己之私的小人心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在近代发展中走了更多的弯路，也使近代有识之士在凶险重重的摸索路途中开枝散叶，为走向革命之路披荆斩棘 。
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她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再有，当改革可能损害她的统治时，她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集权。这些反复不定的措施体现出了封建的思维方式，
后人对慈禧一生的评价一般都认为过远大于功，甚至觉得毫无功劳可言。但因其主观意志而产生的某些客观效果却是不应抹杀的。这一以腐朽落后形象的末代“统治者”深入人心的事实也再次证明她在历史长河中曾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