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严复，出生在福建侯官的一个儒医家庭。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上我的父亲对我望子成龙，期望甚高，受家风的影响，我自然传承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七岁的我走进了私塾，1866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1877年到1879年，有幸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英国的普茨茅斯大学，然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在英国完成预定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之旅，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留学期间，我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且将之介绍给当时的国人。我非常注重英语的学习，这为我回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著作，打下了一定的语言基础。
1879年我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第二年被调任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后才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我在该学堂任事二十载，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我为避难，不得已离津赴沪，脱离这个学堂。在任事期间，我不被予以重用，再三碰壁科举考试，但也因此。我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潜滋暗长。
我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有所建树，很大程度上与我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有生之年，我有幸将八部西方名著传播至了中国，如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其中我尽我所读，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迈出了我挑战封建儒教的第一步。我或许是一个启蒙思想家，我译书是为沟通中西文化，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启迪人们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
时至今日，我依然为我初所选择启迪中华的道路而骄傲，当我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看着国人的思想一点点的进步，我中华有望，深信不疑。
1905年，严复再次游历欧美诸国，这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开始认识到了资本主义虚伪性，对西方社会的愈加了解，于是我开始在价值观念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作了一定的肯定和认同，这与它早年肯定西学，虽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一定对比，但这并不与我提倡西学的主张相冲突。
在我的晚年，由于在政治上与袁世凯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用，为时人诟病，思想也失去了感召力。现在看来，仿佛这是老天向我开了个玩笑让我止步于“天演论”和以英国哲学思想为主的翻译工作，造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阴影。我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学思想的中国人，事实上，当时如果我能向右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军国主义的斯宾塞思想，向前进一步就能进入孕育现代法治化主义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会主义的黒格尔马克思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