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望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的荣辱得失，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置之脑后。
第一种叫“浑沌派”。这派的人，可以说是没有脑子的生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该为什么担忧，不知道该为什么愤怒。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瞎逛，困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房间里就是他的小天地，为了争一点小钱可以拼上性命。他们连有应当要做的事都不知道，又何谈去不去做呢？连有国家都不知道，又何谈国家亡不亡呢？他们就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牢笼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愿意知道。世界的整个中心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思想占据整个头脑。他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生活，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是自走机器人，能活动但不能思考。
第二种叫“为我派”。这派的人，就是俗话里说的被雷劈了还捂住钱包的人。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虽然都知道，但是如果应当做的事情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就只作旁观者而已；如果这国家灭亡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我也只作旁观者而已。这种人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对于一件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最好，但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于是止步不前。只要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的事，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持观望状，绝不会涉水。 第三种叫“呜呼派”。什么是呜呼派呢？这些人只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而再不会做其他事情。看起来他们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哀叹时局。你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则会说确实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可是怎么做呢，无从做起啊。你告诉他们国家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说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过这国家已经没法挽救了啊。你进一步追问，他们说这就是国运，是天命，没办法了。他们最爱说的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他们最爱做的是“束手待毙”这一句话。就好像看见火烧起来，不做努力去扑灭，而只是叹息火势太大；就好像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去救人，而只是痛恨水流太急。他们的思想能够跟得上时局的发展，但却始终是没有行动的，他们的诸多想法最终都会幻化成一声哀叹。这类人是从不付诸行动的，哪怕坐以待毙，唉声叹气的感叹，也不会行动起来反抗，始终用嘴来观望时局。
第四种叫“笑骂派”。这派的人，你说他是旁观，倒不如说是后观。因为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你背后，用冷言热语来批评你的那种人。笑骂派们总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呢？不做事当然就无可指责之处，作旁观者当然也无可指责之处。他们总是衣服救世主的样子，无论事情好坏他们总有一套说辞，要是让他亲自来做来说，他们又目瞪口呆了。
第五种叫“暴弃派”。暴弃派的人呢，则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笑骂派的人，总是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暴弃派的人呢，总是期望别人不期望自己。认为那么多人总有比我做的好的，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种人是极不负责的一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么事情还有人做吗？他们总是推脱责任，觉得并不是什么事都非自己不可，于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等待别人去做。 第六种叫“待时派”。这派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旁观者，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旁观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话。一般的旁观者是旁观别人，待时派的旁观者则是旁观时机。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他们就是那些等着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不过是想要等待观察风潮的方向，从而能够跟风站队顺手拾取点好处，风潮向左他们就跟着往左跑，风潮向右他们就跟着向右跑，这是浅薄者的本色。所以待时派的人，是旁观者里面最机巧的。
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读《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就拿我自身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属于“待时派”的那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