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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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明
041101020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这本书以下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前三章讲治史的主观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
近现代史学的主观观念，都逃不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两种形式，一是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启超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政治生涯其治学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因此，梁启超
对于史之意义的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观之，梁启超这部书，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的必要，实现汤因比所说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都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现代史学也要经历这一过程。但是这一过程本身多夹杂时代精神和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这种现象虽说是古以有之，如关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因后世记史者的主观色彩过浓而时至今日仍然争论不休。梁启超氏对于这一点是有觉悟的，他在此书中论述道：“著述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
第二章详述过去中国的史学界。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在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有关，资料详实，论据充分且有思想性。他认为，“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并举证道：“《汉书.艺文志》以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家，著录者仅四百二十五篇（其在迁以前者，仅百九十篇）。及《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乃骤至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卷，数百年间，加增四十倍。此迁以后史学开放之明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页）梁氏思想激烈，文采飞扬，对于司马迁有认同与怜悯之心，说其投入史学之经历与情感甚多一点也不为过。说司马氏为中国史学之一泰斗，是可以的，毕竟一部《史记》恐怕是后世史家攀越不了的高峰了。而说他为中国史学之鼻祖，恐怕有些偏激。一则否定了司马迁以前的治史者；二则古来中国史官记史的习俗，并没有因司马氏而破；再则司马迁“究天人之迹，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史家在治史中融入主观色彩的开始，好在司马氏还算把握的不错，而后代史家，恐怕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矛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司马氏这种治史之态度，使中国神话的历史化，也难免不给历史蒙尘吧？并且史学之建立，当在一过程而不在一人。而其列证，史部著作之增多，东汉后期纸的发明是不是使著述立说记事更加容易一点？
第三章讲史之改造，从旧史学思考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里，从旧史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转向近来文化史研究探讨中的寻求因果规律，在民族的历史中演绎民族的现在未来，可以说是这种史学转变的根由所在。如其所言：“史学范围当重新确定，以收缩为扩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正是这种历史研究的变迁，使文化史的研究成为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正如梁氏所言：“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7页）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页）梁启超这本书，在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史料的处理上，可谓是集大成者。梁启超史学的方法论受益于明末清初黄梨洲、顾亭林、万斯同以及清之戴东原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于颜李
学派的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很是推崇。正是在这种思想源流的综合与历史变迁和时代的使命中，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总的体系上看是受西方近代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历史科学及进化论的影响，而就其最基本的史料的研究而言，还是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实现。其对于史料之辑佚、考证、辩伪等等，对后来之学者，如其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的疑古思潮，陈寅恪治史的考证法等等，都有一定影响。
尽管对于历史学之任务历来众说纷纭，但比较认同的是，历史的任务在于使历史真实。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王铠运之《湘军志》。史料的重要性，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而何谓史料，其道：“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6页）其内容包括文字记录的史料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作者对此都要一一的详述。而即使如此，史家对于史料缺乏、真伪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因此，史料的收集与鉴别就成为史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梁启超此书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之法很是翔实，如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对于哲学史料的整理就大篇幅的引用了梁氏的历史学研究法的内容。
第六章讲史迹之论次，说怎样理清史料的眉目，按他所说：“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7页）梁启超头脑聪明，文采风流，这方面是他的长处，他的文章，哪怕是学术史之类的读来毫无精神疲惫之感。而在杂乱的史料中，通过造表法等理出一条简练的思绪的确是治史良方，他说：“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倾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而梁启超史学的因果规律的寻求，受西方自然科学和中国佛学的影响，运用在历史之中，则希望在偶发或孤立的历史中寻找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如他所说：“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8页）历史到底有无因果，是所有历史学者所面对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梁启超的这种探求，结果必然将历史放入环环相扣的链条中，通过这种关系将散乱的事实系在一根绳子上，有点结绳记事的感觉。而最终结果是使史学研究变得凝固起来，失去了流水的轻快感。而后现代史学，也无非是要把这根绳子拆开来，。因为不太喜欢现代史学的这种方式，而且后来连他自己也承认当时求因果关系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起因果规律了，认为至少在文化系是没有所谓的因果规律的。
最后，想引申到关于清代史学的问题。清代史学的建设，主要是围绕一部《明史》的编修，史家为万斯同（季野）与全祖望（榭山）的史学著述和成就以及清初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大约清初的学者，或为前明遗臣，或者受传统的满汉观念以及儒家道德哲学的影响，对于新王朝的统治，多半采取抵触的态度。即使后来发现抵触反抗是没有用的了，也多采取不闻政事、不食当朝俸禄的态度。对于清朝政府的命令，也多以行动来反抗或者逃避，比如为了不剃头发，就干脆归隐山林。因此，由明末入清的大学者，多半不闻朝政之事，或着归隐山林或着隐居市井修书讲学。这一现象在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人身上莫不如此。梁启
超认为，整整一部明史，其学者是很有气魄的。自唐以来中国开始了官修史书，后代人修前代史，尤其是紧邻的一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惯列，清朝也没有例外。究其原因，大概除政治的因素外，就是梁启超所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最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徨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7页）中国的学者是复合型的，大家的成就大都杂和着近代分化出来的各种学科，因此亭林、梨洲、船山等人的著作中都参合着关于史学的东西。而梁启超也是这种复合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出身明末清初的学者，虽然对于清统治者极为不满。这一时期，有真学问或者自认清高的学者都以就职朝廷为耻辱，对于朝廷的任命，也是惟恐避之不及，而不单是清廷单方面的对于汉族士人的不信任。这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不调和的情况，在清初是非常严重的，然而，官修的《明史》，仍然是由这一批明末清初的学者来完成的。究其原因，我想一来如徐乾学、徐元文兄弟等一批与民间学者有裙带关系的士人在朝任职，如徐乾学本是黄梨洲的亲戚，同时他又是朝廷主修明史的主持者，因此明史稿本虽然是官府在修，实际被当时的大学者遥控。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历史学家本来的责任感，历史学的目的既然在于还历史以真实和记录历史，因此虽然对当朝不满，但仍然要负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担当起自己的重任。这也就是黄梨洲、顾亭林等人在明史的编撰修理上尴尬、独特、无奈的地位。而梁启超感慨的清史，尤其是对晚清史学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我想任何一个时代的治史者，都会有如此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