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道德”的经济学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很著名，核心意思是，人都自利，倾向于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近三十年来，中国厉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发展，倡导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也跟着大红大紫。但三十年下来，社会失序，道德滑坡，使不少人对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假设满腹狐疑，以为社会混乱如此，鼓吹经济人理性的经济学难辞其咎。
然正本清源，经济学之诞生，并非着眼于个体的发财致富，而是要探寻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繁荣之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这一点上与重商主义截然对立的。重商主义是商人的经济观，只知多卖可以多赚钱，因而奉贱买贵卖的钱货交易为圭臬。而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开拓社会的终极富源，因而眼界迥异：靠贱买贵卖，局部个体或可致富，但整个社会的终极富源，只能是全社会成员的劳动付出。着眼于社会发展而非个体致富的现代经济学由此发轫，而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利益观成了经济学探寻“国富”之源的第一个方法论支点。
基于这一视角，就有了关于“国富”之源的第二个问题——社会分工。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个体财富的简单加总就是“国富”，个体的产出增长就是社会的财富增长。但在基于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个体的产出要想成为社会财富，必须符合社会需求。不合社会需求的产出，于“国富”无补有损。亚当·斯密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发现，市场的“无形之手”能解决这一问题——处于社会分工之中的厂商，虽追求自利，却能适应社会需求。《国富论》描述了供需双方间的这种激励兼容，并视其为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特征。但对这一点，斯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新古典经济学，推出边际分析，现代价格理论由此滥觞。按这套理论，市场中的生产方和消费方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相互博弈，构成供给与需求间的负反馈机制，这类负反馈机制能在长期中确保社会资源处于有效率配置的均衡状态。在这一解释框架当中，经济个体虽只求自利，却须相互顾及对方的利益。若供方不能满足需方的要求，需方会退出合作，供方的利益随即归零；反之，若需方满足不了供方的要求，供方也会转向，需方的利益亦立成泡影。因此，从社会整体来看，市场经济中谋求自利的供需双方其实相依相存，互以满足对方需要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这样，新古典经济学第一次在理论上论证了市场交易中供需双方间的激励兼容，从而阐释了斯密所述“无形之手”所以有效的内在机理。
承认人皆自利只需感性经验，而揭示市场中供需双方间的激励兼容，却需相当的理论抽象力。边际主义革命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突破。由此，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成了经济学思维的前提，经济学开始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寻求不同主体间的激励兼容成了经济学探寻“国富”之源的第二个方法论支点。
但是，新古典价格理论对“无形之手”的阐释仍有缺陷。因为，新古典理论中的市场体制是自洽的，它不依赖其他社会条件，但实际生活并非如此。新古典理论看漏了保障市场机制有效作用的制度前提。现代经济学通过两个阶段的理论发展揭示了这些前提。
首先是上世纪前半期兴起的产业组织分析。这一派学问的核心理念认为，供需双方的激励兼容有赖于竞争性市场，当存在垄断（无论是卖方垄断还是买方垄断）时，市场失灵，激励兼容便失了保障。而为了遏制垄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产业组织分析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但它的结论是，从放任自由的经济人推不出供需和谐、激励兼容的结果来。无形之手的有效性离不开有形之手的介入。
其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革命”。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是否有效，取决于多种制度。如受保障的产权、可执行的契约、公正的司法、有效能的政府等等。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可取，原则是看它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对社会整体来讲是弊大还是利大。产权理论的开创者R·科斯明确强调，法官之裁决经济纠纷，其实是为社会做资源配置决策，因而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权衡利害得失（“社会成本问题”），并保证社会整体获益的最大化。所以，注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以确保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经济学探寻“国富”之源的第三个方法论支点。
做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是成本-获益分析，即在分析行为主体的行为时，先比较行为者所需承担的代价和他所能获得的好处，并据此来评估行为后果对行为者的利弊大小，然后根据趋利避害的逻辑来判断行为者的可能行为趋向。这套方法赋予经济学以独到的社会洞察力，它不仅能有效地解释所有涉及经济价值的人类行为，如供求博弈、市场竞争、投资决策、冒险创新、商业合作等等，而且还能被用于无涉经济价值的社会领域，如政治、司法、婚姻、教育等等。在经济学分析的透镜下，个人虽本性自利，但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却能互利共赢。经济学分析在各社会领域中的运用大都起到了理解社会秩序、促进交往合作的作用。
罗嗦了这么多，目的是要说明，经济学理论虽以自利的经济人为逻辑前提，但所追求的目标却是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它肯定个人私欲的正当性，但绝不主张放纵私欲。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人的自利倾向是伦理中性的，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来讲，人的自利既可以是积极因素，也可以是消极因素。个人自利在社会中究竟作用如何，取决于社会中的利益整合机制，取决于制度。在设计得当的制度环境中，个体只能通过增进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时，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激励兼容的状态之中，个体的自利倾向不仅于社会无害，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无穷动力。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探索造就激励兼容的制度，使个人为了自利而成为社会利益的积极增进者和维护者。
研究和设计制度离不开人性自利的前提，一旦否定了这个前提，对制度的研究和设计都将丧失意义。因为，无论什么制度，就作用性质而言，无非是奖励和惩罚两大类。但奖励也好，惩罚也罢，都只有在人皆趋利避害的情况下才能生效。如果人的本性并非趋利避害，则任何奖励和惩罚措施都将失灵。其实，古今中外所有的现实制度，无不讲究奖惩，从而都是以人性自利为逻辑起点的。如果人人都是“君子国”里人，性喜“好让不争”，则无论奖惩，都属多余，从而研究和设计制度也就成了无的放矢。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经济学并非倡导唯利是图的学问。经济学所依赖的经济人假设和成本-获益分析，是方法，不是价值；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自给自足和分工合作中，经济学崇尚分工合作；在封闭割绝和通功易事中，经济学赞美通功易事；在一锤子买卖和重复博弈中，经济学倡导重复博弈；在囚徒困境和互利共赢中，经济学追求互利共赢。所以，知道经济人，不等于知道了经济学；会用成本-获益分析，不等于掌握了经济学的真谛；只有懂得如何用这套方法来探索和设计确保激励兼容的利益整合机制，才是真懂了经济学。
有着眼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目标，有独到的成本-获益分析，使经济学在分析和解释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问题上具有了独特的视角——强调社会制度，不强调个体道德。因为，在现代经济学看来，道德也是一种制度，它的作用方式是个人自律，而道德自律的有效性依赖于“小社会”或“熟人社会”中的声誉机制和排斥机制。因而，在稳定且范围有限的社会交往关系中，道德能有效地促进个体利益的社会整合，但一进入大范围的非稳定社会交往关系中，道德机制往往失灵。与“大社会”和“生人社会”相匹配的有效制度主要是法律、法规那样的正式制度。那类制度的有效性主要依赖有效的司法惩罚。
现代社会的主体不是传统的熟人小社会，而是以生人为主的“大社会”。对于现代社会来讲，要有效保障社会的有序性和利益整合，主要途径只能是完备的法治。毫无疑问，道德于现代社会仍不可或缺，但它的有效性有赖于法治的有效性。对现代社会来讲，如果不能凭借正式制度对各种“不道德”行为施加有效的约束和惩罚，道德劝诫无异于空谈。所以，经济学之“不讲道德”，不是要否定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传统美德，更不是在倡导“丛林社会”，而是强调，单纯的道德自律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制度需要，确立法治才是保障社会有序化的根本正道。
中国历史上德治传统源远流长，中国文化论人议事总爱往道德层面上扯，以为只有那样才算分析到位、见解深刻，才能解决问题。由此而来，在分析个人行为上，中国人好追究行为者的品格和动机，不注重探查行为背后的制度根源。这种思维方式阻碍了国人的视野，使人们在面对社会性利益冲突和社会失序现象时，只知辨别好人坏人，却想不到调整和改革制度。
中国社会眼下面临的道德困惑实质是私欲横行，它源于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因为，中国现有的社会治理结构仍未脱出传统的德治模式，它不适应利益多元化社会在利益整合上的要求，它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间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不根本改变这一局面，指望靠道德宣教来应对道德滑坡，犹如胶柱鼓瑟。这是以政治文化上的过时理念来应对社会治理上的全新挑战。在现代经济学看来，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积极创新、清正廉洁、尽职守法等行为规范不可能仅靠道德说教来得到弘扬，而要靠竞争和法治来加以诱导。所以，经济学之不讲道德，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没有伦理上的规范追求，经济学是将自己的伦理目标寄托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之中了。
将经济学在分析上倚重的经济人假设等同于倡导自私自利，是源于无知的误解。经济学在分析上的“不讲道德”植根于千百年来的人类经验积累，其中蕴含的大智慧远超出了一代人感性生活所能涵盖的经验容量。对当今中国来讲，不注重汲取凝聚在现代经济学中的深刻启示，想顺利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