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政策与和谐社会
张勇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社科院社会工作系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一是经济要繁荣发展，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轻也不成，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倡导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因此，维护公平公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一、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一词为德国人首创，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解决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在传统上有两种定义，一为德国学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一为英美学界的定义，即社会政策是政府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综合起来看，社会政策就是一种面向社会全体成员，以追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国家政策。
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失业和贫穷问题。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纳特在伦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所社区服务中心，称为汤恩比馆，由此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的社区改良运动，并出现了最初的社区个案工作。这是最早的社会政策专业化的雏形。英国费边社的出现，推动了社会政策的演变。费边社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派别，注重缓进的社会改良和社会建设，提出设立社会福利国家，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各种财政政策、立法渠道实现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1936年出现的凯恩斯主义提出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和保证充分就业，这需要社会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通过实现财政赤字政策、累进税收制和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达到扩大社会需求的目的。1941年英国的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撰写了题为《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是一个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主张建立全社会的公民保障制度，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医疗保健、养老金。英国以此报告为蓝本，建立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1948年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便先后陷入了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困境，使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弊端显现出来，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危机。欧洲和美国都先后对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政策进行了改革，以使社会经济得以协调、持续向前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关于贫困、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其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缩小，社会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社会政策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个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适时的实施社会政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社会政策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目的在于通过社会政策的实施，使社会问题得到缓和或解决，使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能够协调发展，促使社会进步。
近30年来我国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空前的，如何解决发展过程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焦点。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3；郑杭生，2003）。
二、社会政策的背景：中国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与不断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贫富差距过大、教育、医疗、住房、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恶化等诸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化解不和谐的因素，正视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分析其存在的社会原因，探寻解决的途径。因此，认清这些社会问题就成为研究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背景。
2006年3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按照社会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4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1份，调查误差小于2%。在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排在第一至第三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排在第四至第六位的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排在第七至第十位的是“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1、贫富差距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也正呈逐渐拉大之势。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90年代末期就变为0.4581。这一数据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仅仅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稍好。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更为糟糕的是，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当今，中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
对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主流曾认为，这是打破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然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并未扭转。
基尼系数的加大意味着社会已处于严重不公状态，而这种不公状态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那就是既得利益者在获得收入上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能力”包括贪污腐败、包括权钱交易，包括政策与制度的倾斜等等。旅美华人学者、《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在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这种严重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曾披露，2004年，中国各地共发生5万8千多起聚众抗议事件，相当于10年前的6倍多。
2、医疗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主要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煮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老百姓甚至将“医疗、教育、养老”三大支出喻为“新三座大山”。这些感受得到了相关部门研究成果的证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1992年 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在医疗系统涌现，卫生系统以市场化改革的取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1998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加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国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允许民营资本、外资进入医疗市场，即如同国企改革一样“国退民进”。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改，导致出现了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深圳天价医疗事件和药品价格的虚高等诸多事件，最终使医改失败。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5年的6623.3亿元，而在这飞涨的卫生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降至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至27.3%，而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在2001年达到60%。老百姓负担之重十分明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王绍光教授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70%，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9.3%，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百分之57.2%，而中国则只负担了百分之39.4%。
王绍光分析说，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于政府负担，即使是穷人也能获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3、教育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教育为民族造就大量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在某些方面走向了它功能的反面，失学儿童、因高昂学费把不少孩子隔在学校大门之外等。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教育的政策，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种种做法，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原有的差距。
教育投入不足这首先是由于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的目标，却至今没有实现。教育经费短缺的现实一直存在。二十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以下，1986年和2002年是两个高峰，但从来没有超过3.32%。其中的教训是，必须建立教育公共财政制度，使教育投入和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纳入法制的轨道。
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价值和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三级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等级化的学校制度等等。它助长了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失衡，制造了严重的学校差距。
社会力量办学滞后 客观而言，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是私立学校。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是71%，印度是59%，香港地区是55%，台湾地区是59%，韩国是80.5%。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
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美国和日本。因此，我国的社会力量办学亟待提高。
4、住房问题
近年来，住房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特别是一路飙升的房价，让众多购房者望房兴叹。目前形成的以市场化取向为主房地产业，是住房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投资的迅速增涨与投资过热。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遭重创，国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于是房地产成为拉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的年增长率，从1998年的13.7％迅速提高到200
3、2004年的30％左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额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199
7、1998年的12％迅速提高到这些年的接近20％。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偏好；另一方面，住房投资过热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分依赖房地产业的发展，金融信贷风险增大，经济产业结构协调等问题迅速凸现，各种能源、电力、建材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涨价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商品房价格的迅速上涨。自1997年以来，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一直呈上升势态，而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过高的房价成为普通公众抱怨政府和谴责开发商的焦点。2004年的房价的涨幅甚至激增至15％。在个别地区，房价涨幅甚至接近30％。与此同时，住房投机已经从大城市迅速波及到许多中小城市。房价的迅速增长，超出普通家庭的承担能力。
住房供给结构失衡。这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商品房的大量空置和经济适用房的供应不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到2005年11月末已经达到1.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4.2％。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仅为606亿元，所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为4.6%，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由于政府监管不严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操作，许多经济适用住房项目都变相成为高档住宅，甚至引发了对经济适用房制度本身的极大争议。市场上对高档房屋的过份提供和对较低房价的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不足，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对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实施社会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约翰·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是社会的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所有的社会改革都必须使社会中最不幸的人受益，否则，该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的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因此，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只有保证了社会公平、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得到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1、倡导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经济公正，也包括政治公正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公正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权利和同等发展机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间能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与其贡献相对等的有所差别但恰如其分的回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公正的含义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全社会要倡导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使其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首要价值。
2、社会政策天然的倾向社会弱势群体
社会政策这门学科从产生之初，就天然地倾向社会弱势群体。19世纪以降，伴随工业革命等现代化运动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政策的起源，则在于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1873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政策协会，其背景是19世纪下半期
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形成了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源泉的巨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工人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风险，德国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并以法律形式颁布实施，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首开了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制度之先河。
中国已经历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上文所列的一些重点社会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问题，并且已成为近年来社会发展的焦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把关注民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把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减少贫困、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放在突出位置，制定出针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才能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3、社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在1998年举行的“欧盟社会政策”论坛上，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T·坚金斯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保护能够帮助促进和推动经济运行。无论是在欧盟层次上，还是在各成员国层次上，社会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发展已经获益良多。„„社会保护削弱会转换为糟糕的经济运行。反之亦然。从而形成消极和每况愈下的轮流恶化，形成低消费和人民被迫减少需求，反过来又造成企业裁减人员，经济发展缓慢或倒退。”坚金斯的观点对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好的思考意义。近几年来我国的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加之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压制。而低水平的消费会制约生产发展和经济的增长。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保障的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社会政策的制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中国目前社会政策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一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面是社会事业衰落。社会发展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人们对社会政策内容的理解往往比较狭窄，把社会政策等同于社会保障，或者是仅仅局限于一些应急性的措施。然而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清楚地揭示出社会政策的范畴远远大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也不同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一切都以经济为“纲”，好像只要把经济搞好了，经济发展上去了，其它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经济政策似乎可以代替社会政策。从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看，这种指导思想已经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实际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两种政策。因此，我们在研究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当把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来对待。惟有如此，才能将社会政策的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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