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电车难题》和《公正》
关于“电车难题”的情节在这里不多赘述，省下笔墨，来聊聊一些更实际的东西。
【为了利益？】
功利主义者在此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一人救活五人”，并认为由此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或“多数人之幸福”，然而那可怜的“少数人”，真能被如此利用吗？
Kant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到：“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着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是能够从无数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中，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并说“决不能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 总而言之，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笔者对此表示赞同。
把人当作手段，意味着个人屈从于集体，个人只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突出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和“整体的社会性”；而把人当做目的，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把他人当作自由、平等的存在来对待，突出的是“个人的权利性”和“权利的个人性”。在此处，“个人的权利性”强调的是“权利”，即个人“拥有权利“，并因此而获得自主做出决定和选择的自由；而“权利的个人性”强调的是权利为“个人所有“，任何人无理由向其他人的权利施加压力，迫使他人对某种权利争取或是放弃，甚至强加或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任何违背权利人主观意志的外力施加行为，甚至仅仅是外力施加的行为，都将被看做一种对“个人所有”的权利的“不正当的干预”。Kant对此的论证过程为：人作为理性而存在，因“理性”而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也就是说，人因“理性”而拥有权利，此种权利表现为主体在“意志自由”下进行“自律地行动”，并因此值得拥有“目的角色”而非“手段角色”的尊严和尊重。
基于此种理由，笔者也认为，尊重人的尊严就应将人当做目的本身而非手段来对待。在电车难题中，牺牲一人挡住电车而救活另外五人，就是把这少数的“一个人”当做工具，来换取更多的“五个人”的生命；少数的“一个人”并没有被当做“目的本身”而被赋予与多数“五个人“一样的尊重，即未被一视同仁地当作“自由”、“平等”的主体来对待。因此笔者不提倡“以一换五“。并且，此种从“形式上”表现为“利益最大化”的做法，真能保证在“实质上”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吗？
【“数量”=“利益”？】
何为人之“利益”？笔者认为，“生命”、”自由”、”尊严”等诸如此类，为人之根本利益，而这些利益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有价值上的不可衡量性，通俗一点表达，即不可量化其价值。至于“赔偿”之类的行为，充其量也只能被定义为一种“不等价的安慰”，金钱无法衡量生命、自由、尊严的价值。 此外，正由于人是“目的”，决定了我们不仅不能量化人的各方面价值，更不能对人作为个体的“完整价值”进行量化，也就是说，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不能被他人以任何非平等的眼光看待，并且这种平等，不能被用以“计数”，即不能作为某种具体的、相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平等。也正因此种平等具有抽象性，我们无法得出“五大于一”的结论——每个人都作为理性而存在，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
事实上，很多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利益，仅能被看作是“眼前利益”。这里的“眼前”有两种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指功利主义者将人的利益“皮囊化”，也就是说，仅关注最表层的“数量”、“形式”方面的利益，诸如“多数”之“幸福”；第二层是指功利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仅看到了当下，而未考虑长远，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仅能维持“短期幸福”。
对于第一层含义，首先，关于“数量”的问题，笔者已在上文进行解释，即诸如生命、自由、尊严之类的人之各方面利益，无法进行具体量化；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而拥有的“个体的完整价值”，更是不可被估价。对于“形式”的问题，笔者并不认同“幸福”就是人之利益的终极目标，因为除幸福之外，诸如“道德”、“公正”等，也都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并且难以达成全人类一致的先后顺序选择；相反，“人”才是人之利益的终极目标，这便又回归到康德的说法，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对于第二层含义，由于“大多数人的幸福”总是建立在“少数人不幸”之上，那少数的异议者总是被迫沉默或是被限制自由思考，如此长而久之，轻者可能削弱社会的进步能力和活力，重者可能最终造成公正的丧失。毕竟真理也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另外，即使并非真理，异议也能给多数的“正统观念”提供一些参考，或带去一些有力的挑战，防止其陷入“荒谬的一致性”，变成教条和偏见。
因此，在“人”之难题上，简单以多数或少数来判断利益和价值，实失偏颇。
【为了道德？】
Kant认为，“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和成就”，“它本身就是好的，无论它是否盛行”，“它应当‘遵守’道德法这一点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为了’道德法而被完成”。也就是说，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其结果决定，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动机”决定，重要的是你的动机：如果出于一种外在的、被动的目的，例如为了自我利益，为了少受非议，那么便不能称之为“道德”；但若是出于一种内化的、主动的自然，例如我就是想为他提供帮助，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然，是我自然而然应该做的，我并没有产生其他任何“非自然”的意图，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强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真正被称为“道德”。
基于此种理由，电车难题中，“以五换一”的做法很难用“道德”对行为动机加以掩盖。因为若是出于害怕被骂成“不会计算的蠢货”而救另外五人，那么便是出于一种“非自然”的动机，当然便不能称之为“道德”；若并未顾忌旁人的非议，而是自发想人为干涉电车走向，但只要有“少数一人的牺牲”的存在，便永远无法对此种行为的“道德性”说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你永远无法对一个原本不该死的人说：“让你死是出于真正的‘道德‘。” 【“对多数人的理念或善”=“道德”？】
在此，有人对 “道德”定义产生疑问：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难道不是大多数人认同的理念或是善意，就是“道德”的内涵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道德的判断标准并非来源于“数量”，而是像Kant所说，道德标准源于“动机”。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它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善正价值的事物一样”。
人类历史上，符合大多数人认同的理念或是善意，却并不能被称为“道德”的事物或行为比比皆是。例如蓄奴制度、对种族的歧视、对同性恋的反对等等。毕竟历史的车轮一直前进，人类的观念必然会不断变化发展，前述所举例的例子，当对传统观念的反对意见首次被提出，必定被指责为“非道德”的异端行为；然而，当我们经过了那“思想的革命”，走过了那段新旧交替的腥风血雨，再回望过去的种种，才发现过去“多数人的理念或善意”并非道德，只是旧习旧观念罢了。
此外，笔者还想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社会现象，即“乌合之众”的现象。此现象的提出者Le Bon认为：当许多的个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时，就会产生独特的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通过彼此情绪上的相互感染，使个人不由自主的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又因为由理智主导事物的发展趋势远远没有由情感趋势来得快捷迅速，人们便往往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念，盲目的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因而对于群体来说，往往只能够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情感。由此看来，在这样一种“乌合之众”的大众心理剖析之下，“多数人的理念或善”便很难成为“道德”的辩护词，而生活中高举“道德”的旗号干涉他人的私人生活和权利的亦比比皆是，严重的道德绑架对当事人的伤害程度，在某些层面上决不小于真正的绑架行为。就像这样一句话所表达的：“所谓民意，有时可转化为另一种程度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比所谓专制，来得更隐蔽，影响也更加深远。”
【说开去】
读完《电车难题》和《公正》，笔者还联想到一个我国几千年的“传统”，即“个人让利于国家和集体”。笔者认为，此处说好听一些是传统；说激进一些，便是几千年专制的遗害，或是集权政治的恶果。
我国经常提倡的“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要优先于个人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功利主义”。为了让此种“功利主义”为人民所接受，大多搬出“传统美德”之类的说法，上升为一种“不遵守即为小人”的“君子之德”；亦或是说出更为荒谬的理论，如“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云云。此处，很明显的一点是，我国推崇“集体/国家本位”；然而，面对庞大的国家权力，渺小的个人往往无能为力，提倡的个人权利也有诸多名不副实之处，比较典型的一点是宪法中规定的各类公民权利。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一旦严苛便只会更严苛，而一旦宽松却不会更宽松；换作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干预亦如是。道理如前所述，个人相对于国家和集体，力量过于渺小，国家有强制个人的力量，个人却决无强制国家的力量。因此，在此这种恶劣环境下，若仍不断强调集体和国家优位，忽视个人权益，极易陷入一种“集体吞噬个人”的漩涡，而此种漩涡所能带来的恶劣后果之一，便是集权，甚至专制。
末了，笔者并不奢求个人优于集体和国家，然而笔者着实企盼 “个人”得到更多应得的“尊重”。
后记：
笔者还联想到另一种社会现象，即“双重标准”现象。在电车难题中就表现为：若把轨道上的少数人换成亲人、好友之类，许多人便不会再选择“以一换五”，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上文提到的“道德”的补充。笔者认为，只有一种“无差别的道德标准”，才能称之为“动机纯正的道德”，否则便仍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伪善”。然而毕竟人是感情动物，过于大公无私似乎亦有不妥，正如《悲惨世界》中贾维尔对他心目中所追求的“公正”矫枉过正一样，因此对于这一点，笔者亦有诸多困惑之处，想日后读书求问，若老师有书目推荐，学生不胜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