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活·哲 理·故 事
——2005年1—6月《报刊文摘》美文精选
没有任何借口
现在有一篇流行的文章叫《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说是在西点军校，学员应对长官的问话永远是四句话：“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除此以外，不能多说一个字。因为军官要的只是结果，而不是喋喋不休、长篇大论的辩解。
听起来，没有借口显得冷漠不尽人情，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凡事都寻求借口，那么生活将会变成怎样„„再美妙的借口对事情的改变无任何用处，与其把诸多时间枉费在寻找借口上，不如主动反思、检讨自己的不足以及改进这些不足的建设性方法。
（摘自2004年12月24日《中国妇女报》作者晓晓）
风落之果
在某便利店门口，看到一女士掉了一元硬币，刚好滚到不远处的一个乞丐面前，他当时盘腿而坐，因为下肢残疾，所以他捡起那硬币，极吃力地高高举起来，要还给那女士。那女士微笑着，摆摆手，顺水推舟，就把一元钱给了那乞丐。我看到这一切，会心一笑，这是都市里的一幅即兴画卷，很美，还有淡淡的喜乐色彩，泛着些许的温暖。
小时候，在乡下，很穷。但是妈妈常会给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一些惊喜，因为她可以变魔术似的，在桌子上摆出一些时令水果，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我们买米的钱都没有，怎么可以奢侈地吃到水果？但是妈妈做到了。春天有枇杷、夏天有桃子龙眼杨梅荔枝芒果、秋天有石榴橄榄、冬天有柿子橘子板栗„„那是些丰美富足的早晨，妈妈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第一个跑到不远的“万果园”里去捡“风落之果”，在水果成熟季节，晚上总有风吹落一些被小鸟啄过或者承受不了自身重量的果实，果园主人对于起大早来捡落果的穷人，一直心存宽厚与仁慈，没有刁难，而是默许。有一次刮台风，龙眼树下都是果实，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老天有眼”，我们可以大饱口福了。结果，我们被妈妈臭骂一顿：“我们怎么可以幸灾乐祸？人家的损失有多大，我们怎么可以高兴呢？”妈妈的想法是朴素的，人家落难时，我们不能趁火打劫，只有别人丰收时，我们才可以分享他人的“风落之果”。
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梦到那些诱人可爱的“风落之果”。
今天早上，我又看到了它，那是一枚滚落在乞丐面前的硬币。
（摘自2004年12月29日《今晚报》作者罗西）
坐
车
父亲好不容易进一次城，我陪他看过高楼大厦后，又打的去一处风景区玩。下车时，父亲看见我给了司机20元，就说：“坐一阵车怎么要这么多钱？”我说：“不多，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从风景区出来后，父亲不肯坐车了。从风景区到家有10公里，走回家那还不得累死？我还是叫了一辆的士。父亲见我不听他的话，就生气地自己走了。我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
说最少要25元。我预先付钱给司机说：“等一会儿见到我父亲，你就说只要两块五毛。”司机问我为什么要骗父亲，我说：“我父亲刚从乡下来，他心疼钱，死活不肯坐车。”司机愣了一下才说：“好吧。”司机把车停到父亲身边。我叫父亲上车，父亲却要我下车。司机说：“大叔，你上来吧。我是顺路捎你们回去。只收两块五毛。”父亲这才上了车，一个劲地谢司机。
司机一路跟父亲说话，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时，还亲自给父亲打开车门。等父亲下了车进了家后，司机又把我叫回到身边，将那25元还给我说：“这钱，你拿去买一瓶酒给大叔喝吧。”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为什么不要钱？”司机说：“因为你的父亲太像我的父亲了。我父亲进城后，也是心疼钱，不肯坐车。”我问：“你父亲还好吧？”司机说：“他走路回家时，被车撞死了。”
司机眼里涌满了泪水，他默默地开车走了。那25元钱，我至今还保存着。
（摘自2004年12月24日《天津老年时报》作者陆素平）
别跟“4”过不去
“4”，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拉伯数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也成了“倒霉的大叔”。“4”与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地域有东、西、南、北四方。时间上一月有4周，一时分4刻。古往今来，我们的许多事物常用“4”来概括。如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礼、义、廉、耻称为治国四纲；诗、书、礼、乐称为教育四术；平、上、去、入称为汉语字音四声；真、草、隶、篆称为汉字四体；我国古代就有“四大发明”、“四库全书”，今天人们生活追求安定“四平八稳”，交通上要实现“四通八达”，大丈夫要“四海为家”„„
中国古代“谈凶论吉”的权威典籍《周易》并没有给“4”贴上“凶签”。在易学中先天八卦中的“4”与震卦对应，蕴含奋起、积极向上、茂盛等意向；后天八卦中“4”与巽卦对应，蕴含自由、活泼、渗透变动等意向。其实，作为数字的“4”无所谓好与不好。两个“4”加在一起，不就是吉祥数“8”了，反过来说，“8”也是由两个“4”组成的。而在音乐乐谱里“4”就是“发”。
（摘自2004年12月27日《学习时报》作者蔡顺利原载《北京晚报》）
日
历
当我们撕下2004年最后一页日历时,新的一年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日历年年更换，天天翻新，由厚变薄，由新变旧。正如泰戈尔所说：“它是一把历史的刻刀，记载着岁月流逝的痕印，留下了青春衰老的年轮。”
的确，在匆匆而过的365天时光里，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受挫的懊丧；有进取者的欢欣，也有平庸者的悲伤。日历如同镶嵌在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时时提醒人们：珍惜光阴，不断进取！古往今来，每一页日历上，都具有那个时代浓重的色彩。屈原有“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的诗句；孔子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梁启超有“起趁鸡声舞一回”的凌云壮志；鲁迅有“时间就是生命”的至理名言；齐白石有“不教一日闲过”的教诲；沈钧儒有“立志须存千载想，闲谈无过五分钟”的惜时名言；朱自清则有“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的感受。时间的歌虽然绵长修远，却又不绝如缕。树叶落了，枝条还会返绿，发出新芽；桃花谢了，桃树还会绽出蓓蕾，争奇斗艳„„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流不息，
花开又谢，岁月的脚步匆匆而过，一去不再复返。
一本日历，一页薄如树叶，但页页都像一个大问号。你是否珍惜时光，奋发自励，把自己的光和热、青春和智慧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给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朋友，请你在每张日历上，都留下自己清晰的一笔！
（摘自2004年12月29日《中国老年报》）作者文举）
拒绝作报告的母亲
五一节，学校要求各班开展一场劳动最光荣的活动。我决定在班上搞一个报告会。 杨小华的母亲是市劳动模范，请她来作报告，既零距离接触说服力感染力极佳，还可以不支出“劳务费”。
我立即找杨小华安排任务。 第二天，我刚进学校，杨小华的妈妈就到学校找我了。杨小华的妈妈说，老师，求求你，我真的不能来作啥子报告。我虽然不能让儿子扬眉吐气，但我也不能让儿子丢人现眼啊！杨小华的妈妈给我带来了两瓶“泸州老窖”，这是他们家破天荒地给我送礼。
杨小华的妈妈去年下岗，现在在街边摆着一个烧烤摊子。那个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没有改变她下岗的命运。
杨小华的妈妈说，老师，我就是砸锅卖铁卖血割肉，也要让我们小华上大学！整死我也不能让他像我一样了。杨小华的妈妈说得斩钉截铁。
杨小华的妈妈眼里满含泪。 杨小华的眼里满含泪。
我知道我的那些大道理无法说服他们母子俩。那天，我断然地决定不再开展报告活动。
（摘自1月4日《今晚报》作者曾平）
老外评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
伊迪斯是英国人，他这样评说中国家长：中国家长在培养子女成材方面，尤其显现出肤浅及迫不及待的功利主义心态。有一位华裔男孩毕业于免费公立中学后考上了牛津大学法学院，为此其家长甚有面子，周围华人也啧啧地赞叹做父母的总算心血没白费，将来儿子成为开业律师年薪15万英镑，父母多享福，并以此作为督促自己及子女发奋的活样板。周围洋邻居里有一个同龄的男孩，自小学至高中皆每年花费数万英镑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高中毕业后，小伙子居然决定不去上大学，头半年先是到西亚、东亚和喜马拉雅山旅行，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总算捡了条性命回来已是万幸。接着小伙子又通知父母暂不回家了，他又奔去了非洲，留在乌干达当了义务乡村教师。其家信常常是他如何克服种种艰难与当地土著沟通，及如何与艰苦的物质条件搏斗的生存日记。青年的父母每每总欣喜地举着儿子来信向外人展示，他们认为孩子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一点是金不换的。而华裔家长私下里评论说：真搞不懂这些洋人，明摆着太亏了嘛。
在西方，所谓虐待子女罪不是仅指身体上的虐待，还泛指一切有碍儿童身心正常成长的行为，逼孩子读书太狠、违背孩子的意愿等，都犯了伤害幼童精神健康罪。
(摘自《老外侃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郭莹)
韩剧中的生活美学
刚刚看完的44集的韩剧《我们真的爱过吗？》，剧中的台词令我难忘：女儿执意要嫁一个一无所有的得绝症的人，父母反对也没用，因为女儿爱得很深。女婿垂死之际，做父亲的还能平静地这样肯定女儿，他说：很高兴你懂得了爱的意义。如果爱情与婚姻中只有快乐和幸福，那我们肯定要失望。爱情和婚姻中还有痛苦和失意。
在同意女儿的婚事后，做母亲的说，有话要单独跟未来的女婿说。 说什么？总是叮嘱结了婚也不能有孩子，生病的人不适合生孩子之类？
不，做母亲的让有些自卑的生病的男人抬起头来：让我好好看看你。请一定要活得长久些，长久些，一定要陪着馨瑛！
我只能为自己的入俗而感到惭愧。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境界便也编不出这样的台词。对，就是境界两字，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性。
女儿要结这样的婚，父母当然是要反对的，但知道反对也没有用，就正面鼓励了。死亡是一个过程，而生活也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死这个结果而弄得现在的活黯淡无光。同意了女儿，至少现在是幸福的，哪怕这幸福很短暂，哪怕这幸福只有一两个月。这样的父母看似是傻的，其实是最聪明的。在爱、慈悲与务实、精明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这与我们的心顺顺的，心顺了，日子才能踏实笃定。最坏的都捱过去了，还能怎样？我们已经对得起自己的心了，然后其它的结果只能随它去了。人拥有了力量去对付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是有味道的，美好的，值得留恋的。
（摘自1月3日《解放日报》作者南妮）
汪道涵巧嵌菜名
1993年4月，中国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在海峡两岸长达四十多年的政治对抗中，终于迈出了关系缓和、合作加强的崭新一步。为庆祝这次历史性会谈的成功，在董宫夏莲厅，汪道涵宴请了辜振甫一行。晚宴的九道菜，汪道涵巧妙地嵌入了对台湾同胞浓浓的骨肉之情：情同手足（乳猪与鳝片）、龙族一脉（乳酪龙虾）、琵琶琴瑟（琵琶雪蛤膏）、喜庆团圆（董园鲍翅）、万寿无疆（木瓜素菜）、三元及第（三种海鲜）、燕语华堂（官燕炖双皮奶）、兄弟之谊（荷叶饭）、前程似锦（水果拼盘）。
将这九道菜名连起来，是一段令人感慨叫绝的妙文：你我“情同手足”，同是“龙族一脉”，今夕“燕语华堂”、“琵琶琴瑟”和鸣，谱一曲“喜庆团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海峡两岸的“兄弟之谊”能“前程似锦”、“三元及第”。汪道涵的这九道巧嵌同胞情的菜名，为华夏美食史增添了一段血浓于水、同胞情深的佳话。
(摘自1月2日《羊城晚报》作者张镛)
德国人培养孩子机警
德国人的机警是出名的。德国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机警素质方面，往往遵循如下原则：
从小事着眼。德国人要求孩子上幼儿园或学校时不要遗失课本、铅笔、玩具，一旦遗失须尽力找回来，上街购物须算清每一笔账目，在公共场所则须警惕不要被窃去钱包，晚上就寝前须关好门窗。
培养耐心。德国人往往利用学习钓鱼、搭积木、练习长跑等活动来锻炼孩子的耐性。 重视“反面教材”。德国人还常常从反面来引导孩子明白机警的重要性。如：有邻居因离家时忘了锁上大门而被趁虚而入的歹徒洗劫一空；有亲戚因临走时忘了关上水龙头而造成“水漫金山”。
进行演习。通过“演习”来帮助孩子培养机警品质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可在孩子一人在家时，家长扮成陌生人敲门，看看孩子是否有应对自如的能力。再如在和孩子外出时故意走散，然后在远处观察孩子会作出什么反应。
分析、应对意外。这些“意外”包括：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人莫名其妙地想结识她，单独乘地铁时有人给了他一颗糖，某天邻舍家失火„„要求孩子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巧妙的应对办法。
（摘自2004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作者唐若水）
宽
容
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激战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两名战士来自同一个小镇。
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十多天过去了，仍未与部队联系上。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艰难度过了几天。可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过任何动物。他们仅剩下的一点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经过再一次激战，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自以为已经安全时，只听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伤在肩膀上！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了过来，他害怕得语无伦次，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战友的伤口。
晚上，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两眼直勾勾的。他们都以为自己熬不过这一关了。尽管饥饿难忍，可他们谁也没动身边的鹿肉。天知道他们是怎么过的那一夜。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
事隔三十年，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战友。当时在他抱住我时，我碰到他发热的枪管。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开枪？但当晚我就宽容了他。我知道他想独吞我身上的鹿肉，我也知道他想为了救他的母亲而活下来。此后三十年，我假装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及。战争太残酷了，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那一天，他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我没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我宽容了他。”
（摘自2004年第24期《文萃》卷首）
市府送的月历
儿子在美国加州的圣克拉拉市工作，我去探亲的时候见儿子家中有一本月历。据儿子讲，这是由市府送给市民的，每年都有。
我饶有兴趣地对这本月历研究了一番，发现它很有一些特色。首页上有CityManager”署名写给市民的一封信，信中没有空洞的套话，要点是该市当年预算执行的情况和来年预算的计划，接下来用一些图表和数字来具体说明。有三个W的标题。第一个W是指政府财政的来源，对各类税收、收费、公积金、罚款、捐款等一一列出；第二个W是对税收、收费
等的去向逐项分析，其中对财产税、销售税及汽车牌照收费的去向列得特别详细；第三个W是政府支出的一些主要项目的费用，如电力、治安、消防、给排水、排废清洁、公园、图书馆等。末页上有大到市长，小到公园管理处等与市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各部门的电话及负责人的名字。而在每日的格子内还用小号字注出该天市内主要活动的信息，如公园是否关闭、中央广场是否有音乐会、垃圾如何集中等。
窃以为，这本月历对政府与市民的沟通起了很好的作用，且非常实用。
（摘自1月7日《新民晚报》作者司享）
让我长大的一句话
高考落榜后，我整天呆在家里。一天，我和一群小青年在村口遇见了一个鸡贩子，我们拦住他纠缠，鸡贩子不屑地说：“我还要收鸡呢，没时间和你们磨牙。”“瞧你们这群毛孩子，能做主卖你们家里的鸡？”
几句话搅得我们这帮子年轻人火起，纷纷拍着胸脯说：“今天我们非把鸡卖给你不可！”我们经过讨价回价，讲定每只鸡卖两元。
我将家里的12只鸡提到村口古槐树下，这时刚好父亲和母亲从地里归来。母亲立刻惊叫起来：“你怎么能卖鸡？”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它们是我们家的银行呢，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全靠这几只鸡了。
可我不能让鸡贩子瞧不起我。我不理睬母亲，对鸡贩子说：“给钱吧！” 鸡贩子迟疑地对我母亲说：“这鸡„„还卖吗？” 母亲说：“这都是正下蛋的鸡呢，我们不卖！” “卖！”这时父亲从人群后挤过来果断地拍板。母亲不解地看着父亲说：“一只鸡才两元钱，平常一只鸡最少也要卖六块钱的呀！”
“两元？”父亲愣了一下，又转身问我说：“这价钱你们刚才说定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是。”
接着，父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已经17岁，不再是个孩子，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怎么能随便就反悔呢？”
品味着父亲的话，陡然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对自己所言所行负责的汉子。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这特殊的成年仪式，还有父亲朴实而铿锵的话„„
（摘自2005年1月1日《中国改革报》作者李雪峰）
皇帝的使臣
买了本旧书《使滇日记》，作者叫徐炯，是康熙朝直隶巡道，而写这部《使滇日记》的时候，他是行人司行人。“行人”是官职，充当皇上的使臣，传达皇上的旨意。徐炯的这部日记，就是他到云南宣示帝诏途中的日记。
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专使不远千里到云南宣示圣意？原来康熙二十六年的夏天多风、苦旱。大概各处灾情频报，皇帝总得做做样子，一是减膳，每顿饭都要撤几个菜或不吃红烧肉吧；二是撤乐，大概宫廷中的乐舞都要停上一段时间。为了把皇上这一片爱民之心普传天下，让大家都知道皇上是时时处处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的，于是，就要派行人司的行人，带着皇上的诏书，亲送各地，算是恩纶普传、督励官员，以示关怀。
诏书所经，沿途省城及州、县、卫、所的文武官员都要接送。徐炯经过两个半月到昆明，
一路上接诏、送诏、宴请、饯行，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恐怕是难于计算的了。徐炯一路游山玩水，随喜寺院，凭吊古迹，以及途中接风饯行，书中记载颇详，到了昆明，更是吃喝游玩无休无止。
灾荒中的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恐怕在这一切迎来送往中，百姓的苦楚更增加了几分，差役不消说，就是官吏们吃喝玩乐的费用，最终还不是要落到百姓的头上。专制官僚体制下的救灾救荒，在冠冕堂皇的巡视、视察后面，大抵都是一样地扰民祸民。
（摘自1月7日《今晚报》作者陈四益）
幸福与两滴油
有一名年轻人想要得知“幸福”的秘诀，于是不惜跨越千山万水，横跨大沙漠，终于来到智慧老人居住的美丽城堡。
年轻人见到老人，即刻道明来意。老人便叫年轻人拿起一个汤匙，盛两滴油，然后到城堡各处走动。他嘱咐年轻人绝不能漏掉一滴油。年轻人回来后，老人一看，果然一滴油都没有漏掉。但是，他问年轻人都看到了些什么？年轻人却什么印象都没有。
老人叫他再走一遍，这次留意城堡内的一草一木。年轻人回来后，对四处所见汇报得很详细，可匙中的油却一滴不剩。智慧老人这时对他说：“真正的幸福在于你可以看遍全世界，但却永远不能忘记你手上的两滴油！”
这是个深具人生哲理的故事。“两滴油”价值虽小，却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东西：家庭、朋友、亲情、国家、精神追求，等等。
它提醒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或做出任何的决定，必须考虑到在不同方面求取平衡。当然，不同的人的平衡技巧和“功力”各不相同，但关键在于做任何事情时，千万别让自己陷入盲目的追逐潮，以至于迷失自己，错过人生美好的事物。
（摘自1月4日《广州日报》作者蔡添丰）
人性的弱点
一位科学家得知死神正在寻找他，便利用克隆技术复制出了12个“自己”，想在死神面前以假乱真保住性命。
面对13个一模一样的人，死神一时分辨不出哪个才是真正的目标，只好悻悻离去。 但是没过多久，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的死神，想出了一个识别真假的好办法。 死神又找到那13个一模一样的科学家，对他们说：“先生，你确实是个天才，能够克隆出如此近乎完美的复制品。
但很不幸，我还是发现你的作品有一处微小的瑕疵。” 话音未落，那个真的科学家暴跳起来大声辩解道：“这不可能！我的技术是完美的！哪里有瑕疵？”
“就是这里。”死神一把抓住那个说话的人，把他带走了。 一句批评或者奉承的话往往会使人暴露出自己的弱点。
（摘自《中外书摘》第1期作者佚名）
拉德斯基的拒绝
又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斯特劳斯把生活的美好快乐，用圆舞曲用波尔卡宣泄个淋漓尽致。每年1月1日我面对维也纳金色大厅，人，被五线谱悠了起来，在音符中荡秋千似地陶醉、晕眩。
这些圆舞曲波尔卡，实在是对新年的祝福对人类的祝福。新年，就从维也纳音乐会开始了。
年年维也纳，岁岁音乐会，最是欢快最是辉煌的，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场上的听众都知道什么时候和着节拍齐鼓掌，什么时候由轻渐重地越鼓越响。听众几乎成为乐队的一部分。整个金色大厅，人人都是激情的乐手，人人都是跳跃的音符，没有拉德斯基，不成为新年音乐会。
但是，今年没有了《拉德斯基进行曲》。音乐中断了，一位维也纳人走上台，悲壮地讲到印度洋周边的灾难，讲到灾难激发我们不遗余力地去为人类更好地生活作出贡献，讲到此刻要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捐款。今晚，将不再演奏《拉德斯基进行曲》。
中央台转播这台节目的主持人，收到了一万五千人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人说：这是最人性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摘自1月9日《新民晚报》作者陈祖芬）
忍着不死
一位从越南归来的美国战地记者，在剪接室遇到我，将我一把拉了过去，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卷影片放给我看。那是一群人奔逃的画面，远处突然传来机枪扫射的声音，小小的人影，就一一倒下了。
“你！叫我看这个？表示你冒着生命危险，拍到杀人的画面！”我问。
他没有说话，把片子摇回去，又放了一遍，并指着其中的一个人影：“你看！大家都是同时倒下去的，只有这一个，倒得特别慢，而且不是向前仆倒，而是慢慢地蹲下去„„”我不懂，看他。他居然抽搐了起来：“枪手离去之后，我走近看，发现那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她在中枪临死之前，居然还怕摔伤幼子，而慢慢地蹲下去。她是忍着不死啊！”
“忍着不死！”每次我想到这四个字，和那个慢慢倒下的小小人影，都会止不住地流泪„„
（摘自1月8日《老年日报》作者刘墉）
苏格兰的历史遗迹
在苏格兰的历史遗迹中，给我震动最大的是爱丁堡教堂中陈列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死的苏格兰军人的花名册。法国巴黎先贤祠里供奉着的名人是经过反复挑选的，虽然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但为数也不多。爱丁堡大教堂中则将所有阵亡苏格兰将士的名单按字母顺序印在几十个大本子里，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这些大本子都放在四周靠墙的桌子上，人们可以随便翻看，而墙上则刻满了纪念的词句。
历史遗迹、遗产无疑需要珍惜、保护，但更应珍惜和保护的是一种民族精神。爱丁堡军人花名册上的名字，向人们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摘自2004年12月27日《环球时报》孔寒冰）
向谁感恩
沈阳一个叫王欣的社区主任，以取消低保资格相威胁，让一个叫孙凤梅的盲女，上街扫雪；孙凤梅由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搀扶着，拿着铁锹上了街，刚准备干活，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上„„事后，王欣一面矢口否认她让孙凤梅扫雪，一面又理直气壮地强调：“即使是真瞎，为社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事情一经披露，王欣不吭了，民政局出面解释了，领导也要追查了„„
因为谁都知道，残疾人享受低保，是不必以干活（尤其是干扫雪这类显属力不能及的活）为前提的。
低保，其实只是社会公平、公正与稳定的需要。提供及时、足额、高标准、高覆盖率的低保，是政府的职责；符合条件的人，享受的只是一种权利。感恩是应该的，但感恩的对象，不是政府，更不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
（摘自1月11日《杂文报》作者慕毅飞）
开
始
在造物者的眼里，一切永远是在开始。
狂风过后，昨天我走过花园，看见一株老树倒下去了。我在心中叹息，老树的生命结束了。
但我听见造物者在说：“看看它身边的幼苗吧，一切才刚开始！”
秋冬近了。在凉风中，我自己沉吟着道：“一年了，又快是一年的结束了。”
但我听见造物者在说：“听听春天的脚步声吧，她会带着新的一年到来。一切才刚开始！”
当我后悔没有从小就学好一门学问的时候，我埋怨自己，并且说：“迟了，太迟了。”
但我听到造物者说：“从今天起去学它吧。永远不太迟，一切才开始。”
我遇见一个失恋的青年，他颓丧地说：“完了，一切全完了。”
我便以从造物者那里学来的语气，对他说：“你的爱情并没有失去，因为它根本还没有开始！”
（摘自《辽宁青年》2004年第24期作者[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李时译）
让你久等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男孩被迫从军而与他的未婚妻分手。
在分手前，他们每次约会总约在某棵大树下见面，那男孩因为工作关系，每次总是迟到。每次他迟到的第一句话，都是腼腆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但那女孩总是笑着对他说：“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后来，他在被派去从军前，便与她约好，回来彼此如果找不到对方，就记得到这棵大树下等。
时光荏苒，二十几年过去了，那男孩都没有回来。因为他流落到了异国，曾被炸药击中的他，因昏迷而失去记忆力，直到十来年过去了，他才在无意中恢复记忆。无奈„„他已经在异国娶妻。
又过了5年，他的异国妻子去世。他于是带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祖国。
下飞机，他就驱车前往那棵从前的大树下。但映入眼帘却是繁华的商业街。哪里来的大树啊？
他站在原地发了一阵子呆。
正想该走了吧！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个摊贩，于是他走上前，向那位摊贩说他要一包烟。那蹲在地上的摊贩缓缓抬起头，两人目光交会的一刹那，他看到那个摆摊的竟是他昔日的未婚妻。
他满眼的热泪顿时无法抑止：她一定是为了怕他回来找不到她，于是在这个地方摆摊子。
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他只好依旧轻轻对她说了句：“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没想到她照样还是给他一个微笑：“还好，我也没有等很久。”她温柔地回答他。
（摘自1月14日《现代女报》作者佚名）
又一次拯救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去一位华裔老人的家。墙上，都是他的摄影作品。蓝天白云，水鸟飞翔，一排竹楼，翘檐，吊脚，宛在水中央。老人微微一笑：美吧，这是中缅边境上的一所小学。当年日本人打来了我逃难到那儿，当时我是面黄肌瘦一个孩子，差点死掉。他们收留了我，退休后故地重游，发现村里的孩子读书还是困难，要划着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就在那里捐了这所小学堂。
是吗？太美好了。建这个学堂，总共花了多少钱哪？
老人却记不清了。他说那时，与他相依为命的太太刚刚病逝，膝下又无子女。他是在悲痛绝望中去了那儿的。没想当建完这所小学，听到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竟从丧妻的噩梦中走了出来。所以，老人说，他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当初救了他命的那一块土地，现在又一次拯救了他。
（摘自1月17日《今晚报》作者莫小米）
刘墉教子
台湾作家刘墉，是一个家教独特的好父亲。
儿子小时候，刘墉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刘轩最发怵的是，在路上，在电影院，刘墉总爱让儿子问警察、路人、卖爆米花的“现在几点了？”每当听到老爸的“吩咐”，“我就紧张，舌头直打结。”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忘带表。是不是有意为难他，折腾他，捉弄他？刘墉笑笑说，我是要训练你放得开。如果口都开不了，怎么与人打交道，怎么能成功？儿子恍然大悟，此后，逐步养成“融入社会”的习惯。
刘轩“讨厌”爸爸的另一件事是，从小时起，就爱与他“比”，比丢飞盘，比投球，比三级跳远，或其他有益身心的游戏。每次老爷都当仁不让，儿子十有九输。输了不许生气，不许耍娇，不许哭。还得立正向老爸敬礼，高喊：“您是真功夫！”刘轩开始不了解父亲的醉翁之意。后来慢慢明白，他是希望儿子从小养成胜不骄、败不馁，永不服输的精神，走上社会后，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
儿子国外留学。毕业后，以为在选择志愿、就业地点和婚恋情感诸方面，老爸会“横加干涉”。没想到，他压根儿不问不管。“你翅膀硬了，可以放飞了。”刘轩感受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他说：“21年来，我讨厌他的严加管束，21年后，我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我该起飞了，却莫名其妙地有点舍不得。”
（摘自1月14日《北京晚报》作者廖祝南）
想像不出
姐妹3个，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7岁。在一次车祸中，她们的父母不幸丧生，只剩下身体有病的爷爷带着3个孙女一起生活。这年夏天，姐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却无钱就读。这件事在当地一家报纸上披露后，女孩儿收到了500元钱的捐款。除去学费，还富余出200元做生活费。
时间一晃就是6个月。要过春节了。姐姐回到家里过年。爷爷告诉她，你的两个妹妹没钱上学了。姐姐犹疑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到爷爷手中。爷爷问：“学校免你的费用了？”孙女摇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这100元钱？”“就是人家捐的那些钱中剩的。”
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半年的生活费只用掉了100元。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捐款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这年年底，他应报社的要求，对受助者进行回访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半年，100元。一个月平均16元钱，每天就是5毛钱，一天3顿饭，一顿饭„„
我的朋友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出这些钱是怎样维持了这个孩子半年的生活。
那么多城里人在一掷千金。但是，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未成年的孩子却在以我们想像不出的方式计算着自己的生活。
（摘自《知识文库》第1期作者王国华）
非常简单的创造
一位发明家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家工厂用的冲床因为操作不慎常发生事故，易造成操作工手指致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技术人员设计了许多方案，力图让冲床在操作工的手接按冲头时自动停车。采用过红外线、超声波、电磁波构成的许多种复杂的检测控制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一天，有个人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他说：“让工人坐在椅子上操作，在椅子两边扶手上各装一个开关，只有它们同时接通时，冲床才能启动。操作工两手都在按开关，还怎么会发生事故呢？”
创造，并不是要把事情做得越来越复杂，而是使它真正合理，这样往往非常简单。
（摘自《思维与智慧》第1期作者傅永红）
公务猫的启示
据最近刚刚解密的英国政府档案披露，英国财政部1929年同意每天编列一便士的经费，让内政部养一只“公务猫”。这样，“公务猫”就一代代在内政部延续下来。有一次，一位记者想为“公务猫”添购一只新的项圈，内政部官员义正词严地拒绝：“编制内的公仆不得收受礼物！”
看了这则小故事，人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却不能不对“公务猫”及其主人表示应有的尊重。一只小小的项圈，值不了几个大钱，而且又是套在猫的脖子上，在一般人看来，接受这点小礼物并无不可。然而英国内政部的官员却认为，这只猫的身份是一位“编制内的公仆”，不应该接受任何礼物。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但你不能不承认，这体现了原则。
外国的月亮未必总是圆的，但有些理念和做法，却又很显然地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许多东西都有它的属性，不以它的大小轻重而转移。
（摘自1月19日《羊城晚报》作者夏天）
一袋土豆
一个幼儿园老师决定让她班上的孩子们玩一个游戏。她告诉孩子们每人从家里带来一个塑料口袋，里面要装上土豆。每一个土豆上都写着自己最讨厌的人的名字，所以痛恨的人越多口袋里土豆的数量也就越多。
第二天，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一些土豆。有的是两个，有的是3个，最多的是5个。然后老师告诉孩子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土豆袋子，即使是上厕所的时候。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开始抱怨，发霉的土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另外，那些带着5个土豆的孩子也不愿意再随身带着沉重的袋子。一周后，游戏结束，孩子们终于解放了。
老师问他们：“在这一周里，你们对随身带着土豆有什么感觉？”孩子们纷纷沮丧地表示，带着土豆袋子行动不便，还有土豆发霉后散发的气味很难闻。
这时，老师告诉他们这个游戏的意义。她说：“这就和你心里嫉恨着自己讨厌的人一样。嫉恨的毒气将会侵蚀你的心灵，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要带着它。如果你连腐烂土豆的气味都无法忍受一个星期，你又怎么能让嫉恨的毒气占据你的一生？”
所以不要让一生都背负仇恨的包袱，原谅别人的过错更可取。
（摘自1月19日《环球时报》郭言编译）
落
水
一次，苏格拉底趟水过河，一不小心，跌入了一个深坑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在水中一边拼命地挣扎，一边大喊“救命！”
这时，一个人正在河边钓鱼，他听到呼喊声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收起钓鱼竿，起身就走。
后来，多亏苏格拉底的学生及时赶到，才救了他一条命。
人们七手八脚地帮苏格拉底换掉湿衣服，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个见死不救的钓鱼人道德太低下。
过了不久，那个钓鱼人趟水过河，一不小心，也跌入了深坑里。这人同样不会游泳，只好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呼“救命！”
恰巧，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在河边散步，听到呼救声就飞步跑了过去，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把那人救了上来。
等看清救上来的人的面孔，苏格拉底的学生就后悔了，说：“如果知道落水的是他，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救他的！”
苏格拉底为落水人换掉湿衣服，平静地说：“不，救他，正是我们和他的区别。”
（摘自1月21日《现代女报》作者凡夫）
站位和坐位
前一段时间，我们的生物老师孙养林先生，以89岁高龄驾鹤西去。温家宝总理曾委托南开中学校长送去了花篮，寄托哀思。孙老重病期间，总理亦曾委托专人到医院慰问，充分
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
那一日，我去郑群、翟淑珍夫妇二老家串门，谈起了总理给孙先生送花篮的事。翟大姐心有所动，拿出了一本《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纪念刊》。翟大姐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那时她24岁。纪念刊有600多幅珍贵照片，是按党派、群团、地区等拍摄的。刊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共产党代表，15人，坐6人，站9人。坐着的6人，由左至右依次为：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第
二、三排都站着，二排由左至右为：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三排由左至右为：刘澜涛、陈云、邢西萍（徐冰）、陆定一。
从这个坐与站，我们发现，并不是现在通行的谁的官大谁坐着，并坐中间，而是全部让给四老了。毛、刘虽坐着，但都靠边。周恩来当时虽是“五大书记”之一，也仍站着。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那时却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的党，历来都有尊师敬老的传统，如果现在把这传统一概变成了“尊官敬官”，那可就太势利了，也会令老百姓们不喜欢的。
（摘自1月21日《新民晚报》作者王行）
越过无条件拒绝
终于轮到我了。
我坐在凳子上，对面是人事部经理和韩籍老总。年轻的人事部经理细致地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的兴趣是文学，而且有千余篇作品发表时，他有些惊讶。随着这个话题深入，人事部经理对我好感大增，还鼓励我说了一些对公司的建议。
气氛非常愉快，我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了。人事部经理扭头问一边的韩籍老总，是否留用我。谁知道，韩籍老总一脸严肃地说：不要！人事部经理礼貌地向我摆摆手，眼里有一丝遗憾。
我找不到被拒绝的原因，也不想莫名其妙地失去机会。于是，我礼貌地询问老总我被弃用的原因。韩籍老总说：“我拒绝别人从来是无条件的！”听到这样的回复，我勃然大怒：“我是慕贵公司的名来应聘的，不是来参加无聊的游戏的。您的无条件拒绝对求职者是一种伤害，给出您的拒绝理由很难吗？”说完这些，我预备告辞，却意外地看到了韩籍老总站起身，还露出了笑容。
韩籍老总说：“我们需要的是有骨气有恒心的青年，如果被无条件拒绝仍然不吱声，那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青年才俊。我已经对许多名求职者说了‘不’，只有你向我‘示威’，只有你向我们追问理由。对不起，这只是我的面试策略，请原谅！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越过无条件拒绝，我成功加入了这个公司，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篇章。
（摘自1月16日《天津日报》作者路勇）
等两周的道理
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带着儿子向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求助：“先生，请您跟我儿子说几句，劝他不要吃太多的糖果。”长者沉默片刻，然后说：“现在不行，等过两星期你再带孩子过来。”两周后，这位母亲带儿子再次登门拜访。长者看着孩子的眼睛，诚恳地说：“好孩子，为了你的健康，我希望你以后要改掉贪吃甜食的坏毛病。”
孩子的母亲既感激又困惑，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两周？您当时不可以这么说吗？”
这位长者回答道：“绝对不可以。两周前，我自己也是嗜糖如命啊。”
（摘自1月24日《环球时报》汪析编译）
中美“神童”之别
《瞭望东方周刊》第4期刊登木子的文章说，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最近在深圳诞生，一位5岁小女孩一口气背诵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3020位。据悉，她下一步的目标是将这样的纪录刷新到4000位以上。
在美国的纽约州小城宾厄姆顿也有一位“小神童”，就是年仅4岁即举办了个人画展的绘画奇才玛拉，她2岁学画，3岁时作品最高卖到1万多美元。然而，父母以及社会对待两者的态度，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在玛拉父母眼里，孩子和其他同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能自由成长”，他们没有规定孩子必须每天画画，也没有制定任何相关成才计划，“画画能让她高兴，这是她画画的惟一原因。”
而深圳这位小女孩呢，不仅其父母正积极准备材料，以向位于上海的吉尼斯总部正式申请，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认为她的学习方法有诸多值得研讨之处———这种现象当然值得关注，但是，背诵圆周率和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必然关系呢———吉尼斯纪录的本质就是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游戏精神，让一位孩子不断地去冲刺它、打破它，一本正经地纠缠或者周旋于各种枯燥的数字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文章说，事实上，我们不缺“天才”或者“神童”，但却缺少具有现代教育观念的“天才”或者“神童”的父母。
打与骂
我的水龙头漏水，请工人来修。原来是因为里面的橡皮磨损，造成无法旋紧。
工人把新的橡皮装入，并重新扭上龙头，对我说：“以后关水不要扭得太紧，水恰恰止住就可以了！”
“扭紧一点不是更好吗？”我问。
“不！扭得太紧只会使橡皮磨损和弹性疲劳，反而造成漏水。”
从此，每次我管教孩子，都会想到水电工的那句话。过严的管教，只可能造成孩子的习以为常、阳奉阴违，当孩子把打骂都看成家常便饭时，问题反而更多了！
（摘自《萤窗小语》①作者刘墉）
有一些感觉，正离我们远去
曾经在《美国中学生获奖作文选》里，读到一篇作文，题目叫《先人们的快乐》。说的是2155年，也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某日，有个叫汤米的男孩，在家中阁楼上惊奇地发现了“一本真正的书”，这书是印在纸上的，纸头泛黄松脆。他赶忙叫来妹妹，妹妹也觉得不可思议，这字怎么“一动不动地停在纸上”，怎么不是在屏幕上移动的那种？汤米告诉妹妹：一个世纪前，也就是爷爷的爷爷从前读的书都是印在纸头上的，那时上课不是分散在家中，而是集中起来，去一个叫学校的地方，学校的老师不是电脑里那几个模拟人像，而是真正的人。想
像爷爷的爷爷们怎样乐滋滋地坐在教室里，和一个真正的人———老师，面对面说话；想像他们怎样嬉笑玩耍，讨论功课„„多么令人神往！可是如今，对着家中的电脑上课，汤米和妹妹只有叹气的份儿，觉得爷爷的爷爷们真是幸福极了。
读那篇作文的时候，大约是1989年，我觉得像是天方夜谭。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电脑、网络的神速发展令我们眼花缭乱。用手写作的人越来越少，用电脑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信息的快捷和图像的传递，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看如今男男女女，只要发出一条消息，就能在几秒钟后迅即得到爱的反馈。但什么是“望眼欲穿”？什么是“地老天荒”？“家书抵万金”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将来的人们，大约不会有太深切的体验。
有一些感觉，正在离我们远去；有一些快乐，正变得越来越浅显。这两年，我渐渐发现，表现细腻和震颤感觉的文字越来越少人问津，人们忙于编造粗俗的笑话，离奇的故事，疯狂的欲望。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拐了个小小的弯儿？我不得而知。
（摘自1月7日《文汇报》作者王周生）
有生命的文物
到克罗地亚，我们的朋友一定要我去看看萨格勒布的一个叫“马克西姆”的森林公园。当我们的汽车掠过人头攒动的闹市，走进树木参天的森林，走进林荫气爽、鸟语花香的世界，却真有点不大愿意离开了。漫步在林间小道，听陪同人员娓娓动听的讲述，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小时。
这是一片有1300多公顷的原始森林，有多久的历史没有准确记载。萨格勒布在古代是一片苍苍茫茫的森林，大约是13世纪建城时，当时公国的大公，划出一片森林保护起来，并公示天下，禁止毁坏林木，禁止在森林中搞任何建筑。经过几百年的朝代更替，经过克罗地亚人民辛勤建设，当年的小城已成为中欧的一座名城。可这片保护起来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
这可真是萨格勒布的一块宝地，当然也是萨格勒布的一大特色、一大亮点。当今世界，拥有森林公园的城市不少，但有两点不可与萨格勒布的马克西姆公园相比。一是大多森林公园的森林都是人工种植，属于植树造林造出来的，而不像“马克西姆”是原始森林保护延续下来的；二是大多森林公园在城市郊区，真正像萨格勒布城市中心区的森林公园很少。中国有句话叫“世外桃源”，萨格勒布的森林公园应是“市中桃源”。
克罗地亚当年这位大公可真有点现代生态意识，或者说是远见卓识。不是他当年的“一声令下”，很可能在这1300多公顷的林地上，也会是当今欧洲城市到处可以看到的城堡、王宫、教堂，而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原始状态的森林却永远消失了。当今的城市人，只要经济状况允许，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可有一样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新鲜的空气。今天萨格勒布人悠闲漫步在林间，呼吸着清新甘甜的空气，沐浴着像迷雾一样的阳光，他们都会想起那位给他们带来永远恩泽的大公。
（摘自1月18日《人民日报》作者梅岱桥）
令人最难忘的三句话
2004年我最难忘的，是如下三句话：
“不要地，要地干啥？”
2004年11月20日，河北省沙河市白塔镇5个铁矿井下发生特大火灾，这次矿难共造成65人死亡。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的采访手记《矿工的故事让人心酸》中写到：
这些背井离乡到这里做矿工的人几乎都是农民，问50岁的胡春德为什么不在家种地，他告诉我，他种地赚到的钱交了各种税费后，所剩无几。我问他还要不要地？他说：“不要地，要地干啥？”
“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纯作为市委书记，说过无数的话，但有一句刻入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近几年，白山市一些国有企业困难，不断有群众上访，王纯常常躲着百姓，连走路都绕开上访群众；厂里一些职工找到王纯，反映企业的问题，王纯说：“你们总说吃不上饭，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
这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参与者黄艺的一句话。一年前，黄艺从湖北经济学院毕业后，到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担任基层干部。一年过去，决定长期留在基层工作。“这里的农民生活太苦了。有的孩子连鞋都买不起，光着脚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上学。”“废弃的办公室，一层稻草，两床棉被，这就是我现在的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外企工作，拿着高薪，他嘲笑我还在‘为人民服务’。其实，我只是在尽力做一些事，让自己觉得活得有价值。他不明白，虽然我睡在稻草上，但每天都做着最美丽的梦„„”
“睡在稻草上，我每天都做最美丽的梦！”这有良心的话，与那“我咋看这么多户人家的烟囱还能冒烟呢”的昧良心的话，是多么的不同。
（摘自《观察》第2期作者徐迅雷）
倾听是一种尊重
“我喜欢倾听，喜欢倾听后再发表意见。我不太爱讲话。”优秀法官宋鱼水说。
原告是一位有名气的老作家，70岁了，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书，由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提前公开发表，出版社认为影响了销路，没按合同给足稿费。几次协商不成，老作家将出版社告上法庭。
庭审中，老作家情绪激动，但是对法律的了解显然不多。阐述自己的意见时，总是不能很准确地讲出法律上争议的焦点，一个问题翻来覆去讲了十来遍。旁听席上有人打起瞌睡，但担任审判长的宋鱼水却一直没有打断老作家的陈述。她神情专注，表情柔和，不时轻轻点头，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正在发言的当事人。
近4个小时过去了，直到中午12点多，老作家才结束了陈述。宋鱼水开始向当事人双方讲解出版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分析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不当之处。
开始，老作家一言不发，仔细听着宋鱼水讲解。突然，老作家站起来说“法官，我接受被告提出的调解方案。”他随后解释道“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我尊重法庭的意见。”双方当场达成调解。
（摘自1月24日《人民法院报》作者张召国）
有所敬畏
有位朋友告诉我，“*”开始时，她的父亲恰好是血气方刚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年纪，于是便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投身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游行时主动喊口号，开会时率先发言。有一天，当她父亲准备出门时，她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突然说道：“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儿，我不清楚；现在你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有一句话我要说给你听，就是你出去后无论做什么，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十年后能不能见人，百年后敢不敢见鬼。如果不能，不敢，我劝你就不要去做了；头上三尺有神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我的朋友说，就从那一刻起，她的父亲猛地就醒悟了许多事情，凡事都三思而后行了，于是也就很快地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退了出来，更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打砸抢„„
“*”结束不久，由于她父亲在运动期间的清白正直，很快就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然而，令我这位朋友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她父亲的职位，而是她父亲的为人。
（摘自1月21日《合肥晚报》作者吴营洲）
工作到102岁
贝时璋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还是细胞重建研究组组长。贝先生今年102岁，工作依然是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
贝先生92岁之前，每天都坚持去实验室上班。
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改在家里工作，算是开始了老年生活。他工作生活有规律、饮食起居有条理，就自己的能力所及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一些事情亲自动手，尽量自理。
贝先生目前在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一件是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贝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为“备忘录”。另一件，是回顾和总结他从事科研和教学80年的心得体会与经验，贝先生把这件工作称作“回忆录”。
来贝先生家的客人不少，有各级领导，有亲戚朋友，有学生同事，甚至外宾，他并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摘自1月20日《北京日报》作者王谷岩）
最难的学问
一名年轻人兴冲冲地向他的老师讲述自己的出游经历：“最近，我在喜马拉雅遇见一位睿智的老人，他能看到不可预测的未来，还把自己的这套绝学传授给了弟子。先生，您也懂这个吗？我真想学。”
“每个人都懂呀。”老师平静地说，“真正困难的学问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年轻人不解。“先生，还有比未卜先知更高深的学问？”
“飞翔的鸟儿，葱郁的林木，人人都能张眼即见，但你看得见自己的睫毛吗？它可是就在你的眼前啊。所以，我要教给弟子的，不是让他们预见朦胧的未来，而是看清鲜活的现在。”
（摘自1月21日《环球时报》汪新华编译）
戴高乐与弱智女儿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女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弱智孩子。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节衣缩食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小安娜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拉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静静地散步，给她讲各种故事、唱一些快乐的歌儿。
有一次，小安娜不知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不爱吃饭，也不愿睡觉，戴高乐想了很多办法哄女儿，可怎么也哄不好。戴高乐想既然哄不好她，那就分散她的注意力吧，于是他手舞足蹈地乱比画一气，谁想小安娜竟看着戴高乐不哭了。戴高乐以为女儿的情绪好了，高兴极了，谁想他一放下手，小安娜又哇哇大哭起来。戴高乐立刻又充满激情地舞动起来，这次他不是乱舞，而是有情节，有表情，像是哑剧，看得小安娜发出咯咯的笑声。戴高乐也笑了，要知道让这样一个孩子发出幸福的笑声是多么不容易啊！
多少年如一日，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亲爱的，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
（摘自《青年文摘·人物版》第2期作者文星）
思维一旦有了翅膀
去年去美国考察。美国中学数学课上，老师出了一道题：8减6是2，8加6也是2，有这种可能吗？请给以证明。一位男生站起来作答：“数学上，8减6是2，但8加6也是2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明显不可能的问题作为可能被提出来，肯定有它的可能的因素，所以，数学上既然没这种可能，生活和自然中肯定有这种可能，譬如，上午8点的6个小时之前是凌晨2点，6个小时之后是下午2点。”
我吃惊。
一种感觉上很清新的东西涮过我的脑袋，过后，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思维一旦有了翅膀，便没有不可能的事。
（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窦文涛）
一流大学与一流小学
有朋友从日本访问归来，谈起观感，感慨最多的是参观那里的一些乡村小学。他说，那里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场，而且保健室、电教室、实验室、手工室、标本室、图书馆、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等一应俱全，简直可与我们的大学设施媲美，堪称“世界一流小学”。看着那些在美丽校园中愉快学习的孩子，他顿时明白了，这个一亿多人的岛国，何以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何以近年来诺贝尔奖频频光顾„„
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本来就应当是一个稳重的金字塔型，而不该是它的倒置形状。
基础教育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凡是那些志向远大、学有所成的人，几乎无不在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教育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光有豪华的“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未必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因此笔者以为，与其超前重金打造那些华而不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如实实在在地多建一些“一流小学”———特别是农村的一流小学。
（摘自1月27日《中国青年报》作者金羽）
贫穷不是理由
去年夏天，我在**广场碰到了一对母子，儿子四十多岁，拉着一辆三轮车，母亲就坐在车里，他们的装束很土，风尘仆仆，和周围的光鲜格格不入。
我问男子：“你们从哪里来的？”
男子说话声音很轻，却带着满满的自豪：“山东。我骑三轮车来的！我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看看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可是家里太穷。眼看娘八十六岁了，再不出来，怕将来没有机会了，我一咬牙就蹬车来了，骑了整整七天呢。”
我非常吃惊,问：“那你们睡哪呢？又吃什么？”
“我娘睡车里，我铺褥子睡在车旁，呼噜一会儿就来精神。临出来时，媳妇烙了80个饼，还能吃回去。”
老太太一脸满足地笑着，仿佛坐的是豪华林肯。
我的眼睛有点模糊。我们常借口囊中羞涩，不能为父母尽孝。看到这对母子，我才发现：贫穷永远不是理由。
（摘自《辽宁青年》第3期作者国国）
请帮忙系上
中学时，我是住校生。我所就读的中学要求学生自己带米。
有一次返校，校车上人很少，我的旁边只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我把那袋米放在那年轻人旁边的一个空位上，也许是因为疲劳，我一上车就昏昏入睡了。等我醒来，我发现不知何时，米袋口松开了，一粒粒的米顺着袋口滚落下来，摊成一堆白色。当我失声惊叫的时候，一个冷漠的眼神从旁边斜射过来，我看见一张脸，写满不屑，仿佛在告诉我他看到了米滑落的整个过程。刹那间，我的整个肺都气炸了，他怎么可以这样漠不关心、见死不救？我蹲在那个年轻人的面前，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米送回袋子。
此后，我一直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和惘然所包围，我开始怀疑一些东西，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
当我又一次回到家里，讲述那天车上的遭遇时，我余怒未消，用最丑恶的字眼来诅咒同车的那个年轻人。不料母亲却平静地说：“孩子，你可以觉得委屈，甚至可以埋怨，但你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承担你自己的责任和过失；作为一位母亲，我希望我的女儿在别人的米袋口松开时，能帮忙系上。”
（摘自《中外文摘》第3期作者赵岚）
心在乌云上
一场突来的暴风雨，使我得到一句诗：“我的心在乌云上面”，后来我把它写进《地平线》。
这是一句普通的诗，却来自乘飞机的经验。航行在一定高度以上，俯望是一片铅灰的云层，明知它向下面的世界倾注着大雨，而舷窗外是几乎伸手可触、可又什么都触摸不到的蓝天，纤尘不染，碧空如洗，凝重而空茫，那么均匀地充满透明的阳光。
朋友在新年前夕赠我的贺卡，选自在美国上市当天就卖出一百万册的一本书《珍贵的礼
物》，在蓝天白云的图片旁边，印着这样的一段隽语：“永远要记住，在某个高度上，就没有风雨云层。如果你生命中的云层遮蔽了阳光，那是因为你的心灵飞得还不够高。大多数人所犯的错误是去抗拒问题，他们努力试图消灭云层。正确的做法是发现使你上升到云层之上的途径，那里的天空永远是碧蓝的。”
（摘自1月29日《今晚报》作者邵燕祥）
GDP与幸福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因做一个美国人而骄傲。
——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的一段演讲辞。
（摘自1月19日《青年参考》）
教会我感恩的人
教会我感恩的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给我们家装塑钢窗户。一整天，他都闷头干活，也不说话，一直干到很晚。见他那么老实，我们留他吃晚饭。他很拘谨，连菜也不敢夹，婆婆热情地招呼他，就像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公公则递烟给他，与他扯家常。原来，他是考上大学的人，而那年他的弟弟也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家里太穷，负担不起两个人，他只好放弃了学业外出打工。如今，他娶妻生子安心做了农民。我们听了，不甚唏嘘。婆婆想得实际而周到，翻拣出我们淘汰的旧衣物还有洗衣粉等洗涤用品，装了满满半袋子送给他。他涨红了脸，推辞着不肯收。婆婆说，这都是我们不用的，闲放着也是闲放着，给你就拿着，回去也好帮衬媳妇过日子。他低头接过袋子，连句道谢的话没有，就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人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半年后的一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一个农村打扮、背着口袋的青年站在门口，我不认得他。他说，是我啊，给你家装窗户的。我忙招呼他进门，他拘束地坐在沙发上，搓着手缓缓地说，麦收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家，说起我们帮他的事，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想表示对我们的感谢，却找不出合适的办法。家里人商量了好久，最后他娘说把家里新打的粮食拣好的带上点，让我们尝尝鲜。那口袋里是新收的小米、黄豆、绿豆，还有新玉米面。
青年人放下东西，走了。我们却为这意外的结果，感慨不已。我曾接受过比他更大更多的帮助，可没有像他这样执著地心存感激，表达谢意。当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时，这个打工的青年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当“感恩”这个词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背着半口袋粮食站在我家门口的青年。
（摘自2月2日《今晚报》作者魏海玲）
爱心增长课
有个医生,到英国南部一所小学去拜访老同学。刚走进校园,她就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孩,一瘸一拐地从面前走过。不一会儿,又见一个眼睛上缠着纱布的女孩,被一个比她小三四岁的男孩搀扶着,小心谨慎地走进教室。
医生带着一脸的惊讶,问老同学：“怎么你们这里有这么多残疾儿童？”老同学笑着解释：“这是我们学校的爱心增长课。为了使这些幼稚的心灵真正能够理解和同情别人的疾苦与不幸,我们要求所有学生,在一个学期当中,每个人都要过一个盲日、一个病日、一个聋日、一个残疾日和一个哑日。例如在盲日这天,他们的眼睛就要被包起来,什么都不能看。然后我们再分派别的孩子去帮助他们。这就会使盲者和帮助他们的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于是医生来到一个蒙着眼睛的小女孩面前,亲切地问:“你看不见东西,不觉得难受吗?”“不,开始的时候,是有些难受,但想想那些终生都看不见东西的人,自己就觉得太幸运了。”接着,小女孩又兴致勃勃地说：“自从过了盲日、病日、哑日和残疾日之
后,我的爱心增长了10倍。因为给需要帮助者献上爱心,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人的仁爱之心，在三种情况下最容易激发出来。一是对别人的艰难和困苦，能够充分地理解和同情的时候；再是个人的关爱和救助活动，能够得到他人乃至社会肯定的时候；还有是把自己帮助他人，真正当成是一种快乐的时候。而“爱心增长课”恰恰起到了这样三方面的作用。感受痛苦才能理解痛苦，需要帮助才能愿意帮助，让别人快乐才能自己快乐。
（摘自1月29日《团结报》作者汪金友）
小安娜如此作答
英国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到莫斯科旅游，在街上遇见了一位聪慧的小女孩，两人十分投缘，站在街头天南地北地聊了很久。临分别时，萧伯纳对小女孩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你在街上和世界名人萧伯纳聊了很久。”小女孩抬头看了萧伯纳一眼，也学着他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你今天和漂亮的苏联小姑娘安娜聊了很久。”这个出乎意料的回答让萧伯纳大吃了一惊，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自傲是不当的。萧伯纳颇有感触地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成就或地位，对任何人都应平等对待，要保持谦虚。这是苏联小女孩安娜给我的教训，我会一辈子都记得。”
（摘自1月27日《今晚报》作者洪玲）
无累病常轻
行进在繁忙的生活大道上，不少人往往会病痛疾患染感于身，心境上免不了产生烦恼，引起忧郁。这时不妨借用清代郭瑞卿说的“无累病常轻”，作为座右铭。
据《随园诗话》记载，郭瑞卿退隐居乡后，常自作诗自娱，有“去官人易懒，无累病常轻”句被广为传诵。上句是他倦于政事的心声，下句是他养心祛病的体验。他悠悠乡间，心无累，病常轻，寿逾古稀。
现代医学正是这样认为。联邦德国巴尔特鲁施博士对八千多位不同类型的癌症病人进行调查后说，恶性肿瘤的临床表现，都发生在病人心理负担过重或强烈的精神压力频繁发生的时期。由此可见，心情“累”不“累”，大有关系。
（摘自《心境健康人长寿》周靖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盼雪成花
一日，一位白领女士来访我，见我正在一张纸上描些图案，随口问道：“您画的是抽象派？”我说：“非常具体啊，只不过放大了许多倍而已。”她竟还是认不出来，我只好点明：“是雪花。”
一段时间后，那白领女士又来访时，我跟她讨论，问她英语6级能考出那么高的分数，为什么却连雪花的结晶体图案也认不出来。她坦言，也不仅她一个，很多同辈人，目前都为“实用”所困，每天忙忙碌碌，所思所想是如何提升“业绩”，所忧所虑是如何应付“按揭”，即使假期里去旅游，也主要谋的是“放松”，实在是极少把时间和经历用在“无实用价值”的审美活动中。
我告诉那位白领女士，我当然理解，并支持他们的“实用”一面，但我建议他们也该现在就建立起“非实用”的一面来，这“非实用”的一面，主要就是非功利性的审美意识。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发现，发现以后要学会哪怕是片刻的专注，这片刻的非功利性审美专注对身心不啻灵丹妙药。
（摘自1月28日《辽沈晚报》作者刘心武）
个体和群体
荷兰杰出的化学家范特荷夫发现，甲烷分子是一种正四面体的立体结构，每个面上顶角为一百零九度。有位学生对老师说：“在实验室里，当这种气体通过一段玻璃导管吹到手背上，那种轻柔的感觉怎么也无法想象出它的立体结构。”
范特荷夫笑了，他风趣地告诉学生：“个体和群体的差异是无法靠想象来判断的。当你在夏天的海滩边，躺在沙滩上，尽情地往身上撒着细细的沙子，享受阳光和闲暇时，你不会想到每一颗沙子在显微镜下，会有那么多锋利的尖角。”
（摘自2月4日《新民晚报》作者林永祥）
心态测试
炎热的夏天，在英国一大型教堂里，牧师正在那里布道，但由于长长的布道和闷热的原因，许多教徒开始变得昏昏欲睡。可是，有一位绅士，他看上去却精神抖擞。他腰背挺直，正专注地坐在那里听着牧师讲道。
出了教堂，有人向这位绅士问道：“先生，每个人都在打瞌睡，为什么你还能听得那么认真呢？”
绅士微笑着说：“老实说，听这样的讲道，我也很想打瞌睡。可我忽然想到，我何不把它用来试试自己的耐性呢？事实证明，我的耐性非常好。我想，以这种耐心去面对工作中
的各种困难，还有什么不能解决呢？”
知道这位绅士是谁吗？他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世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情，只有绝对不好心态的人。想来也的确如此，想想一些连自己心态都调整不好的人，他们又怎么能处理好比这心态更为复杂的事情呢！
（摘自《涉世之初》第2期A刊作者中飞）
最佳方案
日本最大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发生了一起空肥皂盒事件。这家公司接到了一份投诉，一位顾客抱怨说他买的一盒肥皂是空的。于是，这家公司立刻停止了生产线，从包装部门一直检查到销售部门，直到找出肥皂到底是在哪一环节遗失的。
经理要求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很快，工程师设计了一个配备高分辨率监视器的X光设备，它需要两个人来监控通过生产线的肥皂盒，以保证其中没有空盒。无疑，他们很成功，但干得也很辛苦。
一家小型化妆品公司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但是一名普通雇员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没有使用X光监视器，也没有使用其他昂贵的设备，而是买了一个大功率的工业风扇。他把风扇摆在生产线旁，装肥皂的盒子逐一在风扇前通过，只要有空盒便会被吹离生产线。
显然，工程师很努力，但是小公司雇员的方法更巧妙。什么比卖力地工作更好？就是更巧妙地工作。
（摘自2月4日《环球时报》刘俊成编译）
日子过得快是一种感觉
又一年过去了，日子过得真快。日子过得快是一种感觉。事实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也不会少。那么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
是“和谐”。是日子越过越好，心里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不用警惕什么、担心什么、怕什么、揣测什么、算计什么„„
以我个人对岁月而言，自幼最深的感觉不是光阴似箭，而是度日如年。为什么度日如年，当然是不和谐，当然是日子不好过。
我三岁时就经历了1957年反右，十二岁经历了“*”„„从懂事就生活在心惊肉跳、充满变数的环境里。爸爸吴祖光，妈妈新凤霞，两位大名人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思想上高度的分裂。有人说他们是最好的人，有人说他们是最坏的人。我的意识整个被分裂。我爸、妈在家里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莫名其妙”。连我爸妈都莫名其妙，我自然更加莫名其妙。
如今在国内国外、在朋友间，我逢人便讲今天跟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我之所以如此的张扬，倒不是为了出名，我是为了告诉某些俗人，我已经被歧视了半辈子，不要再歧视我了。况且我这类子弟也不在少数。共产党对我格外地关照。这除了看在我去世的父母面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做法已经改善了。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和谐、包容得到广泛的落实。
回首沧桑话和谐，党和人民，中国和世界太需要和谐与包容了，而包容是和谐的前提，如果连包容都不肯的话，哪来的和谐呢？中国如此，世界如此，概莫能外。
（摘自1月24日《学习时报》作者吴欢）
一种习惯
上了出租车，咔嚓一声将安全带系上，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就能看出这人是刚从国外回来的。
而我们在国内的人，就不把上车系安全带当一回事呢。在国内坐出租车，通常情况下是
出租车到了快要过路口的时候，司机才提醒乘客，请系上你的安全带。有的乘客就要问：“怎么系安全带啊？”“不用真的系上，你就往身上那么一搭就可以了。”司机不紧不慢地对乘客说。这时车子很快就通过了红绿灯，乘客也就自然地把安全带从自己的肩头拿开。到了下一个路口，乘客不用司机再提醒，就主动将安全带又往自己的肩头那么一搭，等过了红绿灯再拿下来。这样几个来回，直到乘客下车，很少有真的将安全带系上的。时间久了，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谁也不会真正认真地对待系安全带的问题。久而久之，我们乘车就养成了一种不良的习惯，谁也不认真地系安全带。出租车坐位旁边的安全带，就仿佛成了舞台上的一个道具一样的东西，只有过路口的时候，从座位底下拽出来用它摆摆样子。
坐车系安全带，看似是一件小事，一种习惯，但却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距。俗话说，针眼大的孔，能透过斗大的风。自觉遵纪守法，从一点一滴做起。只要从自己做起，并且养成一种习惯，我们的社会就会向着更加文明的时代进发。
（摘自2月3日《上海法治报》作者李延）
不可思议的美国忌语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好像变戏法一样，这个国家似乎没有了残疾人，没有了胖子，没有了盲人，没有了黑人，也没有了印第安人。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说这些词语，因为这些词语听起来是对别人的“冒犯”。
现在，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词语几乎成为一种罪行，电视上和广播里不能说，报纸上更不能说。美国媒体都在“自我审查”，回避这些词语。
例如，你不能把什么也看不见的人称为盲人，正确称呼是“弱视者”。你不能说人家是矮子，应称为“个子不高者”；也不能说人家是胖子，应称为“身体宽大者”或“身体宽度弱势者”。现在没有“不诚实的”政治家，只能说“道德迷茫的”政治家；也没有穷人，只能说“财政弱势者”；也没有老人，只能说“在岁月顺序上排在前面的人”。对妇女不能称“夫人”，也不能称“小姐”，只能称MS，它是介于夫人和小姐之间的称谓。对在大街上招引嫖客的女子不能称妓女，而要称为“性工作者”；对在垃圾车上工作的清洁工人也不能称“清洁工”了，现在的名称是“卫生工程师”。
美国学校的课本对语言也小心翼翼，课本禁用语已经有了“黑名单”，甚至对此已经形成了一种审查制度。有人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公共教育的质量。
（摘自《政府法制》半月刊2004年12月作者晓西）
不是废话
在英国，所有的灯泡的包装纸上都印着这样一句警告：Donot put that object in to your mouth!意思是不要把灯泡放进口中！是不是有点搞笑？有谁会神经病地把灯泡塞进嘴里？有一天，我和朋友谈到这个问题。他突然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本书上也这么说，原因是灯泡放进口中后便会卡住，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
但对此我十分怀疑：我认为灯泡表面十分光滑，如果可以放进口中，理论上也应该可以拿出来。回到家中，我拿起一个灯泡左思右想，始终觉得我的想法没错。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我决定证实一下。为此，我专门买了一瓶食油，以防卡住拿不出来。一切就绪后，我把灯泡放进口中，不用1秒钟灯泡便滑入口中，照这样看，要拿出来绝无问题。接着，我轻松地拉了灯泡一下，然后再加点力，又把口张大一些。妈妈呀，真的卡住拉不出
来了！好在还有瓶油„„30分钟后，我倒了3/4瓶油，其中一半倒进了肚子，可那灯泡还是动也不动。我只好打电话求救，号码摁了一半，才记起口中有个灯泡如何说话？只好向邻居求助，我写了张纸条便去找邻居妹妹，她一见我就狂笑，笑得弯下腰还流口水。半小时后，她还是挣扎着帮我去叫了“的士”。司机一见我，也笑得前仰后合。在车上他不停地说我的口太小，还说如果是他，就没问题。
在医院，我被护士骂了10多分钟，说我浪费她的时间。那些本来痛楚万分的患者，见了我都好像没病了，人人开怀大笑。医生把棉花放进我口的两旁，然后轻轻把灯泡敲碎，一片片拿出来。
当我打开诊室的门，要离开医院时，迎面来了一个人，正是刚才那位司机，他口中正含着一个灯泡„„
（摘自2月4日《现代女报》作者小雨寒冰）
比尔·盖茨答记者问
2001年7月，《机会》杂志在意大利的米兰创刊。为了能一炮打响，董事长亨利·肯德里提议，请比尔·盖茨来写发刊词。最后，比尔·盖茨终于答应了在纽约开往内罗比的飞机上，可以接受一刻钟的采访。记者为采访草拟了三个问题：第一，您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什么？第二，您认为谁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第三，您认为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只要比尔·盖茨回答了这些问题，《机会》杂志就有了世界上最绝妙的发刊词了。
针对这三个问题，比尔·盖茨说，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是孝顺；对第二个问题，假若你问的是一位不可一世的年轻人，他也许会说，被他打败的对手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然而，对一位四十岁的男人而言，他一定会认为，不会第二次前来敲门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初恋。至于第三个问题，恕我直言，是行善。
采访结束了，可记者自始至终没听到“机会”二字。就在他失望地返回座位的同时，坐在附近的一位美国《生活周刊》的记者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行字：在现实社会里，人们总认为，最不能等待的事是机会；最不可能第二次前来敲门的是机会；最需要抓住的是机会。其实，这种来自战场和商海里的观念，并不适合于生活。
这段话后来出现在美国《生活周刊》的卷首语上。
（摘自《女报》第3期作者刘燕敏）
帮
助
我和两个搞社会活动的哥们带着机器于日前来到澜沧县。这是一个位于云南南部的县城，交通闭塞，并且相当的穷。而我们此行正是要把它的贫穷拍下来，展现给世人，希望能得到一些援赠，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到了这里才发现，远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穷。比如说全县两万人每年只杀一头猪，而就这一头猪也只能卖掉一半，剩下的一半要翻山越岭拿到别处去卖，因为买得起猪肉的人太少了。县里的人给我们介绍说这最富裕的人家全部财产加起来也只有一百多元。听了以后我们仨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因为在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别人组织了一个饯行宴，花了一千多。
我们来的时候，买了好多文具、玩具，还有足球。我们把这些东西摆在村长办公室，把摄影机架在门口，想拍一些当孩子们看见这么多好东西，欢天喜地分抢的镜头。但是我们失望了，孩子们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没人敢上前，也没人敢说话。
临走的头一天，我们独自到山里转转。就在准备返程的时候迷了路，最糟糕的水又喝完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猎户，大人都去打猎了，只有孩子在家。男孩眨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听完我们的请求马上跑去舀来一瓢水，并且自告奋勇说帮我们带路。分手的时候想谢谢人家，问男孩要什么？男孩说：“我娘说帮助别人是不能要回报的。碰见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们就可以了。”
（摘自2月15日《今晚报》作者白脸）
大师“打架”
指挥家艾森巴赫最近说，观众在演奏时何时鼓掌并无硬性的规定，要鼓掌就尽情地鼓。不对呀，记得前几年有几位国内外指挥大师曾责怪台下不适时的掌声破坏了乐章的完整性。真有趣，两拨大师的见解“打架”了。
若是小人物提出异议倒好办，或不屑一顾，或将他批个体无完肤。难就难在双方都是大师，究竟听谁的呢？比一比哪位大师更大些？数一数谁的“粉丝”更多些？恐怕不妥。是不是说出了真理，与那张嘴巴的主人是不是大师没有必然的联系。大师的话自然有分量，但终究不是金口玉言，孰是孰非最终还得看谁更受演出实践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说到了根上。
幸亏大师们意见相左，假使他们意见一律，我辈只能洗耳恭听，乖乖照办，就失去了这番思索。
（摘自2月7日《新民晚报》作者赵全国）
美国班主任的故事
美国大多数的中小学，每学年都有一天是专门留给家长和老师会面的。这一天学生不用上课，老师与班上每一位学生的家长单独面谈。面谈时间约为三十分钟。其中，与女儿五年级的班主任第威夫人的一次面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威夫人在大大地赞扬了女儿一番后把话题一转，说：“对于克莉斯蒂（女儿的英文名）这样优秀的学生，我唯一的担心是如果有一天她的成绩报告单上不是那么漂亮了，有了一个甚至几个B，她会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呢？”我和先生对看了一眼，很有些被一语惊醒的梦中人的样子。接着，她给我们讲了她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她的女儿曾经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门门功课拿A。可是上了高中后，由于功课越来越难和一些其它原因，成绩单上也有几个B了。女孩子无法承受自己在学习上不再是最优秀的事实，便想方设法寻找能让自己最出色的方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节食。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小姑娘差点连命都丢掉
了。幸亏父母发现得早，药物治疗加上心理治疗，千辛万苦地总算把她给救过来了。第威夫人说：“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们，是希望它不要重演。我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们的孩子。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身心健康成长。这是一个教育者的最大心愿。”她给我们讲解了她的打算，并说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前需要得到我们的允许：她准备有意给克莉斯蒂增加学习和考题难度，让她的成绩单上至少有一两个B。她要观察她的反应。她认为培养孩子承受挫折的能力与建立孩子的自信心是一样的重要。老师这样的尽心尽责，真是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醒悟。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更别说认识到它的严重了，倒是常常为女儿的好成绩喜形于色呢。
第威夫人有一段话让我们深受触动。她说：“时时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大家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品德，和他们的成绩单如何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曾几何时我们利令智昏地把这直白浅显的人生道理给忘掉了呢？
（摘自2月10日《广州日报》作者刘付玲）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布思·塔金顿是20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伟大的安伯森斯》和《爱丽丝·亚当斯》均获得普利策奖。在塔金顿声名最鼎盛时期，他在多种场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在一个红十字会举办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会上，我作为特邀的贵宾参加了展览会。其间，有两个可爱的十六七岁小女孩来到我面前，虔诚地向我索要签名。
“我没带自来水笔，用铅笔可以吗？”我其实知道她们不会拒绝，我只是想表现一下一个著名作家谦和地对待普通读者的大家风范。
“当然可以。”小女孩们果然爽快地答应了，我看得出她们很兴奋，当然她们的兴奋也使我备感欣慰。
一个女孩将她的非常精致的笔记本递给我，我取出铅笔，潇洒自如地写上了几句鼓励的话语，并签上我的名字。女孩看过我的签名后，眉头皱了起来，她仔细看了看我，问道：“你不是罗伯特查波斯啊？”
“不是，”我非常自负地告诉她，“我是布思·塔金顿，《爱丽丝·亚当斯》的作者，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
小女孩将头转向另外一个女孩，耸耸肩说道：“玛丽，把你的橡皮借我用用。”
那一刻，我所有的自负和骄傲瞬间化为泡影。从此以后，我都时时刻刻告诫自己：无论自己多么出色，都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摘自2月8日《今晚报》作者尹玉生）
忘我追求
1858年，瑞典的一个富豪人家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不久，孩子染患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瘫痪症，丧失了走路的能力。
一次，女孩和家人一起乘船旅行。船长的太太给孩子讲船长有一只天堂鸟。孩子被这只鸟的描述迷住了，极想亲自看一看。于是保姆把孩子留在甲板上，自己去找船长。孩子耐不住性子等待，她要求船上的服务生立即带她去看天堂鸟。那服务生并不知道她的腿不能走路，而只顾带着她一道去看那只美丽的小鸟。奇迹发生了，孩子因为过度地渴望，竟忘我地拉住服务生的手，慢慢地走了起来。从此，孩子的病便痊愈了。女孩子长大后，又忘我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最后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她就是茜尔玛·拉格萝芙。
（摘自《年轻人》第2期作者佚名）
关心总统的私事就是关心自己
《环球时报》2月7日刊登牟丕志撰写的文章说，这几年，克林顿又风光起来，媒体对
他也是褒奖有加。他在任总统期间，闹出的绯闻是举世瞩目的热点，几乎家喻户晓。克林顿也从此麻烦缠身，尴尬得很。中国人大多是以看热闹的心态看待这种事。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美国人认为总统的隐私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总统大权在握，一言一行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切身利益。总统的个人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克林顿既然当了总统，担负起治理国家的使命，对他的要求就得苛刻些。一般老百姓的“性丑闻”，美国人就不那么当回事；克林顿是总统，总统的道德问题对这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老百姓这么想，司法、监督部门也不敢怠慢，正式传唤克林顿，克林顿只得乖乖地按时出庭，最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招”了。
我觉得，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并非小题大做，并非猎奇、制造新闻，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美国人是极其聪明的，他们善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试想，假如一个总统道德上靠不住，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关心总统的隐私，实质是关心自己。
哲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有这样两口子，第一次吵架，她心里就隐约出现“离婚”。只是她听说，幸福之家是吵架声比邻居低一些的家庭，因此才没把这点小别扭放在心上。
第二次吵后两人开始冷战，在咬牙切齿和无所适从中，她发现杂志中有这么一句话：一幢因地基没打牢而发现裂痕的房子，你是修补还是拆掉？一桩有裂痕的婚姻，你是维修还是摧毁？修补濒于破裂的婚姻，比摧毁它要困难得多。
不知过了多久，他俩又吵架了，她把“离婚”明明白白地提出来，且很快地到法院递了诉状。不久，她又从报上看到一段话：婚姻是件瓷器，做起来困难打碎容易，然而收拾好满地碎片却是件不易的事。她的心好像被鞭子抽了一下。婚后几年里，丈夫的习性、噪音和特殊的爱好已深深地烙在心中。如果分离，这些记忆的碎片该如何清理？不知“危房理论”和“瓷器说”哪一个正确，她几乎被弄昏了头。
最后她终于明白，任何婚姻理论，都是抽象的，它们都是从某一角度看问题的，因此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甚至超过某一范围，它就会变成谬误。
（摘自《东方女性》第1期作者袁建刚）
摔
门
3楼住着4户人家。这天刮风，“301”回家关门时，不小心用力过猛，加之风大，防盗门“砰”地发出一声巨响。恰巧“302”开门外出，被吓了一跳，一气之下重重地摔上防盗门。摔门声惊醒了正做美梦的“303”，不知发生了何事，开门一看，天下太平，便骂了一句，狠狠地摔上防盗门。此时归来的“304”多心是邻居摔自己，甚怒，遂玩命摔上防盗门，“砰”的一声，分贝超过前三声。
几天来，这3家的摔门声此起彼伏，一声响过一声。莫名其妙的“301”心理不平衡了：这3家都这样解气地摔门，我要轻轻关门，那也太吃亏了，我也摔吧。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的4户人家已经不是当初的那4户了，但摔门的“习惯”依旧。
（摘自《秋光》第1期作者史东方）
独立的青春
菲利普是老贵族后裔，家里很有钱。但我认识他却在巴黎左岸拉丁区一个有点破败的小阁楼里。他从大一开始就住在那里，一住六年。六年来他一直在索邦上学，现在是艺术史博士。他置身于弹丸之地，他说，等找份拿全薪的工作，贷款买间大点儿的。我心想，再大，恐怕也比不了古堡里堆放杂物的顶楼间。菲利普一眼洞穿我的心思，说，没错，我父母的家是有钱，可钱再多也是他们的，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是我，我的生活只能靠自己设定。他一副本来如此的淡定，反让我觉得自己的疑惑不那么顺理成章了。
漂亮的莱雅出身下层，却与菲利普殊途同归。她是读到大二辍学，暂时来法语培训中心打工的，等攒足一笔钱，还会回校继续学业。莱雅如果留在父母家，也是能把大学念完的。但她不愿意。像许多法国青年一样，她高中毕业会考后就卷了行李直奔巴黎而去。法国一般大学只收注册费，但房租却是一项逃不掉的开支，巴黎尤其昂贵。她住进政府补助的学生公寓，靠课余给人做家教支撑这份已经降了一半的房租和生活费，最终难以为继。莱雅年轻轻的脸上总有抹不去的倦意，她是用积累倦意来积累独立的本钱，她嘻笑着说，其实青春就是穷。
青春等于穷，果然是吗？穷是因为独立，独立则包含自由与征服。记得我曾经的学生阿历山大说过一句话：留在父母身边，你就像幸福的囚徒失去了自由——塑造你自己的自由。
（摘自2月18日《文汇报》作者鲁娃）
糟糕透顶之后
海难中唯一的一个幸存者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无人小岛上。他每天到海边遥望是否有船只经过，但是经常失望而归。无奈中，他用海上的浮板建造了一所小房子来遮风挡雨和存放他仅有的一些物品。
有一天，当他找到食物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小房子着火了，浓烟直冲天际，所有的财产付之一炬。他悲痛欲绝，大喊：“老天，你为何如此对我！”发泄了一番后，他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原来是一条船停靠在小岛旁，而且是来救他的。
他连忙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他们回答：“因为我们看到了你放的烟火信号。”
所以，不管情况变得多糟糕，我们都不要失去信心。总会有时来运转的机会。
（摘自2月18日《环球时报》郭言编译）
《四郎探母》显示文化的力量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100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当戏中演到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儿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
70度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摘自《知识文库》第2期作者龙应台）
细
节
在深圳赴朋友之约，于一酒家见面。其时正值盛夏，走进清凉世界，顿觉爽快无比。但几位女士却连呼太冷吃不消。服务员恰到好处地为每位女士送上了一款披肩，女士们称赞酒店的服务到位。
返沪不久，我去东方医院看望病人，正巧碰到一位护士拿着指甲钳，在一张张病床前询问谁要剪指甲。这令我想起一件往事，也是在一家医院，有位老人想剪指甲，因所有病友都未带指甲钳，最后只能作罢。没想到，东方医院却有这么一个服务项目。
细节铸就完美。一个单位如此，一个人当也如此。日前去上海玛亚克集团采访徐理福董事长和夫人邹莉，他们热心关注贫困家庭学子的细节，让我萦怀。那是一次按惯例的介绍，主持者让学子汇报各自家庭的困难情况，徐理福夫妇当即阻止，他们不愿意看到资助对象由此
产生自卑心理，觉得不能再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他们说，助学并不是怜悯，也不是施舍，而是出于自己的真心，再三劝慰学生不要有感恩心理，认为这是应有的社会公德。
细节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但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则能反映出一个人深层次的修养，它能代替财富，弥补缺陷，提升你的竞争力。通过细节来评价一个人，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摘自2月21日《新民晚报》作者尹学尧）
非走不可的弯路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
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
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
“既然你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弯路。”
“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
母亲心疼地看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
上路后，我发现母亲没有骗我，那的确是条弯路，我碰壁，摔跟头，有时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不停地走，终于走过来了。
坐下来喘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朋友，自然很年轻，正站在我当年的路口，我忍不住喊：“那条路走不得。”她不信。
“我母亲就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也是。”
“既然你们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
“我不想让你走同样的弯路。”“但是我喜欢。”我看了看她，看了看自己，然后笑了：“一路小心。”
我很感激她，她让我发现自己不再年轻，已经开始扮演“过来人”的角色，同时患有“过来人”常患的“拦路癖”。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
（摘自2月22日《广州日报》作者张爱玲）
“由壶变罐”的启示
相声演员戴志诚在谈到相声创作出精品、出新品难时不无感慨地说：“本来你拿了个壶，第一次会要你把壶嘴卸了，第二次说壶把不好看，第三次把盖去了，到最后，就剩下罐了，那时才能上电视，观众再看，说那不叫东西了。”
由戴志诚描述的“由壶变罐”，想到了时下那些勇于创新思维、敢于创新行为的同志们：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壶”，可讲多了被领导封住了“嘴”，建议多了被领导抓住了把柄，去掉了“把”，最后也只落下个“不叫东西”的可悲下场。受到种种压制，再三遭受“封嘴”、“掉把”、“去盖”等种种苦刑之后，这些“壶”形人不再有什么雄心壮志。他们尽量避免说新话，做新事，只讲别人说过的，上级讲过的，没出过问题的大话，空话；只做过去工作的“克隆”，别人工作的“模拟”，上级《通知》的通知，久而久之，就真的变成“罐”了。
（摘自《党政干部论坛》第2期作者关荣金刘章云）
号
称
这些年社会上流行“号称”。什么都可以被“号称”一下。
某商品房对外“号称”已经销售了90%。而实际情况只销售出20%。
某杂志社对外“号称”发行了十万册。而实际情况，只印了六千册。
某公司对外“号称”自己拥有资产三个亿，而实际情况，却是负债五千万。
某汽车厂“号称”自己的新型轿车供不应求，而实际情况却是库存一万多辆。
至于果农“号称”自己的西瓜是来自美国的种。菜农“号称”自己的蔬菜是南非货。卖河虾的“号称”自己的水产品来自太平洋„„这类号称在社会上更是数不胜数。
号称已经把吹牛、胡编、夸大、隐瞒、欺诈纠合在了一起，并合理地进行着掩饰。
（摘自2月17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好日子怎么过
都说穷日子难过，我从不怀疑这种说法。我过过穷日子。在做知青的时节，常用盐水拌饭吃。那样的夜，非常非常地漫长。
好日子不好过，这是从前没有想到的。因为什么叫做好日子，很难界定。温饱不愁了，还有山珍海味呢？别人能够吃到，我不能够吃到，就不觉得自己的日子好。你有住房了，那
边却竖起了别墅；公共汽车不拥挤了，大路上却跑过一辆辆私人的豪华轿车；你开始吃肉了，时尚标榜的却是吃野菜；你穿得整整齐齐了，流行的却是穿得越少越好；你的工资提高了，有人赚钱却是成百上千万。因此，我们的耳朵里，听到的一片声音，都是说：现在的日子真是难过！
好日子是难过得多。好日子弹性太大，物质太多，信息太多，诱惑太多，个人的选择却比穷日子还要少，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而在穷日子里，发自内心的要求就是吃饱肚子。在贵州的偏远山区，在小凉山的深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人和小孩子，只要吃饱了，就会很安详地坐着晒太阳，甜蜜地打盹，万事不挂心。目光温和得如新生羊羔。穷日子固然难过，但容易满足。穷日子难过的是肚子，好日子难过的是心情。心情好不起来，吃了什么都白吃。
原来，好日子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好日子是皮囊，须得人为地填充灵魂。这灵魂哪里来？读书得来，修养得来，智慧得来；安静中得来，爱意中得来，松弛中得来；不烦躁的时候得来，不虚荣的时候得来，不贪婪的时候得来；懂得珍惜的时候得来，懂得尊重他人的时候得来，懂得维护健康的时候得来。
好日子就在自己的手中，像泥鳅，要有把握的技巧。偏偏就是这个技巧，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真叫人难过。
（摘自2月22日《现代女报》作者池莉）
爱斯基摩人捕狼
爱斯基摩人捕猎狼的办法很特别，也很有效。严冬季节，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涂上一层新鲜的动物血。等血冻住后，他们再往上涂第二层血。再让血冻住，然后再涂„„如此反复，很快刀刃就被冻血坨藏得严严实实了。
下一步，爱斯基摩人把血包裹住的尖刀反插在地上，刀把结实地扎在地里，刀尖朝上。当狼顺着血腥味找到这样的尖刀时，它们会兴奋地舔食刀上新鲜的冻血。融化的血液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在血腥味的刺激下，它们会越舔越快，越舔越用力。狼这时已经嗜血如狂，它们猛舔刀锋，根本感觉不到舌头被刀锋划开的疼痛。
在北极寒冷的夜晚里，狼完全不知道它正在舔食的其实是自己的鲜血。它只是变得更加贪婪，舌头抽动得更快，血流得也更多，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上。
令人失去理智的，是外界的诱惑；而最终耗尽一个人精力的，却往往是他自己的贪欲。
（摘自2月23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公用”课本中的诚信伦理
今年暑假期间，我把小孙子送去澳大利亚悉尼插班读书。
我到悉尼不久，就与一个名叫依莲的老太太熟悉了。在攀谈中我得知，依莲的孙女就在我的小孙子准备插班的那个学校读书，只是高一年级。
知道这件事后，我打起了算盘：向依莲的孙女借一套她上学年用过的各种课本，让小孙子在开学前对要学的内容有一个了解。原以为，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料想，老太太回答说，澳大利亚的课本是不属于学生自己的。所有班级的课本都要一届一届地传承，直到不能用为止。她孙女上学期用的课本，按规定在放暑假前就交还学校了。
开学后第一天，孙子回家后，我翻看了他的书包，里面果然都是“旧课本”。然而，这
些不知经过多少学生手、用了多少年的“公用”课本，除了蓝色封面上有些沧桑旧迹外，整个课本的内页几乎是簇新的。可能书中有些内容已经过时，前些年又插进了一些活页，那几张活页新得就像才插进去似的。
我问孙子：“老师发课本给你时，有没有特地对你说了什么？”孙子告诉了我老师说的话，竟是那样的简洁明了：“让你下届学生对你的信任，从给他一本虽旧如新的‘公用’课本做起。”
后来，小孙子对待“公用”课本的态度，也让我感喟不已。过去，在国内读书时那种理所当然、大大咧咧、对课本命运毫不在乎的动作，不知不觉中已离他而去，代之以读书时先洗手，然后才用干净的手轻轻地小心翻看书页，对“公用”旧课本呵护有加。
澳大利亚推出“公用”课本举措，原意出自“环保”考虑。
但随着“公用”课本的届届相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诚信意识从小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并训练出了国人不能去干损坏诚信文明错事的人生道德理性。
（摘自《书屋》第1期作者张艳芳）
有一种安全是虚假的
二战结束后，英国皇家空军统计在战争中失事的战斗机和牺牲的飞行员以及飞机失事的原因和地点。其结果令人震惊，夺走生命最多的不是敌人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而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更令人们不解的是事故发生最频繁的时段，不是在激烈的交火中，也不是在紧急撤退时，而是在战斗机完成任务，凯旋归来，即将着陆的几分钟里。
但是心理学家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惊讶，他们说这是典型的心理现象。在高度紧张过后，一旦外界刺激消失，人类心理会产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飞行员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精神高度集中，虽然外界环境恶劣，但由于大脑正处于极度兴奋中，反而不容易出纰漏。
在返航途中飞行员精神越来越放松，当他终于看到熟悉的基地，自己的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时，他顿时有了安全感。然而恰恰是这一瞬间的放松，酿成大祸。因此人们管这种状态叫“虚假安全”。
在人生的路上，也有很多“虚假安全”。当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千万别放松警惕。
记住，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你的成功。
（摘自2月25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懒惰的智慧
犹太人汉弗特在加拿大渥太华开设了一家豪华宾馆，处事甚为“懒惰”，凡是能吩咐别人为他干的事，他绝不亲躬。宾馆业务虽然繁忙，他却整天悠闲自在。年终时，他让宾馆分别评选出10名最勤快和10名最“懒惰”的员工。汉弗特叫人把10名“懒惰”的员工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些员工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老板肯定会要我们滚蛋。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门，汉弗特就说道：“恭喜各位被评为本宾馆最优秀的员工。”他们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表情，汉弗特招呼他们坐下后，笑着慢慢解释道：“据我观察，你们的‘懒’突出表现在总是一次就把餐具送到餐桌上，习惯于一次就把客人的房间收拾干净，一次就把工作干完，讨厌多走半步路，讨厌做第二次。因而
在别人眼里你们整天闲着，在偷懒。但依我看，最优秀的员工全无例外的都是‘懒汉’，
因为他们‘懒’得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懒得去做。而勤快员工的‘勤’，大多表现在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不在乎把力气花在多余的动作上，做一件事不在乎往来多少趟，花多少时间，这样能有效率吗？”
人正是懒得推磨，才发明了风车；懒得走路，才发明了汽车；巧于懒惰的人，身上常常闪烁着创造的火花。
（摘自《星火》第1期作者杨楚民）
自信者的求助
50岁那年，在公司当秘书的伊迪丝姨妈被诊断患有很难治愈的心脏病。对于这样的打击，寡居的伊迪丝姨妈不肯轻易就范。她去图书馆查阅有关医学报告，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一篇介绍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著名心脏病外科大夫迈克尔·德贝基博士的文章。文章说，德贝基博士挽救过患有同样病症的一位病人的生命。但他收取的费用相当高昂，远非伊迪丝姨妈所能支付得起的。
但兴许博士能给她介绍一位收费她承担得起的医生吧？于是，伊迪丝姨妈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了她想活下去的几个理由：她有三个孩子，他们需三四年的工夫才能自立；她本人自打做小姑娘起就梦想周游世界。信中没有一句哀怨乞怜的话，有的只是热情、幽默和生活下去的欢乐。她寄出了信，并不期望真的会收到答复。
几天之后，伊迪丝姨妈收到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您那封美丽的来信深深地打动了我。如果您能来休斯敦，我们可以免收您的住院费和手术费。迈克尔·德贝基”。
七年过去了，伊迪丝姨妈足迹已遍及世界各地，她的三个子女个个都幸福地成了家，而她本人，仍然充满活力。
（摘自2月24日《北京晚报》作者赵焕新）
阴
影
“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之一的邓世昌，在中日黄海大战中，眼看战局逆转，指挥已多处受伤的“致远”舰全速撞向日舰“吉野”。在邓世昌坠海之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称：“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近日看到这样一则记述，当他坠入海中之后，他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士兵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
这里的“义犬”出现，说明邓世昌在军舰上养过宠物遛过狗。而据姜鸣先生说，在军舰上养狗本为《北洋海军章程》所不许。
又据姜鸣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一书介绍，同为“中日甲午战争十大忠烈将领”的丁汝昌、刘步蟾，他们的兵败殉国，都是服用大量鸦片而死。大敌当前，不去抓紧秣马厉兵，却在军舰上存放大量鸦片，这一点，也曾为后人所诟病。
今天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研究110年前那场战争时，的确发现了北洋水师在部队管理、人员
素质、精神状态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且不说宏观上的“专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大道理，仅此一端，就已经铸就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命运。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了多少叱咤风云、慷慨悲歌的英雄，谁也不好说他们都是白璧无瑕、一尘不染的完人，但他们毕竟曾经给人们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作为
后人的我们，无须在彩旗下寻找阴影，毕竟我们不能一切都寄望于英雄。
（摘自2月25日《文汇报》作者安立志）
治疗心痛的创可贴
“妈妈，您在忙什么呢？”还不到6岁的女孩，好奇地问妈妈。
“给邻居家的阿姨做饭。”
“为什么？”
“前几天阿姨失去了心爱的女儿，现在很伤心。我们这几天要好好照顾她。”
“为什么需要我们照顾呢？”
“阿姨以后不能和她的女儿一起做她们喜欢做的事情了，很可怜。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做饭和料理家务也会变得很困难的。女儿，你能不能也帮妈妈想想其他能帮助阿姨做的事情呢？”
女孩听到妈妈的提议，认真地思考了良久。突然，她走到邻居家敲响了门。
一脸憔悴和疲惫的邻居开了门。
“有什么事吗？”邻居问道。
“听妈妈说，您因为失去了女儿，非常痛苦„„”女孩羞涩地把攥在手里的创可贴递给了邻居。
“阿姨，把这个贴在胸口吧，那样你的心就不会痛了。”
邻居突然哽咽起来，泪水夺眶而出。她抱住女孩说：“谢谢，这个创可贴会治好我的伤口的。”
（摘自《海外文摘》第3期尘香编译）
犹太人成功的奥秘
据史料记载，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奖算起，至1973年，共颁奖411个，其中犹太人获奖65个，在得奖人数中占15.8%。而全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约为1600万，在世界总人口60亿中，所占比例不足0.3%！如此高的得奖比例，是世界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犹太人在科学、哲学、文学、经济、艺术等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三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人》一书向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得从犹太人的历史说起。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人离开两河流域来到巴勒斯坦，在此定居了1000多年，直到公元135年被罗马人逐出巴勒斯坦，开始了长达1800余年的流散生活。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犹太人为了信仰，为了生存，非常注重学习，始终把对子女的教育视作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事业。他们明白，在异国他乡没有文
化知识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资料显示，世界上任何角落，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总是最高的。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尽管经济非常困难，但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6%以上，超过了当时的美、苏、英、法等国。同时，政府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规定16岁以前的青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为以色列培养了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这个年轻国家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2月28日《古籍新书报》作者陈景群）
短文的分量
文章的分量不是以字数多寡篇幅长短衡量的。当年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为导师，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问：“那他总该有大著吧？”答：“也没有著作。”曹为难：“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对曰：“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长短不是评判文质的标准。文章的分量最终取决于其思想是否深邃、观念是否正确、情感是否充沛、言辞是否精彩。相同的道理还存在于文学领域之外。
费米是20世纪一位泰斗级的物理学家，有一次揶揄他的学生、195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塞格瑞：“如果把你的全部成果拿去和狄拉克（量子力学家）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不仅不吃亏，还会大赚一笔。”塞心里尽管不舒服，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他反唇相讥：“别看老师您贵为泰斗，若把您全部的工作拿去与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交换，你也是大有赚头的。”费米听后，哈哈大笑。
（摘自1月11日《文汇报》作者介子平）
流传百年的契约
一个富甲一方的农场主深爱着他的儿子。然而，一次意外中，他的儿子坠崖而亡。农场主伤心欲绝。为了能够天天“看见”儿子，他在庄园里垒了一个小坟冢。这一年是公元1797年。
几年后，他家道中落，不得不转卖自己的庄园。出于对儿子的爱，他对承买人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儿子的坟墓必须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不要毁掉。并且，将这一要求郑重地写进了契约。
多少年过去了，土地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孩子的名字都流失了。但是，这个无名孩子的坟墓在一张又一张契约的保护下完好无损。
一百年后，这块风水宝地被政府圈定为格兰特将军的陵园。纽约市政府遵守关于墓地的契约，把这个无名孩子的坟墓保留下来。格兰特将军就安置在这个无名孩子墓旁。1997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朱利·安尼来到格兰特将军陵园，隆重纪念格兰特将军逝世一百年。与此同时，市长作为土地主人的代表亲自签约，承诺让无名孩子墓永远存续下去。
墓地上的百年契约应作为一方神位牌，树立在每一个丢失诚信的人的心里，时刻鞭策，一生警醒。
（摘自《黄种人》第1期作者陈志宏）
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
美国西部的一个乡村，有一位清贫的少年,每当有了闲暇，他总要拿出祖父在他8岁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幅已被卷了边的世界地图看。
15岁那年，这位少年写下了他的《一生的志愿》：“要到尼罗河、亚马逊河和刚果河探险；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和麦金俐峰；驾驭大象、骆驼、鸵鸟和野马；探访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一世走过的道路；主演一部《人猿泰山》那样的电影；驾驶飞行器起飞降落；读完莎士比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谱一部乐曲；写一本书；拥有一项发明
专利；给非洲的孩子筹集100万美元捐款„„”
他一口气列举了127项人生的宏伟志愿。毫无疑问，那是一场壮丽的人生跋涉。44年后，他终于实现了《一生的志愿》中的106个愿望„„
他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探险家约翰·戈达德。当有人惊讶地追问他是凭借着怎样的力量，让他把那许多注定的“不可能”都踩在了脚下，他微笑着如此回答：“很简单，我只是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随后，周身就有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接下来，就只需沿着心灵的召唤前进好了”。
（摘自2月20日《福建日报》作者马玉慧）
失礼，没有理由
在查尔斯小的时候，他常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帮忙。杂货铺里有一个不怎么受欢迎的人，大家都知道他对妻子不忠的事；从道德上来讲，他绝对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查尔斯对这个人的人品也有所耳闻，所以与其他孩子一样，对他很不尊重。孩子们称呼其他成年男性都是“某某先生”，而对于这人他们却只愿意称他为“乔”。
查尔斯的父亲有一天听到了儿子与“乔”的对话，于是便把儿子叫到了办公室里。儿子向父亲解释，“先生”一词是留给值得尊敬的人的，而那个家伙他不配！
“他配不配是他的事，而你这样对待他是你的问题，现在失礼的是你，年轻人！”父亲说，“对另一个人有看法不是你失礼的借口！”
是的，失礼时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人。同样，无礼地对待那些该轻蔑的人，也会降低我们在善良人眼中的地位。
（摘自2月28日《环球时报》作者鲁贝尔·谢利编译刘俊成）
感谢那只手
曾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感恩节前夕，美国芝加哥的一家报社向一位小学女教师约稿，希望得到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画的图画，图画的内容是他想感谢的东西。
孩子们高兴地在白纸上画了起来。女教师猜想这些贫民区的孩子们想要感谢的东西很少，可能大多数孩子会画餐桌上的火鸡或冰淇淋吧。
当小道格拉斯交上他的画时，她吃了一惊：他画的是一只手。
这是谁的手？这个抽象的表现，使她迷惑不解。孩子们也纷纷猜测，这个说：“这准是上帝的手。”那个说：“是农夫的手，因为农夫喂养了火鸡。”
女教师走近小道格拉斯———这个皮肤棕黑、又瘦又小、头发曲卷的孩子面前，低声问他：“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的手吗？”
“这是你的手，老师。”孩子小声地回答。
她这才想起，在放学后，她常常拉着孩子们黏乎乎的小手，送他们走一段路。小道格拉斯的家很穷，他破旧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老师这只手对小道格拉斯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要感谢它。
关爱、信任和鼓励——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这种给予是微不足道的。可它的作用却常常难以估量。
（摘自《西郊人月刊》第2期作者佚名）
聪明的放弃
电视上有一个娱乐节目，内容就是数钞票比赛。
主持人拿出一大沓钞票。这一大沓钞票里面，有大小不一的各类面额，按不同顺序杂乱重叠着。游戏让现场选拔四名观众进行点钞比赛。看这四名参赛的观众在规定的三分钟内，谁数得最多，数目又最准确，那么，他就可以获得自己刚刚所数得的现金。
游戏开始了，四个人开始埋头“沙沙沙”地数起了钞票。当然，在这三分钟内，主持人是不会让你安心点钞的，他拿着话筒，轮流给参赛者出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来打断他们的正常思路，并且，必须答对题目才能接着往下数。几轮下来，时间就到了，四位参赛观众手里各拿了厚薄不一的一把钞票。主持人拿出一枝笔，让他们写出刚才所数钞票的金额。
第一位：3472元。第二位：5836元。第三位，也数出了4889元的好成绩。而第四位，只数出区区500元。
主持人把四名参赛观众所数的钞票重数了一遍，正确的结果分别是：337
2、58
31、487
9、500。也就是说，前三名数得多的参赛观众，分别多计了100元、5元、10元，距离正确金额，都只是一“票”之差。只有数得最少的第四位，才完全正确。
得到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台下的观众先是沉默，继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时，主持人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自从这档节目开办以来，从来没人能超过1000元。
全场观众若有所悟。主持人最后说：“有时，聪明的放弃，其实是经营人生的一种策略。”
（摘自《中年人》第3期作者唐慧忠）
加拿大睿智感言
□信任是种美德，但怀疑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如果你已经发现了问题，就离答案不远了。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智者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傻瓜不从任何错误中吸取教训。
□骗我第一次，是你的羞耻；骗我第二次，是我的羞耻。
□忘记历史的人，必将重复历史。
□只有傻瓜才用双脚去试河水的深浅。
（摘自2月25日《环球时报》盛森编译）
规
矩
约翰又一次将车送到城里一家大的经销商那里维修。取车时，负责接待的小姐告诉他修理费达数百美元。约翰说道：“好吧，不过我要先试车，看看是否真的修好了。”
“可以，不过，您要先付修理费，才能把车开走。”
对他们公司来说，约翰可是位大客户，他私人每几年就从这里购买一辆新车。此外，约翰供职的集团每年也经约翰的手从这家经销商购买四五辆车。为此，该经销商专门指派一名销售人员对其跟踪服务。
接待小姐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所以当约翰听到让他先付费后取车时，简直难以置信。
“等一等”，他说道，“你是说，我不先付费，就不能把车开走？”
“十分抱歉，先生。可是，我不能坏了公司的规矩！”小姐说道：“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毫无办法。”
小姐并非有意刁难，但如此做法的确让约翰不快。
约翰怒气冲冲地给经销商打电话，他吼道：“你难道不相信我会付这区区一笔修理费吗？简直可笑！”经销商弄清事情的缘由后，马上向他道歉，保证尽快妥善处理这件事，并亲自将车交给了约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经销商从此再也没有跟约翰做一笔生意，并断言：“约翰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卷铺盖回家，他已经变成一个没有规矩的人了！”
果然，没过多久，约翰因为回扣问题东窗事发，被炒了鱿鱼。这件事，几乎让所有认识约翰的人大吃一惊，同时，也佩服经销商的预言。
（摘自《涉世之初》第2期A刊作者梁宇）
不会告诉母亲的事
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母亲给我带来一盒营养液。母亲说：“听人家说，这东西补脑子，喝了它，准能考上大学。”营养液是母亲卖了手镯买的。母亲走后，我当天晚上便被送进医院。原来，母亲带来的那盒营养液是伪劣产品。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欣慰道：“那营养液还真不白喝呀，当初你爸还怕人家骗咱呢。”我使劲地点着头。
一个炎炎夏日，正读大学的我收到一个来自家里的包裹，打开才发现里面装的是5个煮熟的鸡蛋，经过千里迢迢的邮途，早已变质发臭。原来，前些日子家乡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母亲买5个鸡蛋，煮熟了送给儿女吃，就能保儿女的平安。回家时母亲问我鸡蛋是否坏了，我笑着说：“没有，我一口气都吃了。”
毕业前，母亲给我女朋友寄来了一条红围巾。后来，我们分手时我问她：“那条红围巾呢？”“那破玩意我早扔了。”我心里充满悲哀。而我送给妻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跟母亲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并告诉她是母亲买的，妻很珍惜。后来，母亲曾自豪地跟很多人说：“一条红围巾，一下子就帮儿子拴住了一个好媳妇„„”
母亲是爱我的，而我能给予母亲的最大安慰就是——让母亲知道正是这爱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幸福。所以这三件事的真相我决定永远不告诉母亲。
（摘自《夕阳红》第3期作者林学）
意味深长的宽容
田绿萍的丈夫沈毓珂是朱德同志的秘书，田绿萍因此和康克清相熟。她在《老人天地》第3期上撰文回忆道：粉碎“四人帮”后，一度有规定，紧跟“四人帮”干坏事受审查的人不能加薪，于是，在“*”中揭发批斗朱老总的那些人，都有些发憷。他们惴惴不安地来找康克清，有的哭诉，有的编出自己如何曲线保护老人的话，更有恬不知耻者，拿着不当的理由，还在老人面前表功。而谁什么样，康克清心里明镜似的。但她涵养敦厚，成于中而不形于外，对他们不说一句刺伤的话。当组织上派人向她了解某某造反派在“*”的表现时，她不提那些人对朱老总和她的恶劣行径，而叮嘱调查人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一个人。
事后听说整过他们夫妇的人都加了工资，我问康大姐为什么那样宽容？
是被那些人的假相迷住了，还是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而可怜他们？康克清严肃而平静地说：“‘*’中说错话、办错事，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德问题，同时也是当时的客
观环境所致。”她顿了一下接着说：“别忘了那时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行事的，谁敢不听！谁敢不信！认识不清干错事，是教育问题，不能用不加工资惩罚。品德问题主要靠自己去提高，惩罚解决不了问题。多年不加工资了，拉家带口，大家都够困难的。”听罢，我沉思良久，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心，多么宽阔的胸怀啊！
额外的那个苹果
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如果少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如果多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下跌。——《泰晤士报》前总编威廉·里斯-莫格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比作“额外的那个苹果”。
在小学课本和中小学读物中，做家务的人永远是妈妈。——南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辛副教授认为性别平等意识、两性价值观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一直是空白。
如果我总是穿着袜子，脚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日本“袜子屋”董事长越智直正每天赤脚，因为他要试穿袜子，以判断品质的好坏。
（摘自3月4日《羊城晚报》）
最严厉的惩罚
克利夫·巴罗斯是比利·布雷汉姆牧师团的负责人。他讲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个故事。
当时他的儿子鲍比和女儿贝蒂还很小，做了错事。克利夫警告说，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处罚他们。第二天下班，克利夫发现一对儿女故技重演。克利夫很恼火，但看着孩子们可怜的样子又心软了，他不忍心处罚他们。
克利夫对我说：“鲍比和贝蒂都很小。我把他们叫进房间，然后我解下自己的皮带，脱下衬衫，光着脊梁跪在床前，让他们每人用皮带抽我10下。
“你想像不到他们哭得有多伤心，那是发自内心的、悔恨的眼泪。他们不想抽打自己的父亲，但我们有言在先，犯了错就要受惩罚。我告诉他们，处罚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父亲我决定替他们承受。我坚持要他们用力打满20下。两个孩子边打我，边痛哭，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时还难过。
“从那以后，我甚至再没打过鲍比和贝蒂，因为他们知道我爱他们，但不会因此而忽视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总是非常听话，不是怕被罚，而是出于对我的尊重和爱。”
（摘自3月4日《环球时报》王悦编译）
韩国人的“职责”
今年初，我应邀去韩国访问。短短几天时间，韩国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特点，给我印象极深。
在韩国全罗北道消费者协会分部，我们被挂在墙上的一副镜框所吸引，那里面只有9个字，分三行排列：交涉权、维护权、上诉权。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一天下午，我们到庆州一个公园游览，公园导游一边介绍，一边不时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屑、果皮等杂物。我们见了很受感动，称赞其环保意识强，抱着“学雷锋”的想法，也跟着弯腰捡拾地面的杂物。谁知这下却引起了导游的不高兴。陪同的韩国同行这样给我们解释：
这是她的职责，她应该保持公园的清洁。你们如果也跟着捡，就是批评她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她的上司看到了，会立即将她炒鱿鱼。
一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济州岛，然后又乘车一个多小时直奔西归浦，到了旅馆才知道，原先预订的客房不够，只有日本榻榻米式房间可以住，而邀请我们的单位事先叮嘱接待人员，只能安排我们住中国式客房。我们不以为然，纷纷说：住一天日式旅馆也可以，我们不会有意见。而随行的金先生却说：“如果这样，你们就是批评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我将受到我上司的处罚，再次向你们道歉！”那诚恳的态度，真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一边宽慰他，一边随他又另行寻找合适的旅馆。
那天告别晚宴是在《爱的奉献》乐曲中结束的。不知怎的，这首让我感动过无数次的歌曲，在异国他乡重唱时，突然间生出些许遗憾，觉得它与现实之间好像少了个什么环节，所以在国内总是唱的人多，奉献的人少；自己该尽的职责，很多人也要等别人来“奉献”。想了许久，觉得只要将歌词稍微一改——“只要人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不再有大的遗憾，这样的歌也许会流传得更久远。
（摘自3月6日《羊城晚报》作者陈宇）
守
诺
上高中时，一个男生开口向我借钱，而且张口就是借两元。在当时，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零花钱。我有些犹豫。因为人人都知道那男生家很贫穷。
我的为难令那男生难堪。他低下头，说那钱急用，又说保证5天内归还。我只得答允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5天，那男生竟没来上学。整个白天，我都在心里骂他不守信用。夜里快要睡觉时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打开窗，只见窗外站着那个男生。他的脸上淌着汗，手紧紧攥着，哑着喉咙说：“看我变戏法！”他把拳头突然松开，手心里展开了两元钱的纸币。
后来，从那男生的获奖作文中知道，他当时借钱是急着给患低血糖的母亲买葡萄糖。为了如期归还借款，他天天夜里到北站附近的旱桥下帮菜农推菜。到了第5天拂晓他终于攒足了两元钱，乏极了，就倒在桥洞中熟睡，没料到竟酣睡了一个白天。醒来后他就开始狂奔，所有的路人都猜不透这个少年为何十万火急地穿行在夜色中。
（摘自《青年博览》3月号作者王刚菊）
“小王子”就在我身边
临睡前，我把《小王子》里的一幅插图指给5岁的女儿看：“这是个箱子，里面装了一只羊。”这是一本全球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寓言。女儿一点也不奇怪地说：“羊现在是在吃草呢还是在睡觉？”我惊讶，孩子的内心跟童话是相通的，而老气横秋的我却“看”不到箱子里的小羊。
某个周一的早上，我送她去幼儿园，她在地铁里把玩新买的漂亮小手套，下车时，却发现手套没了。我责备她“粗心，丢三拉四”，女儿神色黯然，接着小声说：“要是被小妹妹捡到了就好了。”我急急地回应她：“现在哪有小妹妹！”可她竟然说：“我喜欢小妹妹，就送给她戴吧。”我知道女儿先前曾不止一次地说家里要是有个小妹妹就好玩了。在这个气氛紧张的早上，女儿用惬意的想象驱赶着妈妈心中淡淡的不悦，我在脚步匆匆的人海中却无法理喻她这种温柔恬静的心境。
以前晚上接女儿时，我喜欢问她吃了多少饭，喝了多少牛奶、水什么的，而女儿往往答非所问：“老师今天穿了一件黑衣服，上面有金黄色的小星还会眨眼睛呢。”受《小王子》浸染，我同女儿的谈话常这样开始：“给我看看你今天画的最满意的画。”“瞧你头上的蝴蝶（发卡）要飞起来了！”女儿说着眼里闪露出欣喜的光芒。
大人确实和孩子注重的层面不同，大人注重数字，而孩子却发现了事物的特别之处。
“小王子”就在我身边。慢慢地，我不再从铺天盖地的育儿丛书中复制育儿经，用道学士的面孔对待女儿。我知道拥有童心的母爱对孩子来说如长流不息的山泉，清澈而温馨，缠绵而悠长。
（摘自3月10日《新民晚报》作者正平）
皮鞋来历的启示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都还赤着双脚走路。有一位国王到某个偏远的乡间旅行，因为路面崎岖不平，有很多碎石头，刺得他的脚又痛又麻。回到王宫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要将国内的所有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他认为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还可造福他的人民，但即使杀尽国内所有的牛，也筹措不到足够的皮革，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摇头叹息。一位聪明的仆人大胆向国王提出建言：“国王啊！为什么您要劳师动众，牺牲那么多头牛，花费那么多金钱呢？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国王听了很惊讶，但也当下领悟，于是立刻收回成命，改采这个建议。据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
想改变世界，很难；要改变自己，则较为容易。与其改变全世界，不如先改变自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培训的道理。
（摘自3月8日《城市金融报》作者异言）
“理想宫”
一位名叫薛瓦勒的乡村邮差每天徒步奔走在乡村之间。有一天，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起身，发现绊倒他的那块石头的样子十分奇异。
于是，他把那块石头放在了自己的邮包里。
他回家后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这样美丽的石头建造一座城堡那将会多么迷人。于是，他开始推着独轮车送信，只要发现他中意的石头都会往独轮车上装。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乐的日子，白天他是一个邮差和一个运送石头的苦力，晚上他又是一个建筑师，他按照自己天马行空的思维来垒造自己的城堡。
二十多年里，在他的偏僻住处，出现许多错落有致的城堡，有清真寺式的，有印度神教式的，有基督教式的„„当地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性格偏执沉默不语的邮差，在干一些如同小孩子筑沙堡的游戏。
1905年，法国一家报社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群低矮的城堡，这里的风景和城堡的建筑格局令他叹为观止。他为此写了一篇介绍薛瓦勒的文章，文章刊出后，许多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城堡，连当时最有声望的毕加索也专程参观了薛瓦勒的建筑。
现在，这个城堡成为法国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邮差薛瓦勒之理想宫”。
在城堡的石块上，薛瓦勒当年的许多刻痕还清晰可见，有一句就刻在入口处一块石头上：“我想知道一块有了愿望的石头能走多远。”据说，这就是那块当年绊倒过薛瓦勒的石头。
（摘自《知识文库》第3期作者佚名）
胡适的“脾气”
胡适虽然多以温文尔雅形象面世，但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
1930年，《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一听，来脾气了，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颇有魏征骨鲠之风。
实际上，胡适从骨子里说，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当局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摘自3月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鲁民）
最好的椅子不能坐
留到今天，明代的黄花梨椅子，应该是最好的椅子了。两年前，我在一位收藏家家里，一下子坐在了明代黄花梨圈椅上的时候，在一边的女主人下意识地跳了起来。原来这椅子几乎不能再坐了，三百多年了，这木质已经老了。
不单是最好的椅子不能坐，还有最好的瓷瓶，谁还会想到去插花呢？两年前，在香港拍卖出好价钱的一个雍正年的九桃瓶，据说之前在美国，被当作了灯座，幸好没在瓶座挖了洞穿电线。可它被拍卖了，它的命运，因此改变，它被送进了博物馆，再要见它也不容易了，不要说当灯座，要插花也不可能了。
还有书画也是，书画是让人欣赏的，可惜书画被称之为最好的时候，要见一面也就难了。前段日子，藏在银行里的吴湖帆的一批画，因为浸水，打了一场官司。这官司结果如何，与本文无关，在这里想说就是这官司的出处，就是因为好的书画不能看，吴湖帆把画画得太好了，画到了不能让人看的地步，只有锁起来，藏起来了。也因此，就有了这一场双方都伤心的官司。
人为自己坐着而创造的椅子，最终不能坐。这让人思量收藏的真正含义。
（摘自3月13日《解放日报》作者陈鹏举）
树繁招风
小时，一个夏秋相交的午后，家门口的一棵柿子树被一场罕见的大风拦腰折断了。那棵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所以很是让人心痛。我问正在对树叹息的祖父，冬天风也好大啊，还那么冷，它怎么就没被吹断呢？祖父说，这树毁就毁在枝叶太旺，招风啊！随着经历渐多，我才慢慢体会到祖父话中的意味。
柿子树在夏秋之际的断折，是因为它在最繁华的时节，背负了太多的沉重。而在深秋或
寒冬，华叶落去，果实卸下，生命归于简单而平静，再面对风霜雪雨的袭击时，就显得无畏无惧，宁静泰然了。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智慧，有时就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
（摘自《涉世之初》第3期作者南北）
看摆哪儿
超市里的货架有许多格子。只有离顾客近的格子，上面的货物才好卖。而脚下和头顶格子里的货，被人光顾的次数就少了许多。
展销会上，总是摆在最靠近人行道的货摊最先吸引人。而摆在角落里的摊位就差了些。货与货本来没有差别，但因为被摆在不同的地方而有了不同。
不光是货物，人也是这样。
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怎样，应当靠自己的努力。但在一个具体单位，事情常常并非如此。我们见到许多人，就是因为被“摆”得好而吃了香。而另一些人就是因为没被“摆”好，而一般般了。
因此，许多人就悟出了道理，在具体的环境里被“摆”到哪，往往才是努力的目标，而不一定是真要干得怎么样。于是会钻营的人，就尽量去钻营，想法被人“摆”得好
一点。有些人就不干正事了，专门走旁门左道。一个单位里，这样的人多了，也就失了公正感。
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的一生是因为被人摆错或摆对，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状况。为了能被“摆”得好一点，多少人不得不低下头来，拍马屁，献殷勤，说瞎话，日日做着嘴不对着心的事。
因此，用人或提拔人时，最好不要一个人说了算。因为这是相当危险的。
（摘自3月11日《羊城晚报》作者星竹）
赞美如良药
在南部非洲的巴贝姆巴族中，至今依然保持着许多优秀的生活礼仪和处世方式。譬如当族里的某个人因为行为有失检点而犯了错误的时候，族人便会让犯错的人站在村落的中央，公开亮相，以示惩戒。每当这种时候，整个部落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工作，从四面八方赶来。
围上来的人们，会自动分出长幼，然后从最年长的人开始发言，依次告诉这个犯错的人，他曾经为整个部落做过哪些善事，哪些好事。每个族人都必须将犯错人的优点和善行，用真诚的语言叙述一遍。叙述时既不能夸大事实，也不允许出言不逊。对前面已经有人提及的优点和善行，后面的人不能再重复叙说。总之，每个人在叙说时，都要有新的发现，新的褒扬。整个“赞美”的仪式，要持续到所有的族人都将正面的评语说完为止。
“赞美”的仪式结束以后，紧接着便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庆典。庆典在老族长的主持下进行，部族中的男女老少都要参加。人们要载歌载舞，用一种隆重而热烈的礼仪，来庆贺犯错的人脱胎换骨，改过自新，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实事求是的赞美，就像是一剂良药，能够愈合对方因为犯错而引发的心灵创伤和悔恨，除去心头的痼疾，矫正行为的错误，鼓舞改过的信心，点燃向善的正气。
（摘自《知音·海外版》第3期作者李智红）
采
访
一名女运动员在奥运会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记者采访她。
记者：“你觉得你发挥出水平没有？”
运动员：“发挥了，不发挥出水平怎么能获得铜牌？”
记者：“获得铜牌，你有什么感想？”
运动员：“我非常高兴。”
记者：“除了高兴，还有没有别的感想？”
运动员：“没有。”
记者：“你有没有感到遗憾？”
运动员：“没有。”
记者：“大家都预计你会获得一枚金牌，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运动员：“获得铜牌我已经很高兴了。”
记者：“难道你不想获得金牌？”
运动员：“当然想。”
记者：“现在只获得铜牌，你一定很遗憾吧？”
运动员：“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很高兴，你为什么非要我遗憾不可？”
记者：“对不起，我最后问一个问题：下届奥运会，如果你还能参加，你估计能获得金牌吗？”
运动员：“我没想那么远，我只知道我获得了铜牌，本来高高兴兴的，你却不让我高兴，非要我遗憾，要我想金牌。我问你：为什么获得铜牌不能高兴？”
记者：“好，你高兴，你高兴。”边说边悻悻地走了。
（摘自《中外文摘》第6期作者杨萍）
“证件”与人生
一个人，一生不知要有多少证件。
当你呱呱坠地之后，医院给你以“出生证”。
经过多年的学习、多次的考试，不同等级的学校颁发给你不同的毕业证：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大学毕业时，又有了“大学毕业证”。个别的高才生，经过继续深造，还可以得到“硕士证”、“博士证”。
当你走上工作岗位后，又有了“工作证”，比如医生、护士有“执业资格证”，记者有“记者证”。
有的人，工作勤奋、认真，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就会荣获各种获奖证书，比如“五一劳动奖”、“特殊贡献奖”。有的人灵魂深处，暗藏着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种人窃取权力之后，势必要贪污、索贿、受贿。一旦东
窗事发，等待他的将是极其可怕的“逮捕证”。经过三年五年或十多年的劳动改造，当他走出铁窗高墙之时，怀里装的是“劳改释放证”。当然，这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或者是各级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他们平平安安，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这时领到的又是“光荣退休证”。
这许许多多的证件，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条人生之路，或崎岖，或平坦，或漫长，或短暂，或金光闪闪，或污秽肮脏„„
因此，面对复杂的现实，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擦亮眼睛，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掉进自己或别人替你设下的陷阱内，一个令人心悸的“证件”让你的人生黯然无光。
（原载《北京晚报》转摘自3月14日《学习时报》作者郭振亚）
差
距
GPS卫星定位不是什么新技术。前些天到法国采访，体验了一下法国的车用GPS导航系统，才发现这个东西带来的方便。在巴黎，当地的主人温经理开车带我们去吃饭。要去的地方他也没去过。只见他在GPS系统上输入了餐厅的地址，液晶显示屏上立刻清晰地标出了路线，我们一行人按照这个箭头的指示，不一会就分毫不差地到了目的地。温经理告诉我：整个欧洲，除了东欧一些国家，这个系统都可以派上用场，它可以带你到任何一个有门牌号的地方。
在巴黎大巴车上的另一件事也颇让我感慨。导游告诉我们，巴黎交通规则规定，客车司机驾驶车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个司机一天好像只能连续工作6个小时。当时我就想，这个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警察怎么去判断他连续驾驶的时间呢？原来在车上有一张圆形的卡片，当一个司机上车后，必须输入自己的驾驶证代码，电脑会自动开始记录这个司机的驾驶时间、车速和行程。警察检查时只要抽出这张圆卡片，司机是否超时驾驶甚至是否超速驾驶等信息就一目了然。
国内的汽车上不少也有GPS导航设备，但为什么这些设备成了聋子耳朵？我们长期以来都强调要跟踪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可能更重要。比如GPS，法国多数小汽车都安装了这个设备，费用是包月的，一个月大概要几十欧元。因此，开发GPS服务的公司收入颇丰，而有了利润就可以开发更多的新技术。相比之下，我国似乎还没有哪个公司靠GPS技术赚到钱。可见，我们与发达国家比，差距可能不仅仅在先进的核心技术，其实对技术的应用可能是更大的差距。
(摘自3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萧然)
桃花心木
乡下老家前面的空地，租给人家种桃花心木的树苗。树苗种下来后，植树人总是隔几天才来浇水。他来的天数并没有规则，有时三天，有时五天，有时十几天来一次。浇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桃花心木有时就莫名地枯萎了，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补种。
我起先认为他太懒，隔那么久才为树浇水。但是，懒的人怎么会知道有几棵树枯萎了呢？他说：“种树是百年基业，所以树木自己要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下雨是算不准的。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很自然就枯萎了。但是，只要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
种树的人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每天都来浇一定量的水，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生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底，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可以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是一吹就倒了。”
植树者言，使我非常感动，想到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我们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摘自《林清玄散文》作者林清玄）
免费食品**
2003年秋，我到美国旧金山留学，租住在珍妮太太的家里。为了省时省钱，我常常早上煮一大锅饭菜，中午、晚上回来热一热就随便吃。
珍妮太太见我吃得这么简单，建议我不如到Food Bank（食品银行）拿来吃，那不用花钱。
她告诉我，所谓Food Bank，就是食品超市把客人买了而特意留下的食物集中在一块，以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当年圣诞节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从FoodBank抱回一大包食品，饱餐了一顿，还剩好多。
第二天，珍妮太太发现其中的一块牛排有异味，她要我马上就去投诉。我说算啦，人家是白给的，还投诉什么。
她很吃惊地问：白给就可以给变质的？若是你当老板，你可以把变质食品送给人家？
我说虽然有点异味，但问题不大，我吃了一整天都没事，不必小题大做。
她愤愤不平地问：“你今天吃了没事，明天别人吃了中毒怎么办？难道你要等死了人才投诉他们？你做人怎么这样自私！”说着又要我马上打电话。
白吃了人家的还要投诉人家，这事我实在做不出来。
她很生气地骂我做人太自私，然后抓起话筒，看了看食品袋上的电话号码，用她那又大又粗的手指狠狠地拨打了电话。
大约10分钟后，一个侍者带着一袋牛排来了，他进门就连声向珍妮太太道歉说，圣诞节这几天，里边堆放的食品太多，他们还来不及清理，所以发生了这意外，请我们原谅。
珍妮太太看着我，很得意地笑着，一副英雄凯旋的样子。
（摘自《海外文摘》第3期作者蔡志芳）
富裕后的幸福
1980年，美国通过《新难民法案》，居住在纽约水牛城收容所的512名难民，成了美国的合法公民。他们大多是来自贫困国家的偷渡者，来美国的目的是寻求自由和幸福。
2004年，新法案颁布25周年，这批得益于该法案的人搞了一次集会。他们承认自从成了美国公民，生活有了空前的改善，但是，幸福的梦想远远没有实现。
霍华德·休斯是位法学博士，专门研究难民问题，他闻知此事，便展开了调查。下面是他对其中的几位所作的调查记录：001：水产商，初来美国时，在迈阿密的水产一条街做黄鱼生意，现已由原来的一间店铺，发展为连锁店。20年来，为挤垮竞争对手，未休息过一天，更未出外度过一天假。
039：旧车经销商，住休斯敦郊外，别墅面积460坪，二楼为仓库，存旧车胎3600条、旧发动机420台。现有旧车7辆，改装的摩托车6辆。
382：房产开发商，1995年之前，在13个市镇拥有房产开发权，因逃税被判一年六个月监禁，剥夺开发权，罚款8600万美元，现从事涂料进出口业务。
495：中介商，一直从事海地、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国的劳务输出工作，通过他，本家族60%的人在美打工或暂住，现和他一起居住的亲属14人。
霍华德的调查报告被交到美国国务院之后，迅速被移交到移民部。没过多久，原纽约水牛城收容所的512名难民每人收到一个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一个穷人成为富人之后，如果不及时修正贫穷时所养成的贪婪，就别指望能跨入幸福的境界。
（摘自3月18日《羊城晚报》作者刘燕敏）
原来可以如此豁达
看捷克影片《深蓝世界》，描写一批捷克飞行员在德军入侵之后，投放英军加入战场的真人实事。二次大战结束了，身经百战、历劫归来的男主角回到故乡，去他未婚妻的家，先看到他寄养的爱犬，与那爱犬相拥；接着看到正在晾衣服的未婚妻。未婚妻已成少妇，见到他先吓了一跳，接着掩面哭了，说早听说他死在了战场。
男主角立即懂了，背着沉重的背包转身离开。走出门，一个小女孩坐在篱笆旁。当男主角的爱犬跟着走的时候，小女孩喊：“那是我的狗。”男主角愣住了，先问那小女孩的名字，再对自己的爱犬说：“不要跟我，留下来。”
电影结束了。坐在一旁的女儿问：“他为什么不带走狗？他已经没了未婚妻，狗是他的，他为什么不带呢？”
“他自己失去了，他不要那个小女孩也失去。”我拍拍女儿。女儿一脸懵懂的样子。
我笑笑：“总有一天你会了解，天地原来可以如此广阔，爱原来可以如此豁达。”
（摘自3月22日《现代女报》作者刘墉）
已成一种习惯
《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说，有19名韩国学生春节期间来到广东省麻风村，开展了为期10天的义务工作。在那里，他们热情地为村民收拾房间、帮助村民修葺房屋、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等。
韩国学生的义举十分感人。在中国，不少人仍对麻风病怀有深深的恐惧，即便是治愈后的麻风病人也仍遭歧视和冷落。然而，这19名韩国志愿者却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自己挣钱做路费来到中国，和麻风村村民共度春节，这份异国情谊怎不令人感动。
其实，最打动我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记者采访时他们“轻描淡写”的回答。他们说，在韩国，为康复后的麻风病人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现在韩国已经消灭了麻风病，于是他们便来到中国当义工，继续帮助别人。这样的回答，虽然没有豪言壮语，但却更能引人深思。
与我们一些志愿者赴国外开展活动前轰轰烈烈的誓师相比，这些韩国志愿者低调多了。因为他们已经将做义工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摘自3月15日《世界新闻报》作者朱慧松）
做人的成本
山村偶尔来了一位大员，象征性地吃了几口百姓的饭食，坐了一回百姓的炕头，那百姓就感动得什么似的，“人家是县里的大干部，握着我的手半天不撒开，一点也不嫌咱脏，还
给咱点烟抽哩！”
这让我想到了做人的成本问题。
毋庸讳言，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各色人等，做人的成本差异是相当大的。老百姓向老百姓问声好，那是起码的礼貌；官员向百姓问声好，就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老百姓起五更爬半夜拼命打工那是食人俸禄、尽人本分，而官员朝九晚五按部就班就是夙兴夜寐、呕心沥血。还有，平头百姓不贪不占那是做人的基本规范，而一个官员在位几年也能做到不贪不占、廉洁奉公，那就可以颁发“廉政奖”。您看看？
为官者做人成本低，获得评价高。如果就是这样，许多官人依然做得不能令百姓满意，就说不过去了。
（摘自3月18日《南方日报》作者朱铁志）
一盏灯的学问
一位友人聊到这样一件事：在厦门老市区的某处小巷中经常发生抢夺案，派出所几次伏击，收效甚微。后一位毕业于某公安大学刑侦专业的片警，到那地段研究之后做了一件小事，该辖区的案发数即明显下降。
那位片警所做的事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他经过勘查之后发现，那条小巷案件频发是因为光线昏暗且小巷幽深。因为灯光昏暗，行人较少，被害人很难注意到陌生人的接近，再加上小巷曲折，作案后容易逃逸，也就成为犯罪的多发地。在安了路灯之后，可视度好，再加上小巷原本就连通着两条繁华的商业街，往来的人多了，犯罪分子自然就不敢在此地轻举妄动了。
事实上，那位警察在无意识中启动了犯罪建筑学这门学科在公共安全中的实际运用。
（摘自3月21日《人民法院报》作者黄鸣鹤）
我们是群懦夫
我和我的许多同学都曾抱怨不已。如果不是高考发挥不好，如果不是志愿填报不当，怎么也不至于被“扩招”进这么一所“三流学校”。
这样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了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系里举办讲座，主讲人张教授，据说还是我们的师兄，现在是某名牌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讲座的主题是“如何度过我的大学？”
张教授开门见山：“听说你们有80%的人对自己的学校不满！是的，我为各位感到委屈和不公平！但是各位，你们既然读的是这所大学，就说明你们只配上这所学校，这是由你们的能力和智力等因素决定的！
“如果说进这所学校，是你们人生的一次失败！那么，你们不去想办法解决已成定局的失败所带来的问题，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找借口，这样，我不仅感觉到你们弱智、无能，还感觉到你们的虚伪，你们是群懦夫！”
说到这儿，张教授走了。讲座不到5分钟，结束了。台下的学生，惨兮兮地离开。
春节结束了，黑板上方多了一幅字：我们是群懦夫？3年来，每次开班会，班长都会带大家大声朗读3遍黑板上方的条幅：我们是群懦夫？
终于，考研成绩出来了，我们班共60人，51人报考，51人上线！余下的9人，去年年底就相中了满意的“婆家”。
大学毕业临近，大家一致要求辅导员再请张教授来做报告。张教授来了，报告依然很短，他只用了一句西方谚语：“没有失败，只有失败者。”
掌声经久不息，为张教授，更为自己。
（摘自3月25日《现代女报》作者唐子）
一句话的力量
前些时读到一则短文，说二战期间，英国小说家西雪尔·罗伯斯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墓地去祭奠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友，意外地看到一块新的墓碑，上面写道：“全世界的黑暗，也不能使一枝蜡烛失去光辉。”奇异的语言，温暖了罗伯斯阴郁的心。起初还以为一定是哪位名家的名言，可回来以后怎么也查找不到来源。还是重返墓地才从管理员那里得知，长眠于那个墓碑之下的是一位年仅10岁的少年，几天前，德军空袭伦敦时不幸被炸弹夺去了生命。少年的母亲怀着极度悲痛为自己的儿子做了一个墓，并立下了那块墓碑。
这句话，让西雪尔·罗伯斯顿生无法释怀的激情，顷时，写出一篇感人至深的短文。短文迅速传播开来，鼓舞了一批反法西斯青年为胜利执著向前。
这句话后来还让一名叫布雷克的大学毕业生，毅然放弃多家企业的优厚招聘，拒绝亲友的劝阻，去了非洲，在那里照出一片亮地，终被联合国授予“扶贫大使”称号。
这句话甚至还激励了一位老教师，也去点燃他的微弱蜡烛，去帮助一对百里以外的80岁无子女的夫妇；去牢房看望一位被判重刑的失足学生，让他重燃生活希望„„这位教师就是我。
这句话，不急不暴，不恐不怨，不浮不躁。一种正义的力量，一种由爱释放出来的母亲的力量，最强大也最平和。
真正的强力，可以是这样。
（摘自3月30日《今晚报》作者潘国本）
你的生活在这儿
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她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都要到一个富人家里打几个小时的零工。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听着，你并不在那儿生活。你生活在这儿，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只管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从父亲的这番话中，她领悟到了人生的四条经验：
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自己；
二、把握你自己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
三、你真正的生活是和你的家人在一起；
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在那以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摘自《星火》第2期作者刘军）
别错过天边的彩虹
一个孩子看到一枚闪亮的硬币躺在路边。他把硬币拾起来，紧紧握在手里，心里充满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