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徐志摩，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
他一生坚守“爱”、“美”和“自由”的“单纯信仰”。为人浪漫，婚恋浪漫，诗文浪漫，甚至连死也不寻常——带上浪漫色彩。
至于徐志摩死后，人们谈得更多的，也还是他的浪漫。
因此，以“浪漫”二字概括徐志摩，虽然并不全面，但符合其最基本的特点。 所以我说：浪漫是徐志摩的旗帜。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今海宁市）保宁坊。原名徐章垿，字槱森，小字幼申（一说又申）。
母亲对徐志摩非常疼爱；徐志摩对母亲感情也极深。后来在《给母亲》这首长诗中，他这样表达对母亲的爱和感激：
我完全是你的，你唯一的儿， 你那时是我思想与关切的中心 太阳在天上，你在我的心里。
此外，徐志摩的祖母也非常疼爱这个孙子。在《我的祖母之死》一文中，徐志摩称她是“爱我疼我宠我的祖母”：
早上走到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软和的奶奶，她也回叫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
……她爱我宠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她那深厚的慈荫，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蔽。……
总之，徐志摩出生在一个富足幸福的家庭；在家人的宠爱呵护下，度过幸福快乐的童年。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幸福快乐的童年，自然有助于徐志摩自信、积极、健康心理性格的形成。
其二，良好全面的教育。
因为家境富足，徐志摩从小受到良好系统的教育：他四岁入家塾读书。截至留学前，共接受了9年旧学、8年新学教育，且成绩一直非常优秀：
1900至1907年，志摩入家塾读书。
1907至1909年，徐志摩入硖石开智学堂。 1910年春至1915年夏，徐志摩就读于杭州府中学、杭州第一中学（根据前校改名），成绩优异，并在校刊《友声》开始发表文章[4]。
1915年秋，志摩19岁，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并于10月29日与张幼仪结婚。
1916年春，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秋，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的预科学习。
1917年秋，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他转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并拜梁启超为师。
良好而全面的教育加上天资聪慧，使得徐志摩自小就富有才气和才情——这也是一个人能够“浪漫”的资本。
其三，风景如画的环境。
硖石是一座著名的江南小城：东、西两山环抱，中间硖河穿流而过。山上有宝塔、亭榭、楼阁，云树环合；山下有庙宇、学堂、民家，溪水环绕。青山如黛，绿水长流，风景秀美。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六次巡视江南就有四次驻跸硖石，忘情于硖石的山山水水。 徐志摩十分喜爱硖石的东西两山：少年时代常在这里嬉戏；成年后几度还乡，也在这里留连忘返。徐志摩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家乡：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
如果说，家园故国的“亲情之爱”，“自然之美”为少年徐志摩种下了最初的浪漫根苗；那么，异域他乡的“欧风美雨”则进一步使其茁壮成长，并激活其“追求自由”的精神。
从1918年8月至1922年8月，徐志摩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共计4年。
1920年9月，亦仅一年后，徐志摩修完全部学分，以《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一文获硕士学位。为了前往英国师从罗素，徐志摩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于同年9月24日离开了美国。
1920年9月底，徐志摩来到英国，欲入剑桥大学师从罗素学习哲学。不料罗素早于几年前便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辞退，此时已去中国讲学。10月上旬，徐志摩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徐志摩与陈西滢和林徽因相识。
1921年春，在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G.L.Dickinson；一译为迪金森）的推荐下，徐志摩得以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以特别生资格读书。同年10月25日，徐志摩同罗素相识。
名校名人的影响进一步激发其性灵。
徐志摩性格开放，擅长人际交往，尤喜结交名流。留学、尤其是留英时期，徐志摩的交往更加广泛且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罗素之外，从英国伦敦政治学院的博士导师拉斯基，到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剑桥大学兼职教授狄更生，王家学院教师瑞恰慈；从英国著名作家嘉本特、威尔斯、卞固(Laurence Binyon)，到英国知名新派画家傅来义、中国文学专家魏雷(Arthur Waley)、以及著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曼殊菲尔，Katherine Mansfield），徐志摩都曾一一拜访，并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长久的友谊。在1920年11月给家人的信中，徐志摩还表露过在结交“名士”的兴奋和感受：
„„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愈发开展，求学兴味愈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后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 “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
如前所述，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时，与张幼仪结婚已近6年。 然而，徐志摩认识并爱上了林徽因。
林徽因，原名徽音[3]，1904年6月10日生于浙江杭州陆官巷（庶出）。 祖父林孝恂，为前清翰林，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众议院秘书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为黄花冈革命烈士。
1920年春，林长民赴英讲学，林徽因亦随父去读中学。其间随父游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等地，并以优异成绩考入St．Mary′s College（圣玛莉学院）学习。 徐志摩是1920年9月24日来到英国。约在10月上旬（一说年底），即与林家父女相识。徐志摩先是频频造访林长民，与之无话不谈，成为忘年之交。接着，徐志摩爱上年仅16岁的林徽音，开始频繁发起爱情攻势。
对于林徽因，徐志摩不仅常常找借口与其见面，而且一直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 下面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一封信节选：
那一句话，就是海涅说要用大树当笔，蘸着海水写在天幕上的三个字：我爱你。说我疯狂也罢，说我有悖伦理道德也罢，我管它别人会说什么？我爱你……我爱你……我真想把其它任何字、词、句都忘记光。只记住这三个字，只写这三个字，写下去，写下去，一直写到生命的终了。
张幼仪回忆说：
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与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怀孕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徐志摩突然提出离婚，最后竟“不告而别”，离家出走。
幼仪来到巴黎后，先被二哥张君劢安排到巴黎乡下刘文岛夫妇家借住。1922年初，七弟从国内赶到，将张幼仪接到德国柏林。1922年2月24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彼得”（又名“德生”，次子；长子名积锴）。
一个星期后，张幼仪出院回到七弟家，见到一直没有露面的徐志摩托吴经熊送来一信，信上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张幼仪当即打电话给吴经熊，说约见徐志摩。并于第二天在吴家与徐志摩协议离婚。 由于林徽因早于几个月前（即1921年10月）已随父亲回国，徐志摩返回剑桥后，未及半年，便突然放弃学业回国。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关于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分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指责者不乏其人。现在回顾起来，不少人仍觉得徐志摩有点过于决绝甚至是残酷。然而，这正是徐志摩。因为浪漫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留美时，他“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是为了追随罗素。留英时，他又放弃了剑桥大学博士衔的诱惑，买船漂回太平洋，是为了追求林徽因。
不为世俗名利所拘牵，率性而为，以情为本，敢做常人不敢做之事，才是真正的浪漫，才算浪漫的志摩。
徐志摩于10月15日回到上海，在南京等地盘桓月余，12月初就赶到北京。然而等待他的，是一连串打击。
首先，是梁启超从上海的来信，就徐志摩离婚一事提出两大忠告：
其一，人类恃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重闱之悲诧，微君劢言吾亦可以推想得之，君劢家之老人，当亦同兹感。夫人或与弟同怀抱所痛灭杀（？），然最堪者两儿，弟既已育之，胡能置之，滋事恐弟将终身受良心上之重罚无以自宁也。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最乐道，吾于兹义固不反对，然吾以为天下神圣之事亦多矣，以滋事为惟一之神圣，非吾之所敢闻，且滋事可遇而不可求，非可谓吾欲云云即云云也。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1]
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的话，徐志摩也听不进去了。他回信表示：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接着，是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订婚的“成言”。
根据梁启超在1923年1月7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可以断定时在培华中学读书的林徽因，刚刚与梁思成确立了恋爱关系：
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须彼此学成后乃订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
当徐志摩来到北京，跨进林家位于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时，曾有这样一副楹联在等待着他： “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这对徐志摩当然不啻为晴空霹雷。但是，徐志摩是一个不甘就这样放弃的人。或许正是因为林徽因“已许为婚但未聘”，徐志摩便又展开一系列爱情攻势。然而，由于梁思成的“抵抗”，徐志摩的攻势一再受挫。
有一个小故事，或许时间稍后些，颇能说明徐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北京的松坡图书馆，馆址有两处，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梁启超是馆长，在快雪堂办公。这儿是一处幽静古雅的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谈情说爱。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便在门上贴一纸条，上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3]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车发生车祸，被一大轿车将左腿撞断，住协和医院。梁思成虽然由此落下终生残疾，却因祸得福：其间林徽因经常到医院探望，并最终下定决心嫁给梁思成。
同年，林徽因从培华女中毕业，并考取半官费留学。 1924年6月，林徽因、梁思成、梁思永同往美国留学[4]。尽管其后徐志摩仍然不忘对林徽因的旧情，但这一段浪漫，高潮已过，剩下的只是余波。 “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
徐志摩说：“恋爱是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恋爱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恋爱的失败是生命的失败，这是不容疑义的。”[1]
这段话或许过于偏颇；但对于一个浪漫的徐志摩来说，事实也就是这样。
从1923年春至1926年10月，徐志摩主要居住北京，也确实做过许多其它的事，且相当成功：
1923年初，徐志摩任教北京大学，并与胡适等人发起组织“新月社”。与此同时，开始在《学灯》、《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大量发表诗文创作，并参加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同年10月，任《晨报》副刊编辑。4月1日，《晨报》副刊《诗镌》创刊，任主编。1925年3月至7月，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但是，上述活动之外，徐志摩给我们留下的，是另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陆小曼。
陆小曼，名眉，江苏常州人，1903年11月7日生于上海孔家弄。
父亲陆进，字建三，为前清的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才生，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名流同班同学。留日时，便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又加入国民党，为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中的活跃分子。先后任参事、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等二十多年，后弃官从商，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
母亲吴曼华，是常州白马三司徒中丞第吴耔禾之长女，上祖吴光悦做过清代江西巡抚。因此，吴曼华也是名门闺秀，多才多艺，既善工笔画，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她曾先后生育9个子女，余皆夭亡，只剩下排行第五的小曼。
陆小曼自小受到良好新式教育：她1908年（6岁）入上海上幼稚园，1909年随父母赴京，并于次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912年就读于北京女中，1916年入法国人开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读书。
陆小曼也多才多艺：她精通英文和法文，年仅18岁（1920年），就曾被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聘用兼职担任外交翻译，长达三年。此外，自小受母亲影响，擅长绘画书法。20年代初，曾拜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为师。刘海粟曾称赞“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 她还颇具歌舞、戏剧、戏曲才华，谙昆曲、皮黄，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卞昆冈》五幕话剧，亦曾出演《春香闹学》、《思凡》、《玉堂春》等剧，在北京和上海曾名动一时。 年轻貌美，加上多才多艺，因此，自1921年19岁时，陆小曼即开始名闻北京社交界。连胡适都说过这样的话：“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1922年（20岁），陆小曼由父母作主，离开圣心学堂，与年长7岁的西点军校毕业生、陆军上校王赓结婚。
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相识的时间，当在1924年春泰戈尔访华前后；至于相识的过程，现有多种说法：一说因为同为梁启超的弟子，故徐志摩先认识王赓，后认识陆小曼；一说由于新月社的演剧活动，至少是5月8日上演泰戈尔的短剧《契忒拉》（Chitra）时，徐志摩就认识陆小曼，继而认识王赓。
无论那种说法，都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徐志摩先是以朋友身份与王赓夫妇熟识，后来则发展到与陆小曼秘密相爱。
一个是刚刚闹出一场离婚**的才子，一个是结婚多年的有夫之妇。这样的恋情，必然成为当时最轰动的绯闻。尽管一些要好的朋友（如胡适、刘海粟、郁达夫等）对此能够理解，且尽量斡旋；但当事人双方的家人以及一般世人肯定是觉得不不堪甚至恼怒的。大约在1925年初，陆小曼的母亲和王赓（此时正在哈尔滨警察局长任上）也得知此事。两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
1925年3月，徐志摩得到恩厚之信，邀其到欧洲会见泰戈尔。徐志摩决计“自愿的充军”，借这个机会，筹借路费出国避一避。
徐志摩于3月26日抵达柏林，见到张幼仪时，方得知次子德生（彼得）已于19日患脑膜炎夭折。幼仪带志摩到殡仪馆去看彼得的骨灰，“愧为人父的感情涌了上来，紧抓着彼得的骨灰罐子不住地掉眼泪。”
徐志摩抵达欧洲时，泰戈尔已不在那里（一说他二月已返回印度，一说四月还会来。直到6月才得到泰戈尔电报，说8月份准来欧洲，嘱其等候）。等待过程中，除四月与张幼仪及另外两位英国小姐去威尼斯游玩两周外，徐志摩去的最多的，就是名人墓地：克鲁泡特金、曼殊斐儿、茶花女、波特莱尔、小仲马、伏尔泰、卢梭、歌德、雪莱、济慈、米开朗琪罗，能去的名人的墓地都去了。他自嘲道：“我这次到欧洲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 7月上旬来到英国，见到狄更生、恩厚之等老朋友，还拜访了哈代。83岁的老诗人，从花圃里采了两枝石竹花送给他作为礼物。又去一个叫拜萨司的地方看望了罗素夫妇。 7月13日返回伦敦，就收到小曼的信，说她病了，要他赶紧回来。徐志摩顾不上再继续等泰戈尔了，拍了份电报说明原委。便匆匆过海到巴黎，途经苏联于月底回到北京。 徐志摩回来后，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两人的处境渐渐有所好转。例如，在欧期间，胡适等朋友曾专门做过陆小曼母亲和王赓的工作；亦曾写信徐志摩“可以安全回家了”。还如，由于刘海粟与陆小曼有师生之谊，与陆夫人同是常州人，且有瓜葛之亲。在徐志摩的请求下，刘海粟决定专程陪小曼母女去上海，做王赓的工作。王赓最终同意离婚。 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后，回到北京。1925年11月间，志摩在北京中街租下一处院子，小曼搬来同居。
1926年初，即农历春节期间，徐志摩回到硖石。其父完成财产分割，将自己名下三分之一家产分给徐志摩。同年夏，徐志摩父子与张幼仪上海会面。徐父当面征求张幼仪意见，张表示同意离婚。7月上旬，三人同回到硖石。徐志摩与父亲再次谈及与陆小曼婚事，但徐父仍坚决反对，认为有辱门第；双方不欢而散。后经胡适等朋友多方斡旋，他才勉强收回成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很淡薄的了。
1926年8月14日，徐志摩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正式结婚。来宾二百余人，“但仪式草草，仅茶点而已”。婚礼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证婚。而梁的证婚词，竟是把一对新人“大大教训一番”的“训词”：
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4]
梁启超证婚言毕，“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及至次日，梁启超还意犹未尽，给子女写了如下一封信，并将“训词”立此存照：
孩子们：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王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卒徇其请。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闻张歆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做官，此外还有许多招物议之处，我也不愿多讲了。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
十月四日爹爹
徐志摩是梁启超最喜欢的学生，梁启超也是徐志摩最尊敬的老师。连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场合，徐陆之恋都得不到谅解，一般世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从徐陆二人后来的关系看，又不得不佩服梁启超确实有先见之明：这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既成就了徐志摩的浪漫，又毁灭了徐志摩的浪漫。
诗人也是一种痴鸟” 徐志摩一生留下各类文字约250万字，但主要以诗人、诗作知名于世。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以1927年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作大多收在《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夜》（1927）中，其主调是忧郁和抒情的浪漫主义。后期诗作结集为《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较之于前期作品更多了一些阴郁、绝望和象征主义色彩。
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自然”、“爱情”、“人生”，是他的基本的诗作内容；而“情绪”、“意象”、“形式”，则是他主要的诗艺追求。
徐志摩曾经这样说：
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我是个自然的婴儿”
徐志摩有首诗——《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1]，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我是个天依无伴的小孩， 无意地来到生疏的人间；
我亦爱在白云里安眠不醒， 任清风搂抱，明星亲吻殷勒；
我是个自然的婴儿，光明知否， 但求恢复自然的生活优游；
这首诗，虽然不大出名，却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徐志摩 “自然观”：人类是“自然的婴儿”，自然则是人类的母亲；人应该亲近甚至敬畏和崇拜自然。在自然中，人可以回复本性，可以得到精神的滋养和性灵的实现。
徐志摩说：
大自然是一大本绝妙的奇书，它最大的教训，尤在凡物各尽其性的现象，如果读好了这本书，我们的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个人的性灵也会得到相当的实现。” ‚真伟大的消息都蕴伏在万事万物的本体里，要听真值得一听的话，只有请教两位最伟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体与大自然。[2]
把这种自然观与他“爱”、“美”和“自由”的所谓“单纯信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他对“自然”的基本审美态度和观念：自然与人，与人生，应该是一体的；自然即自由，即美与爱的统一。 因此，徐志摩写了不少关于“自然”的诗，从“自然”与“人生”相结合的角度，表达了他关于“爱”、“美”和“自由”的所谓“单纯信仰”。
其题材和主题大致有以下几类：
其一，直接表达对自然的眷恋、崇拜和赞颂。 如《泰山》、《五老峰》、《车眺》等。 其二，借自然表达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如《雪花的快乐》、《我有一个恋爱》等。
其三，抒写自然所带来的人生感悟和启示。
如《沪杭车中》、《庐山小诗两首》等。
其四，从自然寻求精神家园和情感慰籍。
如《再别康桥》、《天国的消息》、《乡村里的音籁》《再别康桥》是其代表作。
。
如前所述，1921年春至1922年秋，徐志摩曾在康桥学习。1928年，徐志摩在欧逗留期间，曾于7月重返伦敦和剑桥。11月6日，在归国时的南中国海上，他写成了这首传世之作。初发表于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这首诗，既写了“再别”的心境，又写了“康桥”的美景；同时还借景抒情，表达了自己忧郁伤感的情怀。
值得强调的是，徐志摩这些描写自然的诗作，与欧洲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尤其是英国浪漫派文学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Roueau，Jean-Jacques，1712～1778)最早提出自然人性论。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是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其本质、本性是好的，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良知和善。但是，物质文明的出现、社会的发展，反而导致了人类的不幸。天性善良的人，也会被他们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道德习俗所压制、侵蚀和扭曲。因此，卢梭一方面呼唤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他提出“让我们回归自然”口号，“极力赞美原始人、野蛮人的生活，崇拜没有留下人工痕迹的粗犷的大自然，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然天性。 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等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工业文明割断了人与大自然本有的联系，因而要“回到自然”，回到洪荒太古、幽静质朴的大自然，回到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人的本性。因此，他们写下了不少歌咏自然风光、田园景色的诗，表现人性在自然中的回归，人类精神在自然中的升华。
徐志摩留学英国期间，就开始大量接触英国浪漫派诗歌，并对其十分赞赏。例如，徐志摩曾这样称颂雪莱的诗：
济慈与雪莱最有这与自然和谐的变术；——雪莱制《云歌》时我们不知道雪莱变了云还是云变了雪莱；歌《西风》时不知道歌者是西风还是西风是歌者；颂《云雀》时不知道是诗人在九宵云端里唱着还是百灵鸟在字句里叫着。[4]
回国后，徐志摩多在英文系任教，讲英国浪漫派文学，讲雪莱，是他自己乃至学生的一种享受。
卞之琳这样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上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作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5]徐志摩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室外，到青草坡上杂乱躺坐，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随他遨游诗国呢！[6]
实际上，在徐志摩的“自然诗”乃至其他的诗作中，可以不时发现英国浪漫派诗人，包括雪莱的影响。所以，即使身为古典主义者的吴宓，也曾多次写诗撰文，将徐志摩与雪莱相比较。如在《挽徐志摩君》诗中，吴宓这样写道：
牛津花园几经巡，但丁雪莱仰素因。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曾逢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 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 “保举自己作情人”
“爱情”是徐志摩的诗歌另一大内容，且一直贯穿其写作生涯。 朱自清曾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情诗：
他的情诗，为爱情而鼓咏爱情：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朱自清：《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朱自清的评价虽然不够周全，倒也抓住了徐志摩的情诗的主要特点：观念上的“理想主义+爱情至上主义”——即所谓“为爱情而鼓咏爱情”；创作方法上的“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即“不一定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 徐志摩的情诗，就主题和风格而言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表达爱情的追求或决心。
如《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最后那一天》、《起造一座墙》、《两地相思》。
这类诗，往往充满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 二是对于爱的甜美、温馨乃至迷醉一面的向往或追忆。
如《山中》、《她是睡着了》、《 别拧我，疼》。
这类诗，往往写的“缠绵”、“妩媚”甚至“香艳”。
三是表现爱的煎熬，爱的痛苦——亦即苦恋和苦爱的处境、心境和感情。
如《我等候你》的。林徽因信、诗）。
、《深夜》、《偶然》、《你去》（后两首专门为林徽因写这类诗，往往具有浓重的抑郁、忧伤色调。 四是写爱的幻灭或绝望。 如《枉然》、《活该》。
它们一扫徐志摩先前情诗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柔情，以及对忠贞爱情的信念，以决绝 或游戏的态度，短促的句式，写出了对女人，对负情者，对情爱恩怨的无所顾念。──它们或许是诗人后期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幻灭情绪的流露。
徐志摩爱情诗密切的联系着他的人生经历，以及爱情观、生命观、艺术观。 一方面，徐志摩把爱看作是灵魂的食粮，创作的源泉，艺术地生活的方式。因此，他对自身的恋爱，带有一种艺术观照和自我欣赏的态度。于是，他在情诗中既能大胆、真率的赞美甚至享受爱情；同时也能带着痛苦的快意，反复咏叹失望的爱，悲剧性的爱。这种以爱为美、以悲为美，甚至以咀嚼和回味痛苦 为美的审美方式，也是新月爱情诗乃至整个诗派的重要审美方式。
另一方面，正因为徐志摩极认真地把爱当作“生命的中心与精华”，把“爱的成功，看作生命的成功”，看作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在爱情问题上的波折，往往极易引起他对人生、对理想、对社会看法的变化。恋爱顺利时，他便觉得一切是美好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痛苦。当爱情产生波折时，他便格外敏锐地感受到自我价值和生命需求的挫败，并把这种挫折感加以自我扩张——连天地都变了颜色，和他一样伤感绝望。 这种相因于个人的价值取向、存在状态和情绪，来看取和表现现实世界的方式，正是徐志摩乃至新月诗人构筑其个人世界的基本方式。新月情诗及其他类诗歌中那种浓重的个人色彩、复杂矛盾的心态、以及反差极大的情绪，大都相关于此。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
徐志摩诗歌的另一大内容，是“人生”。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关于“人生”精神层面的追求、失落和喟叹。
徐志摩是自认和公认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诗歌，特别是前期诗歌，曾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与人生有关的种种冲动与追求：
对生命和生命的自我实现的肯定，如《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如《决断》、《黄鹂》；
对爱、人情、人世间和自然界永恒的美的赞颂，如《翡冷翠的一夜》《天国的消息》、《他眼里有你》；
对未来、光明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如《要为寻一个明星》。
、《难得》、所有这些诗作，都带有浓重的理想色彩；甚至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执着和至死不悔的决心（《无题》）。
——这些都是他个人精神世界中积极、乐观的一面；从中亦不难看出欧美个性主义思想的鼓舞和底蕴。
徐志摩的另一类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所揭示或展露的，却是另一种心态：一种对于生活，对于理想，对于一切追求、向往无法掩饰的怀疑和绝望。失望与失落，遂成为徐志摩人生喟叹的另一主题——
《残诗》是对现存世界永恒性的怀疑，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残春》写鲜花残败后，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冬上”，是一种对生命短暂性的感叹。
《残破》中，诗人“深深的在深夜里坐着”，“思想”、“意识”，连“呼吸”也是“残破”的，“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追迫着，追求着黑暗与虚无！”这或许是诗人对先前价值观的否定。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幻灭和由此所产生的彷徨。
，不仅仅是写爱的失落，还包括一切美好梦想的在《谁知道》、《生活》、《火车擒住轨》等为数不少的诗作中，诗人对“走错了道儿没有”，对“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都陷于深深的怀疑和不可知之中，唯一能切实感到的，只是一片无法挣破的黑暗。
我们在这生命里到处碰头失望，连续遭逢‚幻灭‛，头顶只见乌云，地下满是黑影；同时我们的年岁、病痛、工作、习惯，恶狠狠的压上我们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无形中嘲讽的呼喝着，‚倒，倒，你这不量力的蠢才！‛因此你看这满路的倒尸，有全死 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挣扎的，有默无声息的……嘿！生命这十字架，有几个人抗得起 来？（《‚迎上前去‛》
顺便指出，在新月诗人中，这种灵魂深处的矛盾、幻灭和孤独感，是普遍的。刘梦苇的《希望》，朱湘的《当铺》，沈祖牟的《瓶花》，朱大柟的《感慨太多》，沈从文的《梦》，及卞之琳的《魔鬼的夜歌》等，表现的都是这类情绪。由之，使新月诗歌所展示的个人世界，普遍地带上一层浓重的伤感和阴冷。
总之，徐志摩（包括不少新月诗人）作为被另一文明所吸引和浸染的现代知识分子、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精神世界中，有一种深刻的矛盾：这就是热切的追求与深沉的失望矛盾并存的状态。而且，随着徐志摩愈来愈深入地陷入个人生活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之中，由追求的失败所产生的失落感、孤独感，便愈来愈占有主导的地位。因此，在徐志摩乃至新月诗派的诗歌世界中，既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和情绪旋律并存、纠结和冲突的状态，又可以感受到诗人们愈来愈趋向于怀疑、感伤和绝望。
正是这种怀疑、感伤和绝望，使徐志摩乃至整个新月派后期诗歌带上了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色彩。
因此，茅盾的感觉是对的：
《猛虎集》是志摩的‘中坚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我称他为‘末代的诗人’，就是指这一点而说的。[1]
[1] 茅盾：《徐志摩论》。 “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
郁达夫说徐志摩有一种“燃烧性的热情”：
志摩生前,最为人所误解,而实际也许是催他速死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一重性格,是他的那股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的热情。这热情一经激发,便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不可。发而为诗,就成就了他的五光十色,灿烂迷人的七宝楼台,使他的名字永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志摩四十岁》）
这种热情，决定了徐志摩只能是抒情诗人——他长于抒发个人的性灵与情绪。 徐志摩说：“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个感情性的人。”“感情，真的感情，是难得的，是名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我们不应该拒绝感情，或是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 [1] 对于这种认识，徐志摩曾经作过如下的解释：
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感情，先天的与后天的，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织成有文章的整体。
……所以我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的，那是社会组织的基本成分。 正因为感情对于人生和社会都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于是，忠实真挚地表现性灵、自我、特别是自我思想情绪，便成为徐志摩最高的美学和诗艺追求：
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识。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库，不是他的逻辑。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掷在平面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他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论他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棵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2]
于是，徐志摩说自己的诗作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事实亦是如此，徐志摩的全部诗作，都可看作他同时期思想情绪的忠实纪录。（如“离别”与《去吧》；“电报”与《“拿回吧，劳驾，先生！”》、《消息》）
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到：徐志摩重情感、情绪表现的审美倾向，同他所受到的西方、尤其是英美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徐志摩乃至新月同人，大都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坚强的个人主义者”，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生命自我实现的意识，是新月同人的基本一致的人生观和生命哲学。加上英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推波助澜，反映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就体现为他们强烈地要求着“实现生命”，实现“我之所以为我”，并将这种实现和自我表现作为人生和诗艺相统一的真谛。换言之，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写诗，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创作，而是一种生命和自我的实现、表现乃至宣泄。
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中说：
人类最可宝贵的，是刹那间灵感的触发，（虽是俄倾，谁说不就是永久？）记载这自己情感的跳跃，才是生命与自我的真正实现。[3]
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自我表现的要求，发而为诗，便自然而然地表现为不仅倾尽全力地坦露个人的精神世界，而且也全力以赴地突现抒情主体——“我”。翻开徐志摩的诗歌，大多数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抒情诗。 徐志摩的种种变化，让朋友们十分着急。为了让他摆脱这种困境，1931年2月，胡适特意安排徐志摩到北京大学担任研究教授。徐志摩就住在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的家中，同时还兼任女师大教授。由于陆小曼坚持留在上海[3]，徐志摩只得经常在平沪两地奔波。加之夫妻关系不和，徐志摩并没有真正摆脱困境。飞机失事前两天（11月17日），就因与陆小曼的矛盾，两次离家而去。
1931年11月19日早上8点，徐志摩搭乘“济南号”邮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10时10分抵徐州，曾发一信给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10时20分继续北行，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上大雾，飞机误触山头，机身着火遇难。终年35岁。[4]
王映霞后来回忆说：
徐志摩的遗体从出事地点运到上海后，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并在静安寺设奠。文艺界人士举行盛大的追悼会。达夫前往参加，回来对我说：‚死，总是一件可悲的事情，而志摩之死极尽哀荣，大厅里人山人海，挽联挂满了墙壁，花圈从灵党一直放到天并里。我将来死时能有这样场面，死也腥目了。‛达夫又说；小曼的挽联写得很得体，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它是这样写的：
多少前尘成蘁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