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带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启示（提纲）
丁东红（中央党校哲学部）
一、当代生态运动的成就与困境
自从196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爆发以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以来，生态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各种生态环保组织包括以“绿色”为标识的政党出现在社会舞台与政治舞台上，发出了巨大的声浪。在这一社会运动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思想深刻而且有着卓越预见性的学者，他们的见解和理论十分值得关注。詹姆斯·奥康纳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一个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奥康纳不仅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对环境的保护，而且对几十年来的生态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不否认生态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比如持续不断的宣传已经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许多现代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已经堵塞了子孙后代的生存之路；又比如，环境保护措施正在一些不同的领域中推进，而且取得了许多部门性、地区性的成果。但是奥康纳指出，以往两种主要的生态主义思潮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强调自然作用的地缘政治和强调文化作用的身份政治各执一端，实际上，一个是将生态恶化归因于自然进化的结果，另一个是将生态恶化归因于科技发展的结果。从上述两种立场出发，得出的都是悲观的结论：人口及其需求的增长与有限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可克服，因此生态环境恶化不可逆转；人类需要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异化后果又不可避免，所以技术理性的膨胀无法遏制。“上述两种政治观点由于躲避了资本和经济阶级的话题，把其各自的理论视域局限在‘自然’和‘文化’的方面，因而事实上没能真正对他们所努力探寻的内容，即‘真实的发展’做出研究”i。这样的认识及其相应的理论，怎么能给生态运动带来积极的推动力和光明的前途呢？
二、奥康纳的“超越性”思考
奥康纳试图超越于上述两种思潮之上另辟蹊径，他提出了一个既植根于人类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又萌生出希望之芽的新思路——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和思想方法去统领生态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ii他希望运用这种方法论模式，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破解中找出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
奥康纳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从“资本”、“阶级”入手，也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新时期的矛盾入手，找出人类社会发展中主体方面的问题症结。当然，这是一个宏观主体，是以阶级、利益集团、民族国家以致整个人类为单位的主体。检讨人本身的生产和生存方式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检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另一方面，自然界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iii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是无法协调的。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
1 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改变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社会产品分配、使用方式，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性环节。
这样一种制度性的分析批判深刻而切中要害，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天才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只要人类存在着，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之间始终处在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之中。
奥康纳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对于历史上的思想巨人的捍卫或崇拜之情，而是通过客观冷静的分析和梳理，既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重新肯定了其中一些核心理论与基本原则，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认识生态问题上的历史局限性，然后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提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途径。他指出：“马克思本人把‘文化’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它视为与社会的基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一意义上，他无疑是前人类学的。这种‘缺陷’导致了他对协作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的理论研究是不完全的。”iv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奥康纳以“协作”（cooperation）范畴作为中介，将自然、文化、劳动三者的关系协调起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了新的阐述。他提出，不能遮蔽经济和社会阶级在自然与人类关系问题上的核心地位，“现在也许是一个重新建构阶级政治学以及它与地缘政治学和身份政治学的结合方式的很好的时机。”v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
我们不能低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生态文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而且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问题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解过去，同时还在于能够改变未来。„„很少的人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成为什么样子？”vi奥康纳认为，这个涉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有关自然界的问题既然被预设在社会之中，那么首先就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劳动将成为什么样子？劳动者应该为了
vii什么而工作？社会的财产关系及权力应该是什么样子？”而这些恰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为关注并力求解决的问题。这些有关人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人自身的行为目的、行为调节、行为合理性问题，正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奥康纳巧妙地点出了生态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的内在联系，突出地强调了人及其生存自觉性的核心地位。
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公正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上，这样一种认识进一步向我们启示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崭新意义：社会制度变革不只意味着某个阶级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方面的解放，而且关乎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因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导致的人类利益纷争必然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中应该包含这样的新内涵：人类不仅要从扭曲的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中获得解放，而且要从扭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这就是奥康纳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实质性目的，人类应该也必然拥有美好的前景。
i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31页。（以下凡引自此书只注页码） ii 第59页。 iii 第16-17页。 iv 第68页。 v 第151-152页。 vi第149页。 vii 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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