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它比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还要早一百多年，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的全名叫做《輶（ｙóｕ犹）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谓“輶轩”就是古代使臣所乘坐的轻便的车子，在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这即是说：周秦时代，每年八月在五谷入仓之时，就由最高统治者派遣一些使者坐乘轻便的车子，到各地采集诗歌、童谣和异语方言等，并以这些材料考查风俗民情，供执政者作参考。到了西汉的扬雄，就把这些采集来的材料加以分类编纂，成为一集，这就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因这个书名太繁，所以人们都简称之为《方言》。
作者扬雄（公元前58年——公元18年），字子云，四川成都人（古谓之蜀郡人）。他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前汉书•扬雄传》载：“（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可见扬雄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学出众的大学者。汉成帝时他担任过给事黄门郎。他精于古文字学，尤其擅长于古文奇字。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仿《史籀篇》和《仓颉篇》作《训纂篇》。他的语言学的代表作——《方言》，也正是模仿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写成的。《尔雅》和《方言》相比，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尔雅》除了诠释“古今异言”之外，还搜集了大量的“方俗殊语”；而《方言》也同样是诠释“别国方言”和“绝代语释”。不过，这两部书编辑体例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按照词义不同来归类的。 其不同点主要有二：第一，《尔雅》的内容主要是“古今异言/以今言释古言；而《方言》的内容则主要是以通语释方言。这两部书若能互相配合使用，那就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对于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方言》是扬雄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说，扬雄治《方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凡九千字”，共十五卷。我们所能见到的今本《方言》是晋代郭璞的注本，只有十三卷。„‟至于字数，据清代学者戴震的统计却有11900百多字，比应劭所见的本子多出了将近三千字，可见这些字均为郭氏以前的学者所增。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方言》当在此年脱稿，由此可以想见，扬雄也很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编完全书就离开了人世。《方言》所记载的方言殊语所属的区域极为广阔：北起燕赵（今辽宁、河北一带），南至沅湘九嶷（今湖南一带）；西起秦陇凉州（今陕西、甘肃一带），东至东齐海岱（今山东、河北一带）。甚至连朝鲜北部的方言也均有所搜集。“它是开始以人民口里的活语言作对象而不以有文字记载的语言作对象的”，真可谓“中国语言史上一部„悬日月不刊‟的奇书。”（罗常培：《方言校笺及通检•序》）我看罗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方言》的释词体例大致与《尔雅》相似，它虽然没有象《尔雅》那样明确地标明门类，但也基本上采用分类编次法。比如第八卷是诠释与动物有关的词：虎、獾、鸡、猪等等。第九卷是诠释与器物有关的词：戟、矛、箭、剑、盾等等。第十一卷也基本上诠释与虫豸有关的词：蜻蛉、蝗螂、蚍蜉、蟒等等。其方式是：先举出一个词语来，然后说明“某地谓之某”，或“某地某地之间谓之某”。比如卷十一释“蝉”的一条说： 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陈郑之间谓之螂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其大者谓之，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大而黑者谓之（音栈），黑而赤者谓之蜺……。这不仅把蝉的异地异名说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把蝉因大小、颜色不同，其称呼也各异的情况，讲得明明白白。比如我们读孟郊的《征蜀联句》：“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蚻（Ｚｈá札）。”这个“蚻”字一查《方言》就解决了，是指小的蝉而言。这就比《尔雅》那种只用一个词来解释几个乃至于几十个同义词要精密而准确得多。就《方言》记载的内容看，也还包括古方言、今方言和冲破了区域限制制的普通话。
扬雄的解说用语也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六种：（1）凡说“某地语”或“某地某地之间语”的，都是指各地不同的个别方言。如“箭，自关面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鍭（音侯），关西曰箭。”“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2）凡说“某地某地之间通语”的，是指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如“傺、眙，逗也。南楚谓之傺，西秦谓之眙。„逗‟，其通语也。”可见“逗”是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3）凡说“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或“四方之通语”的，都是指普通话而言。如“腼、饪、亨、烂、糦、酋酷，熟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腼，徐扬之郊曰饪‟嵩岳以南陈颍之间曰亨。自河以北赵魏之间火熟曰烂，气熟曰糦……„熟‟，其通语也。”这个“通语”，实指普通话而言。（4）凡说“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都是指古代不同的方言。如“假、怀、摧、詹、戾、艐，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5）凡是一个地方单举的，它必然是一个单独的方言区域。如“舒勃，展也。东齐之间凡展物谓之舒勃。”（6）凡是某地和某地经常一起并提的，它们基本上是一个方言区域。如秦晋并提，东齐海岱经常并提，南楚江淮经常并提，宋卫经常并提，梁益经常并提，北燕朝鲜经常并提等等。
从以上这六点来看，扬雄在两千年以前就能用各地区语言的联系与区别的观点来研究语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通过他的分析和比较，就能使我们基本上看出秦汉时代方言区域的梗概。
说《方言》是一部很有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比如在《方言》卷三中说：“官婢女厮谓之娠。”所谓“女厮”，即指送给使者的妇人（娠），而这种制度在汉前及汉代均有。汉代的统治者对农民是很轻视的，如在《方言》卷三中又说：“儓……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庸贼谓之田儓。”这些称谓，也给后世人研究汉代的阶级关系提供了资料，通过这些语汇资料，也能使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当时的某些社会现实。
其次，对后人阅读和研究古代史籍及文学作品都有帮助，《方言》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比如我们读《逸周书•王会》时，会见到“鲛瞂利剑为献”一句。那么这个“瞂（ｆá伐）”字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一查《方言》就解决了。在《方言》卷九中说：“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这就是说，“自关而东”这一地区，有人把“盾”叫做“瞂”。再比如我们在阅读古籍时，经常会碰到“蝾螈”一词，旧《辞源》和新《辞海》等工具书都说这种动物与守宫类似，但始终没有说明何地才称“蝾螈”？而《方言》却说得清清楚楚：“守宫？……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不仅如此，就连秦晋、西夏、东齐海岱、北燕等地对守宫的叫法以及水陆两类的名称也都一一罗列，这真是“求一而得三”。
第三，《方言》是记载古代不同地区的不同语汇，而《尔雅》却是以收集研究古代的同义词为主，若能将这两部书对照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古代的某些通用语，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缩小而演变为后来的方言；而古代的某些方言，也很可能由于它的词义范围的扩大演变为后来的通用语。这就给我们研究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今方言的糅合、祖国各方言区语言的发展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从《方言》全书中还可以发现，今天的某些方言土语有很多是依古代某地区方言土语沿用下来的。比如山东莱阳一带的人说：“这个人真是个松（ｓōｎｇ）包！”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人真懦弱”的意思。这个“松”字在《方言》中就写为“倯”，古今词义完全一样。可见，《方言》也是我们今天编撰当代的方言词典所必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第五，“即异求同，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也很值得我们借鉴。郭璞在《方言注•序》中概括得好：“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辞之指韵，用乖途而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从横的方面说，他是罗列了同时代的许多地区性的方言；但从纵的方面看，扬雄也并没有忽略语言的时代特征。他这种发展的观点的建立，是以语言的实际为基础的，所以也是科学的，其编撰方法也是有系统的、连贯的、有条不素的。
第六，《方言》中的语言材料，不是从书面到书面，而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所积累起来的。这正如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所说：“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这也就表明扬雄自己经常手拿毛笔和四尺涂上油的白布，到处调查方言。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方法对我们也颇有启示：古人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不能作得更好吗？ 当然，《方言》也同中国古代的其它工具书一样，都存在一定的缺点。《方言》的主要缺点是：（1）在词的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把这一万多字分成十三大卷，未免过于粗疏。（2）错误多。有的是前后错乱，有的地方有讹字衍字，也有脱落和倒置。这里面有郭璞原本的错误，有郭璞以后到隋唐传写的错误，有宋以后传刻本的错误。（3）编排体例不够科学。倘若没有“通检”的帮助，那就实在难于检查。虽然如此，《方言》仍是一部世界罕见的文史工具书。它在中国词源学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方言》问世以后，注释家们争相为之作注，首先给《方言》全面而细致作注的是晋代的郭璞。郭氏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他的《方言注》在解说词义方面与他的《尔雅注》相同，都是以今言释古语的。他的注释原则是：《方言》原书中释词不清晰的，他便进一步加以明确的解释；对一些不易理解的特殊语词和特殊文字，就用普通语词加以浅近的解释，使人容易明了；用晋代的复音词解释汉代难懂的单音词；对有一些因为语音不正而产生的“转语”，他都一一加以说明。郭璞真是一位善治《方言》之学而为世代所赞誉的功臣。 到了清代，《方言》颇为“小学”家所重视。戴震以《永乐大典》中的《方言》为依据对明本《方言》正伪补漏，写成了《方言疏证》一书。也就是说，他不仅根据《永乐大典》本改正明本的错误，同时，他又根据古书的引用来改正《永乐大典》本的错误，所以戴震的本子一致被公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善本。另外，清人卢文弨根据不同的刻本和校本又加增订，写成了《重校方言》，其中还附有《校正补遗》。其实这两个本子各有千秋，周祖谟先生说：“论学识卢不如戴，论详审戴不如卢。”（《方言校笺及通检•自序》）这话是很对的。若要对《方言》进行研究，戴、卢二氏的本子都是极为重要的参考书。戴震的《方言疏证》在《戴氏遗书》中有，《四部备要》中单独成卷。卢文弨的《重校方言》有《丛书集成》本。《方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某些方面情况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方言》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在方言词汇、方言语音调查的规模和记录手段、工具都已远胜古人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铭记扬雄握笔携绢，口问手写，孜孜不倦的开创之功。《方言》作为\"悬诸日月而不刊之书\"，在中国语言学史和世界语言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当是当之无愧的。
有关学者认为，《方言》是第一部以人民口头的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书籍，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语言史上都是一部“悬诸日月不刊”的奇书。
有人认为，扬雄对方言的调查研究完全靠的是自己的个人力量。那么，扬雄是如何对这些方言进行调查研究的呢？目前看来，他可能通过三种途径，进行方言的调查研究。一是利用官方提供的条件进行实地调查。汉末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说是周秦时，朝廷常派一些使者乘坐轻便的车子到各地去采集诗歌、民谣和方言，并借以考察风俗民情，供执政参考。这里的“輶轩”指的是轻便的车子。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化解方言的不通，也曾采取措施研究方言。扬雄《方言》一书的全称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说明扬雄编纂《方言》与輶轩使者采集方言有关，很可能他就做过这样的采集工作，或者是在随皇帝出游时顺便开展过方言的调研。二是查阅古代留下的方言文献资料。周秦时，朝廷重视方言调查，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方言资料。扬雄43岁时，曾上书给汉成帝，请求给他三年的薪俸，不任职务，专门到皇家图书馆去查阅和研究方言资料。汉成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不仅薪俸照发，还特赐钱六万，让他专心从事方言的研究。对这些方言文献的研究是他写作《方言》一书的重要基础。三是向不同地方的人进行调查。扬雄是以口头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对活语言的研究，重视对口头语言的调查。他在京城经常向来自各地的官员、推举的士人、往来的客商和驻守的士兵以及外国的使者进行方言调查，详细了解各类方言的发音、含义、文字等情况，这在《方言》一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来，说明他下了很深的调查研究的工夫。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会有《方言》一书。
《方言》形成之后，只有晋代的郭璞继承了扬雄的精神，继续对方言进行了研究。郭璞在《方言注》中，对汉代和晋代一些方言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说明他也是进行过大量的语言调查工作的。这两本书，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方言、古代语音变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的是，后来从事方言研究的人寥寥无几，方言调查也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但从扬雄编著《方言》以及郭璞对方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语言学研究上是非常重视和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
二、汉语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