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几个深层理念 1.双赢互利的理念
为什么要树立双赢互利的理念,因为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具体说来,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例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参与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如果更深入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
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不仅符合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东西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
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总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说明执政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1.2“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
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 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特别是随着人均GDP 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它们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国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
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
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2.3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 (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
(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
(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
(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这种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领域,便承担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离析出一种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它可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
正与社会公平,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臵资源的地方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道变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在市场与国家失灵的处所,都会潜伏一种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居、恶性运行。若不出现一有效机制进行角色安排,建构和谐社会则是空中楼阁。新型公共性是建构和谐社会
的重要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则充分体现在公共性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的治理包括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所下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有三点: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新口号,业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的说法是便于对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俞可平将善治界定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
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将善治视作为治理的理想状态。接着他又将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六点。总之,“善治
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从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而这种过程与模式本身就是谋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努力。善治,它几乎就是当前所构划的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善治是和谐社会的治理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的最佳实施过程。
3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
具体说来,就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臵、社会认同、社会结构,也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这里只说一些要点。
3.1人际关系方面
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要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人化机制,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从社会获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从而能够
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主要手段学习,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一个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3.2资源配臵方面
就资源配臵方面看,这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的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
3.3社会认同方面
就社会认同来说,它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础,必须处理好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等认同类型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功能,在当前,还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社会认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必须说,一个社会认同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3.4社会结构方面
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它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与否。社会结构还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能够达到的限度。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
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也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例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影响着、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谁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社会发展来说,一般地讲,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后,就面临这样的形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的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国家, 真正是创造了奇迹。中国能够这样,主要要归功于实行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正是根据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
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两者良性循环。
4 和谐社会的理论前提、现实理由和重要特征 4.1以人为本理念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主体上也就是人的方面,真正解决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1956年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样强调:“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怎么就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毛泽东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实质上是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使用阶级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口概念。这是因为,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必须首先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以组织阶级队伍领导
革命。尽管我们要把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然而革命是要流血牺牲掉脑袋的,实际上只能把本阶级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过程中还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激化矛盾,以打击敌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思想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这是通过搞好党的建设来驾驭前两个法宝。此乃毛泽东的成功之道。有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讲红军时期毛泽东曾出题考还是红小鬼的胡耀邦,先问你懂军事吗?胡耀邦对军事的战略、战术说了一通。毛泽东说,你对军事理解的还不够到位。什么是军事呢?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够死拼到底。然后毛泽东又问什么是政治呢?胡耀邦讲了阶级斗争,群众工作。毛泽东又说你对政治的理解也不深
刻。政治就是把赞成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善于把反对我们的人变成赞成我们的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中国革命因此赢得胜利,共产党成了中华大地上的执政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
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了平等的国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2结构转型期是提出和谐社会的现实原由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建立新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会逐步地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一部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怀旧,今不如昔。它的危险性在于,这种眷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同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断取得成效而沉寂下来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从而成为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一些抱有极“左”主张的人,打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号,改头换面地贩卖“左”的一套,使改革的舆论环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势。
二是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至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总要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原来旧体制下的各种矛盾以及在改革启动阶段尚未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改革进程中受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
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
四是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这种碰撞突出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
